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怀疑与信仰》原文及赏析

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的人来,说今年是建校九十周年,想印个纪念文集,希望我写点什么。我有些胆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听听的话好说。但又义不容辞,这有如为亲长开个纪念会,不管我怎么可有可无,也非参加不可。问内容有没有什么限制,说要围绕“我与北大”写。写什么呢?大事,没有;琐细,敝帚享之千金,读者会厌烦。困难中想出一条路,几年以前,感到衰迟之来,常常更加怀念昔年的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境,于是把一时的记忆和观感写下来,零零碎碎,集到一起出版,名为《负暄琐话》。其中不很小的一部分是谈我上学时期的北大。“我与北大”,命题作文,我算是已经写了后一半。还有前一半,“我”,没写,这次就无妨以此为内容,算作补阙或拾遗。

写“我”,选与北大有关系的,也太多了。多,无妨,篇幅可以拉长。有妨的是性质太细小的,如饥餐渴饮,太偏僻的,如个人恩怨,都不值得说,因为,用时下的话说,是没有教育意义。想了又想,想出上面那个题目,自己认为,分量超过饥餐渴饮,可以说说。由己身出发考虑,也应该说说,因为它,作为问题,已经伴我或说缠我几十年,而且看来还要缠下去,直到无力再想它。是什么问题呢?记得是当年读英国培根的书,大概是《新工具》吧,问题的性质才明朗化的。培根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我以很偶然的机会,走进北京大学的门。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不幸半途而废,虽然也希望,却没有能够“终于信仰”。这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算作辜负了培育之恩;但思前想后,心里却是有些感慨的。以下就围绕着这点意思,说说有关的情况。

想扯得稍远些,由迈入校门的偶然说起。那是1931年夏,我通县师范学校毕业,理应去教小学而没有地方要,只好换个学校,升学。北大考期靠前,于是交了一元报名费,进了考场。记得第一场考国文(后来称为语文),作文题是八股文的老路,出于《论语·季氏》,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那时候还没念过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不知道原文有错简(应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于是含胡其辞,在“寡”“贫”方面大作其经义式的文章。其间并引《孟子》为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这里要插说几句话。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姓刘,名瑞墀,字阶明,是清朝秀才。以会作破题、承题、起讲的大材而教“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心里当然有些不释然。于是锥处囊中,或由于爱人以德,就自告奋勇,晚上给我们一些也还愿意听听的孩子们讲《孟子》。他的教法革新了,是先讲解,后背诵。“河内凶”这一章靠前,记得牢实些,所以能够抄在考卷上。其时北大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评卷者看到纸上有《孟子》大文,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给了高分。其他数学、外语等都考得不怎么样,可是借了孟老夫子的光,居然录取了。

录取为文学院学生,选系,听了师范同学也考入北大的陈世骧(后到美国教书,已故)的劝告,入了中国语言文学系。那时候,文史哲几乎不分家,于是听课,杂览,就三方面都有。主干是温故,也想考古。考古要大胆怀疑,如顾颉刚先生那样,说夏禹王可能是个虫子。又要小心求证,于是就不能不多翻书。现在回想,其时的生活是在两条线上往前走,一条可见,一条不可见。可见的是上课,钻图书馆,心情有如乡下人进城,大街小巷,玉钏朱轮,都想见识见识。具体说,也听了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图书馆呢,由板着面孔的正经正史等一直到《回文类聚》和《楹联丛话》之类,都翻翻,这,吹嘘一点说是走向博,其实是“漫羡而无所归心”,关系并不很大。关系大的是那条不可见的,默默中受北大精神的熏陶。这精神是两种看来难于协调的作风的协调。那是一,乱说乱道;另一,追根问柢。或者合在一起说,是既怀疑又求真。说这关系大,是因为它指引的方向不只是浮在水面的博,而是走向水底的深。表现于外是口说笔写,要确有所见,不甘于人云亦云。

