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和平》有感1200字

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有真正意义上的擎天柱,它就是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上帝,启蒙运动的领导者的信仰是自由、平等、博爱,南极探险家斯科特的信仰是英格兰的荣誉。信仰成为西方人创造伟大事业的动力,也成为道德生活的准绳。

自然,并非人人都抱定信仰而生活。俄国贵族中的半数是在东正教旗帜下的钻营挖墙者、荒淫无道者、背信弃义者。信仰在这一类人身上从未诞生,无论是奉献上帝、推进社会甚至光宗耀祖都与他们毫无瓜葛。瓦西里公爵,一位投机取巧、趋炎附势的政客典型。在他身上看不到什么巨大的罪恶:谋财,但不害命;势利,但有时也扶危济困;见风使舵,却倒也未把一船人沉入海底。但他的确是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不快形象。究其可恶,无非在于无德、无信仰。

有信仰的人多是可爱的,哪怕他们并非正面角色——不单在《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中的沙威更是范例。这是西方作家乐于设计的,也是事实。

安德烈倾向于自由主义,皮埃尔则更依赖宗教。安德烈是有信仰的:开创新俄国——用政治与军事的手段;皮埃尔也试图革新社会——用宗教和社会福利疗法。

安德烈的信仰崩溃有两次,均是战斗负伤之后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可以理解为顿悟,但若要贬其为退缩也不无道理。第一次,他试图在奥斯特里茨建功立业。然而此役是俄奥联军的耻辱。但令他无奈的不是失败,而是败得荒谬:俄奥联军拥有一切优势:从兵力、士气到地理,但指挥官之间的争权夺利、军队的盲目自大,将唾手可得的胜利拱手相让。

第二次,是他放弃了娜塔莎之后,投身于军队而试图淡忘痛苦。他放弃了在宫廷中供职的、令人眼红的机会,毅然担任步兵团团长,开赴博罗金诺战场。这一次,他的团尚未接敌,就被弹片击中,送进医院,最后因并发症牺牲。

研究他的两次破灭,可以发现信仰的大敌,即与现实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不是抵触、碰撞、斗争,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无奈感。多数战争远不是安德烈梦中的那样——万众一心、酣畅淋漓、英杰辈出。它成为了政客的游戏、人民的地狱。他那套“提携玉龙为君死”碰上了许多琐屑、荒唐的障碍,这绊倒了他——而非击败了他。这令我联想到巴尔扎克笔下的大卫(《幻灭》)、罗曼罗兰笔下的克里斯多夫(《约翰克里斯多夫》)。他们生死成败各不相同,而安德烈作为出身最高贵、结局最惨痛的一位,更鲜活而深刻地揭示着信仰的代价。更其不幸者,乃是他多次改道,最终甚至没有完成任何阶段性胜利。

信仰的诞生可以很简单:年少轻狂,再加上一点英雄文化的浸染;破灭时却更悲惨。不协调的信仰,可能带来灭亡——毫无价值的灭亡。然而不协调是必然的,因为信仰是对现实的超越。这种超越有时只是一级阶梯上的相对优越感——如小康之于温饱;有时却是飞跃、升华——如大同社会。量变达到质变,变之越多,不协调亦甚;故信仰越崇高,其痛苦亦越深。

至于皮埃尔之辈,痛苦自然更明了了。于是他发放福利、宣传教义,结果前者成为经手人的好处,后者成为上流社会的消遣。最后皮埃尔茅塞顿开,采取了保守、理性、中庸的方式管理庄园,以近乎“无为”的态度生活下去。他的思想境界没有下沉,但谁说他的信仰未曾“退化”呢?

信仰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它令人可爱、可畏,它又带给我们痛苦、崩溃。的确,无信仰的自由人驰骋在每一个国度与时代,但没有方向的旅途,怎么保证不在原地徘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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