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1〕

  

  旭生〔2〕先生:

  前天收到《猛进》〔3〕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4〕先生寄来的。无论是谁寄的,总之:我谢谢。

  那一期里有论市政的话,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来。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5〕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6〕,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

  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7〕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8〕。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鲁迅。三月十二日。

  鲁迅先生:

  你所说底“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诚哉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你所说底“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实在是最痛心的话。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有许多人讲话和写文章,还可以证明人心的没有全死。可是这里需要有分别,必需要是一种不平的呼声,不管是冷嘲或热骂,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证验。如果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文章里面,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说的写的怎么样好听,那人心已经全死,亡国不亡国,倒是第二个问题。

  “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给适之先生略谈几句,他说现在我们办月刊很难,大约每月出八万字,还属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万字,就几乎不可能。我说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万字才出,有七八万就出七八万,即使再少一点,也未尝不可,要之有它总比没有它好的多。这是我第一个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种通俗的小日报。现在的《第一小报》,似乎就是这一类的。

  这个报我只看见三两期,当然无从批评起,但是我们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总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这种小报总要记清是为民众和小学校的学生看的。所以思想虽需要极新,话却要写得极浅显。所有专门术语和新名词,能躲避到什么步田地躲到什么步田他。《第一小报》对于这一点,似还不很注意。这样良好的通俗小日报,是我第二种的希望。拉拉杂杂写来,漫无伦叙。你的意思以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给我的信旱看见了,但因为琐琐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现在才能作答。

  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来,那当然又作别论。

  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9〕与《群强报》〔10〕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11〕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

  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12〕,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13〕的讲动物生活,Fabre〔14〕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15〕,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16〕。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鲁迅。三月二十九日。

  鲁迅先生:

  你看出什么“踱进研究室”,什么“搬入艺术之宫”,全是“一种圈套”,真是一件重要的发现。我实在告诉你说:我近来看见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极了。看见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话(见《语丝》第二十期),好像大热时候,吃一盘冰激零,不晓得有多么痛快。总之这些字全是一种圈套,大家总要相戒,不要上他们的当才好。

  我好像觉得通俗的科学杂志并不是那样容易的,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想,所以对于它觉暂且无论什么全不能说。

  我对于通俗的小日报有许多的话要说,但因为限于篇幅,止好暂且不说。等到下一期,我要作一篇小东西,专论这件事,到那时候,还要请你指教才好。

  徐炳昶。三月三十一日。

  

  ※        ※         ※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四月三日北京《猛进》周刊第三、五期。

  〔2〕旭生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的主编。

  〔3〕《猛进》 政论性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4〕玄伯 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猛进》周刊自第二十七期起,由他接编。

  〔5〕指徐树丕,字武子,号活埋庵道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明末秀才。明亡后隐居不出。著有《识小录》、《活埋庵集》等。

  〔6〕“强聒不舍” 语出《庄子·天下》:“强聒而不舍者也。”

  意思是说了又说,不肯停止。

  〔7〕“戊戌政变” 一八九八年(戊戌)光绪皇帝采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的主张,于六月间开始,任用维新人士参预政事,颁布新法,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于九月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害维新运动领袖谭嗣同等六人,并通缉康有为、梁启超,废除新法,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历史上称为“戊戌政变”。

  〔8〕《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关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并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思想革命”,指《新青年》提倡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运动。

  〔9〕《第一小报》 北京出版的小型日报。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创刊,自创刊日起曾连载译自日文的《常识基础》一书。

  〔10〕《群强报》 北京出版的小型日报。一九一二年创刊,内容不注重时事新闻,大部分是低级趣味的文字。

  〔11〕皇帝何在,太妃安否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十二日被迫退位。按照当时所订优待皇室的条件,他们仍留居故宫;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才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里是说溥仪等被逐后,当时还有人在关心他们的命运。

  〔12〕禁缠足 清顺治二年(1645)、康熙元年(1662)、三年清廷曾先后下过禁止缠足的诏文,但未严格执行,而且在一六六八年重新开禁。关于垂辫,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但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这件事曾引起各地人民广泛的反抗斗争,有许多人被杀。

  〔13〕Brehm 勃莱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著有《动物生活》等。

  〔14〕Fabre 法布耳(1828—1915),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

  〔15〕指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前后思想和文艺界的一种情况。曾经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站到反动势力方面去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它的副刊《读书杂志》上,劝人“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同时还有一些人提倡所谓“纯文艺”,主张作家固守“艺术之宫”。这类思潮在当时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坏的影响。

  〔16〕中庸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