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重译

史贲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2〕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3〕,鲁迅译的《毁灭》〔4〕,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5〕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6〕。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七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2〕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3〕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

〔5〕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6〕绥拉菲摩维支(A.C._J^GYJg,1863—1949)苏联作家。《铁流》是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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