这当然是说学校,不是说我也这样有所得。但是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出淤泥而不染也做不到。这说来话长,只好大题小作。大概是学程四年的后期,追根问柢和怀疑互为因果,使我的兴趣或说思想有了较大的波动。原想写的《九鼎考》扔下了,认为即使考清楚了,与现在又有什么关系?重要而迫切的是要弄明白,“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说通俗点是怎样活才不是白白过了一生。这使我相当惶惑。只是惶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太大。有眼不识泰山,于是问人,以为轻易可以解决。只有两次,印象深,还记得。先一次,大概是问比较活动的什么人吧,答复是要读政治经济学。读了一点点,觉得不对,因为那只是讲怎样求得温饱,并不讲为什么要温饱。后一次,是问在生物系上学的牛满江同学(现在美国),生物的生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答,传种之外像是没有目的。我当然不满足,因为这还不是值得夕死的道。是母校的追根问柢精神使我怀疑,又不甘于停止于怀疑,于是我不能不摸索着往前走。

近水楼台,先注意本土的所谓道。这也多得很,其显赫者是儒道释(外来而本土化)。儒接近常情,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如果不追根问柢,这种道颇有可取,因为即使学周孔、秦皇汉武很难,努力,写点什么,总不至于可望而不可即。问题是这种道并不是人人都同意,如老庄就是主张好事无所谓的;佛家更趋极端,认为这都是此岸的事,不只空幻,而且不免于苦。更大的问题来自理论方面,是,为什么不朽就可取?追到最后,恐怕只能乞援于《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说得雅驯,其实性质与倒霉,死于车祸,只好认命,正是一路。上天让我们乐生,求饱暖,我们除了顺从,还有什么办法?

母校的追根问柢精神使我不能停止于顺天,于是冥思,也找书看。书的范围,一言难尽,总之是这条弯路相当远,日久天长,甚至发现日暮途远,想倒行逆施也难于做到。而所得呢,又是一言难尽。情况可能与宋朝的吕端相反,是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所谓大事,是道的理的一面,还是找不到可以贯通一切并为一切之根据的什么,换句话说,是还不能树立起信仰。所谓小事,头绪纷繁,这里只说两类值得一提的。一类是道的行的方面,我不得已,思想上只好走写《逻辑系统》的英国小穆勒的路,他中年也烦闷,找不到可以为之夕死的道,后来左思右想,接受了边沁主义。儒家的顺天命,加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边沁主义一路,我同意,理由不是认为这样最合理,而是为多数人着想,只能这样。这态度,由理论上衡量,是不怎么积极的,因而就给持不同意见者,如佛家,留下余地,他们不高兴在此岸,那就到彼岸也可以,只要说得到做得到就好。小事的另一类是熟悉了大问题之下的诸多小问题。举有实用价值的为例,我不再怕鬼,因为确知现实世界没有《聊斋志异》写的那样有情,人死如灯灭,就是想鬼也没有。绝大多数也许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总的说,是常用较冷的眼看一切。这样看,事物就常常不像说的那样单纯,接受整体之前,要分析。就是说,还是怀疑的精神占了上风。其间一件小事更可以说明这种心情。那是读英国罗素的《怀疑论集》,现在还记得有一处说,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英国的说功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都是德国的,他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他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我欣赏他这个意见,因为是擂鼓助了怀疑之兴。

这样说,心里长期盘据着母校的怀疑精神,我就毫无遗憾吗?也不然。值得说说的是两种情况。

一种偏于世俗,是应付社会的捉襟见肘。世间有些事物,有些人看着完全好,或完全坏。我却常常不这样看。问我,窥测对方的意旨说,不好;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也不好。怎么办?因为难办,也就难说,这里只好不说。

一种偏于微妙,是知心安理得之为绝顶重要而不能心安理得。记得这种心理状态不只一次跟深知的人说过。我外祖母是个乡下老太太,信一种所谓道门,精义不过是善心善行得善报。有一次,我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说并无来世,惹来几句咒骂。现在想来,这是怀疑和信仰的交战,哪方胜了呢?外祖母有信仰,当然相信得全胜。我呢,仔细想想,是胜败难说,因为来世虽然靠不住,但那是信仰,有大用,用佛家的话说,是可以了生死大事。死生亦大矣,无妨缩小一些,说心安理得。而我,因为没有外祖母那样的信仰,一直是连缩小的心安理得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细想起来,这心情是有些苦的,记得前几年曾写几首观我生的诗,其中第二首的尾联是:“屎溺乾元参欲透,玄功尚阙祖师禅。”这可以最简要地说明我与北大的关系:是母校的怀疑精神引导我去思索道在屎溺,思索乾元亨利贞;可是自己琢而不成器,始终不能禅悟,见到如能朝闻则夕死而无憾的道。

