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考察·医学的人文品格

现代人是越来越离不开医院了。从前,人在土地上生息,得了病也只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现在,生老病死,每一环节几乎都与医院难解难分。我们在医院里诞生,从此常常出入其中,年老时去得更勤,最后还往往是在医院里告别人世。在我们的生活中,医院、医生、医学占据了太重要的位置。

然而,医院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却是如此稀少。女人分娩,病人求医,老人临终,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最需要人性的温暖。可是,在医院里,我们很少感觉到这种温暖。尤其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医院里,我们感觉到的更多是世态炎凉,人心冷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医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

一个问题使我困惑良久:以拯救生命为使命的医学,为什么如此缺少抚慰生命的善意?没有抚慰的善意,能有拯救的诚意吗?

正是在这困惑中,甚至困惑已经变成了愤慨、愤慨已经变成了无奈和淡漠的时候,我读到了刘易斯?托马斯所著《最年轻的科学——观察科学的札记》一书,真有荒漠遇甘泉之感。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的医学家和医生,已于1993年病故。在他写的这本自传性著作中,我见识了一个真正杰出的医生,他不但有学术上和医术上的造诣,而且有深刻的睿智、广阔的人文视野和和丰富的同情心。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费因曼尝言,科学这把钥匙既可开启天堂大门,也可开启地狱大门,究竟打开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指导。我相信,医学要能真正造福人类,也必须具备人文品格。当然,医学的人文品格是由那些研究和运用它的人赋予它的,也就是说,前提是要拥有许多像托马斯这样的具备人文素养的医学家和医生。托马斯倡导和率先实施了医学和哲学博士双学位教育计划,正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眼光。

在这本书里,托马斯依据亲身经历回顾了医学发展的历史。他不在乎什么职业秘密,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是完全无知的,唯一的本领是给病人吃治不好也治不坏的安慰剂,其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最高明的医生也不过是善于判断病的名称和解释病的后果罢了。一种病无论后果好坏,医生都无法改变它的行程,只能让它自己走完它的行程。医学之真正能够医治疾病,变得名副其实起来,是1937年发明了磺胺药以后的事情。在此意义上,托马斯称医学为“最年轻的科学”。

从那以来,人类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从前无法想象的治疗技术。作为一个科学家,托马斯对技术的进步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但是,同时他认为,代价是巨大的,这代价便是医疗方式的“非人化”,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去不返了。譬如说,触摸和谈话曾是医生的两件法宝,虽无真正的医疗作用,但病人却藉之得到了安慰和信心。现在,医生不再需要把自己的手放到病人的身体上,也不再有兴趣和工夫与病人谈话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复杂的机器,它们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把两者的距离越拉越大。住院病人仿佛不再是人,而只成了一个号码。在医院这个迷宫里,他们随时有迷失的危险,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放在担架上推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托马斯懂得,技术再发达,病人仍然需要医生那种给人以希望的温柔的触摸,那种无所不包的从容的长谈,但他知道要保留这些是一件难事,在今天唯有“最好的医生”才能做到。“最好的医生”——他正是这么说的。我敢断定,倘若他不是一个公认的医学权威,他的同行一定会对他的标准哗然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制定这标准的那种神圣感情在今天已经成了人们最陌生的东西。

托马斯还有别的怪论也会令他的同行蹙额。譬如说,他好像对医生自己不患重病感到遗憾。从前,患重病是很普遍的事情,医生也不能幸免。现在,由于医学的进步,这种机会大为减少了。问题在于,没有亲身经历,医生很难知道做病人的感觉。他不知道病人受疾病袭击时的痛苦,面临生命危险时的悲伤,对于爱抚和同情的渴望。他很容易不把病人当作一个真实的人,而只当作一个抽象的疾病标本,一个应用他从教科书上学来的知识的对象。生病是一种特别的个人经历,有助于加深一个人对生命、苦难、死亡的体验。一个自己有过患重病经历的医生,往往是更富有人性的。所以,托马斯半开玩笑地建议,既然现在最有机会使人体会生病滋味的只有感冒了,在清除人类其他疾病的进程中,就把感冒保留下来吧,把它塞进医学生的课程表里,让他们每年两次处在患流感并且受不到照顾的境地,这对他们今后做人和做医生都有好处。

很显然,在托马斯看来,人生体悟和人道精神应是医生的必备品质,其重要性至少不在医术之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医生自己必须是一个人性丰满的人,他才可能把病人看作一个人而不只是疾病的一个载体。

