第八篇 四十六·明代之政制

今再谈及明代政制之腐化。

由于明代承平年岁甚久,遂使科举进士日重而学校贡举日轻。但学校可培育社会需用之人才,科举却只是就社会现有之人才中选拔之,荐举更为稀少。于是人才多由科举进士中出。

英宗天顺年间开始,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准入内阁,但翰林人才只限于某些科目,并非完全齐备。而此后之庶吉士变成有名无实,并不再受重视。但当时之进士,没有理想职位时多数请假返乡,甚至有家居数十年者,等到有尚书侍郎的官职,才入朝供职。

明代之翰林院为储备人才之地,吏部则为选举人才之所,此两处为明代所特重。

明代吏部的选举法有四种:一为学校,二为科目,三为荐举,四为铨选。天下人才,大致出于上述四类。可见吏部之权重。

当翰林院无法培植人才时,吏部选举曾有用抽签之法,分四个地区抽签:一为东北,以北京、山东地区为主;二为东南,以江、浙、闽、桂及江西为主;三为西北,以陕西、山西为主;四为西南,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官方与民间均十分赞同,认为十分公平。

至于科举,则初为考经义,后变为八股。顾亭林谓:“科举之害,等同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坑儒。”因此造成明代士人与官僚学识空虚,胸无点墨。由于明代帝王怠惰专横,虽然当时风气奖励廷臣发表议论,但由于空疏无学,只是叫嚣而已,遂至于以议论误国。

朝中大臣趋炎附势谄媚成风,互为倾轧,遂使党争日烈。地方官员则毫无教养,浪费公款,无补时政。而土豪劣绅与日俱增。顾亭林《日知录》批评道:“万历以前,朝政尚是小康。而万历以后,有法令而无教化,造成老者不教,幼者不学,成为俗之不祥。”当时之人只是空谈明心见性,而不谈修己治人之实学。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其所著书,多是盗窃。因此造成社会日乱,神州倾覆。

由于明代世局平静,武备军事相应松懈了。军政尽归兵部统管,边疆遇有骚扰,调兵拨饷统由兵部主理。武臣总兵毫无话事权。此后之卫所空洞无兵可用,致生募兵之制。

明代政治,起初靠君王有独裁之权,下有清廉负责之大臣,故尚可支撑大局。但由于宦官揽权,官僚不负责,造成政治教育破产,兵制、田赋崩溃,最后是国家经济破产。

至于明代财政,英宗以后,亦日见缺乏。其原因是皇宫内府供奉日广,皇室衣着重视新巧,饮食日费巨万。嘉靖、隆庆年间,皇室雇佣之厨工多达四千一百余名,其奢侈可见一斑。又如武宗修理宫殿,即加征田赋一百万两。再加上历朝宦官之贪渎,所费更多。

其次是宗藩。唐室的宗亲分散于民间,明室的宗亲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正德年间,已有皇室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到了嘉靖年间,经御史林润公布,天下百姓供京师粮四百万石,但要供应皇室宗亲禄米却需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全部供给诸府,还不足一半。此后历朝所欠供之禄米,年复一年,日益加重,皇室更难负担。

第三是冗官,尤其是武官过多。如景泰年间,京都卫所武职,一卫已有二千余人,全部三万余人,每岁需银四十八万两,米三十六万石,其他薪俸等动经百万。耗损国家储备,极为巨大。

嘉靖时,大臣刘体乾上疏道:“历代官员数目,汉代七千八百名,唐一万八千名,宋代冗官极多,至三万四千名。但到了明代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武官员达十余万,比宋代多数倍矣。”可见夏、秋税粮不足支付甚巨。

以上数端,使王室欠缺禄米,卫所缺月粮,边疆缺军饷,各省缺俸银,且冗官日多,募兵日增实减,因此民穷财尽,遂成亡国致命之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