善心善行得善报,报要由至上的外方来,待报,不问至上的有无,何形何质,何自来,是信仰。更典型的信仰是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给我们福,要感谢,给我们祸,也要感谢。相信某种说法永远是真理也属于这一类。树立这样的信仰并不容易,因为与追根问柢的精神不能水乳交融。一种美妙的想法是使怀疑和信仰共存共荣。这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也许培根有办法,可惜不能寻其灵而问之了。另一种,不是美妙的,只是实际的想法,是分而治之。分是照古人的说法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后是上不能知,存疑,专顾下。以《中庸》的话为例,“天命”是形而上,可以不问理由,只是接受;然后是用全力钻研“率性”,以解决夫唱妇随、柴米油盐等问题。其实,古今中外无数的贤哲,更加无数的常人,都是这样做的。名堂可以叫得冠冕些,如以仁义王天下,边沁主义,等等,用庄子的话一言以蔽之,都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这类既复杂又朦胧的问题上,我因为死抱着母校的怀疑精神不放,虽然也知道,分而治之之后,应该尽量少问形而上的道,以求在形而下的范围内徜徉,取得微笑;可是总认为,这低一层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想法和做法还是无根之草,或根不深之草,是长得并不稳固的。

越说离实际越远,应该就此打住,回到本题。意思很简单,是,如果人可以切为身心各半,我的心的一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这使我有所得。但没有大得,因为未能“终于信仰”。这样说,对于母校,我的心情也就不能不分而治之:有时感到惭愧,因为没有成材;有时也感到安慰,因为没有忘本。

张中行《怀疑与信仰》赏析

除了记人的文章以外,张中行还以说理文见长。他这个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受过相当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所以他的学术著作如《顺生论》、《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等都条理井然,自成体系。即使是一般的说理性质的随笔,也相当严密。

这篇《怀疑和信仰》是为北京大学九十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而写的。全文贯串着英国哲学家培根的那句名言:“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作者以不能“终于信仰”为憾事,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受了罗素怀疑论的影响,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在他1996年写的回忆录《流年碎影》中,作者就对此有过这样的述说:“自知造诣有限,只能有始无终。但这‘始’也不是无所得,那是不轻信,是直到现在我还珍而重之的。单说这怀疑和追根问柢,二人同心,作为一种精神,至少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各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小的。只说两点。一是不信任何权威,如旧的子曰诗云直到上谕之类,新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之类,因为依照怀疑精神,都可以问,或说必须问:‘你信,它就真正确无误吗?拿权威以外的理由来。’而经常是拿不出使人人心服的理由,更经常是不许问。问,结果常常是不信,有什么好处吗?由浮世的利害方面看,也许没什么好处。至于说到治学、求真,那就只能走这一条路。二是有所知,因为都问过所以然,所以就比较靠得住。总之,在红楼混四年,我虽然未能‘终于信仰’,因为学会怀疑和追根问柢,就算作所得只是不信吧,我还是认为大有所得也就不悔恨的。”(《流年碎影》)

有句话说得好:“怀疑是学问的开始,一切学问都从怀疑出发。”这是必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毫不怀疑,那就不是求学问,而是拜菩萨了,只有愚昧的宗教信徒才如此迷狂。人因为有理性,所以能怀疑。理性越深,怀疑越大。上世纪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有两句诗写道:“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他也是这么说,知识越深,怀疑也越大。很快就到达“信仰”的人往往浅薄,甚至迷狂。所以古今中外的大学者们,很少发现他们有真正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他们往往是怀疑论者——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事实正是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信仰者不许别人不信仰,在他们看来,怀疑是有罪的,非要逼得你有所信仰不可——至少在口头上有信仰。这就造成哄骗和欺压,甚至造成亿万人哄一个,一个人压亿万个的荒谬局面。所幸这样的时代过去了,张中行也能公开地说自己是个怀疑论者。人们终于有了说“我不信”的权利。——这也就是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古老也最优秀的大学的校风,北大从蔡元培任校长开始,就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治校方针的。张中行先生为母校写纪念文章,归根到底,还是从这里出发,又以这里为依归——由此看来,他的思路还是十分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