托马斯毕生从医,但他谈论起医学之外的事情来也充满智慧。我只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关于电脑。他说,人脑与电脑的区别有二,一是容易遗忘,二是容易出错。这看起来是缺点,其实是优点。遗忘是自动发生的,这使我们可以不费力气就把多余的信息清除出去,给不期而至的好思想腾出空间。倘若没有这样的空间,好思想就会因为找不到栖息地而又飞向黑暗之中。让关系出错更是人脑的一个美妙天赋,靠了它我们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在没有关联之处邂逅崭新的思想。这两个区别说明了同一件事,便是电脑的本领仅到信息为止,人脑的本领却是要让信息导致思想。电脑的本领常常使人惊奇,这很可能使一般人得出电脑胜于人脑的结论,但托马斯却从自己的惊奇中看到了人的优越,因为电脑没有惊奇的能力。

第二个例子是他对女性的评价。他非常感谢女性在幼儿教育方面的贡献,认为这是她们给予文明的厚礼,证明了她们才是记录和传递文化基础的功臣。由于女性对儿童的天然喜爱和理解,她们是更善于开启年幼的头脑的。他还看到,女性虽然容易为生活中的小事和事物的外表烦恼,但是面对极其重大的事情却十分沉着。形象地说,女性的头脑只是外部多变,其中枢却相当稳定。相比之下,男性的那个深处中枢始终是不成熟的,需要不断地重新定向。因此,托马斯相信,在涉及人类命运的大事上,女性是更值得信任的。

这两个例子都表明,托马斯对于人性有多么亲切的理解。人脑优于电脑、女性优于男性的地方,不都是在于人性么?我们不妨说,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抽象头脑更像是一种电脑。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还要提一下托马斯的另一个感想,它也许能帮助我们猜测他的智慧的源头。作为一个医生,他有许多机会通过仪器看见自己的体内。然而,他说,他并不因此感到与自己更靠近了,相反觉得距离更远,更有了两重性。那个真正的“我”并不在这些松软的构件中,其间并没有一个可以安顿“我”的中心,它们自己管理着自己,而“我”是一个局外人。托马斯所谈到的这个与肉体判然有别的“我”,除了称之为灵魂,我们就无以名之。不难想见,一个有这样强烈的灵魂感觉的人,当然会对人性的高贵和神秘怀着敬意,不可能陷入技术的狂热之中。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医生都具备托马斯这样的人文素养,这是不现实的,甚至也是不必要的。但是,中国当今的医疗腐败已经到了令绝大多数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凡是不享有特权的普通人,在这方面都一定有惨痛或沮丧的经验。人们之恐惧在医院里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已甚于对疾病本身的恐惧。这就使得医学的人文品格之话题有了极大的迫切性。

毫无疑问,医疗腐败仅是社会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其整治有赖于整个社会状况的改善。但是,由于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死安危,医疗权利实质上就是生存权利,所以有理由得到特别的关注。问题的解决无非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他律,包括医生资格的从严审定,有关医生责任和病人权利的立法,医疗事故的公正鉴定和制裁等等,另一是自律,即医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水准的提高。

在我与医院打交道的经历中,有一个现象令我非常吃惊,便是一些很年轻的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医生,显得比年长的医生更加冷漠、无所谓和不负责任。有一回,我的怀孕的妻子发热到40度,住进我家附近的一所医院。因为青霉素皮试过敏,那个值班的年轻女医生便一筹莫展,入院数小时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征得她的同意,我通过电话向一家大医院求援,试图从那里得到某种批号的青霉素,我的妻子当天上午曾在那家医院注射过这种批号的青霉素,已被证明不会引起过敏。可是,我的联系很快被这个女医生制止了,理由竟是这会增加她们科的电话费支出。面对高热不退的妻子和吉凶未卜的胎儿,我心急如焚,这理由如此荒唐,使我无法置信,以至于说不出话来。我只好要求出院而去那家离家较远的大医院,谁知这个女医生听罢,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剩下若干同样年轻的医生,皆作壁上观,对我的焦急的请求一律不予理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出类似情形使我失去一个女儿的遭遇,这才得以办成出院手续。

记载我的丧女经历的《妞妞》一书拥有许多读者,而这些年轻的医生都不曾听说过,对此我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感到寒心的是,虽然他们名义上也是知识分子,我却觉得自己是面对着一群野蛮人。直觉告诉我,他们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活的,因而我无法用我熟悉的语言对他们说话。托马斯谈到,他上大学时在一家医院实习,看见一位年轻医生为一个病人的死亡而哭泣,死亡的原因不是医疗事故而只是医学的无能,于是对这家医院肃然起敬。爱心和医德不是孤立之物,而是在深厚的人文土壤上培育出来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医学院肯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只能期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医学院培养出的医生中,多一些有良知和教养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少一些穿白大褂的蒙昧人。

19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