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富芦花《我为何做起小说来》原文及赏析

某先生曾谓余曰:“你为何要写小说?不如做个小学教师培育未来国民更好。”本乡某生寄书曰:“您为何要写小说?游戏文字大都不能作出有用的东西来吗?”

然而,我为何要写小说呢?

我一再用这个问题不断反问自己。我也不止一次产生怀疑,比起写几部蹩脚的小说,也许不如生产一块白薯更为有利。在狭小的日本,写小说的人为数实在太多。逍遥、鸥外、篁村诸老先生,二叶亭、嵯峨之舍、绿雨等久已就此绝笔的诸先辈,以及一叶女史等故人皆从文一时。以小说家立足于现代之日本,纵有万般缺点,终无损“不朽”二字的诗人如露伴;若以露伴为父,则堪称近代小说之母的如红叶氏;作为一名小说家,将红露二家置于眼下,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的郁愤大家如柳浪氏;步武于柳浪,而精悍之气愈益迫人的如天外氏;以玄想之妙笔,同赫索伦一起称雄于世的如镜花氏;苦于多才的我国莫泊桑如风叶氏;其泉不深而水清,其才不雄而佳美的如眉山氏;对于跻入思维超逸之小说家班底不屑一顾的如月郊氏;气韵深厚如宙外氏;势如破竹如水荫氏;温藉缠绵如秋声氏、春叶氏;老劲多枯涩如鲁阉氏;独立历史小说之道场,披荆斩棘如涩柿园氏;趣向纯正,前途令人瞩目的如春雨氏;多诗人气质亦不乏小说家敏锐的如独步,清秀的如花袋两氏,如葵山氏,如颇有文名的弦斋氏,如幽芳氏,如松鱼鹤伴诸氏,如丽水松叶诸氏,如门庭冷寂的力士浪卞氏……其他还有无数闻其名而不见其作,或见其作而不知其名的作家。真不知我有何等权利忝列诸君之末席。

团十菊五诸氏有被称为江湖戏子的时代;芳崖雅邦氏也有不挨饿的日子;曲亭氏戏墨余绪,本领却在别处,其时代明辨其才,使之奋而跃起。时代变了吗?戏作者之名变成小说家,可作家地位又有几多进取?有的新闻记者被称作采访匠而愠怒,一听到小说家有几人唇边不露出冷笑呢?啊,我为何做起小说来呢?有人说,我并非靠文笔立世之人。我亦想说一句:“我何尝想以小说立世呢?”不,我本来是想以小说立世的,有个时期我曾希望做小说家,打那时我就怀着一种希望。拜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以做个小说家为荣。

不要再听我吹嘘吧。说什么法国有雨果,俄国有托尔斯泰,史达尔夫人的笔胜过十万精兵,可以废止奴隶制;说什么贝桑尔的《人们》在伦敦建立了平民宫。邻儿虽贤无碍于我儿之愚。彼之长与吾之短有何干系?虽瘦亦立于自家之足,虽幽亦靠自家之灯。在我等看来,以乔木作支柱,借电灯之余光以修缮自家之面目,实属难以容忍。

然而,我为何做起小说来呢?

为了吃饭就要有农耕,医疗,娼妇的卖淫,大臣的捺印。为了生存,才写小说。

为了消遣。落于不幸的才为多情人。处于时,当此事,思想活跃,感情激动,心中有无限寂寥。有忧愁。有不平。有不快。有悲哀。有愤激。抬眼,则有罪恶之跋扈,无数之冤枉。君不见世上多少曲直事,侧耳听,则有无限哀音。君未闻此大千世界面向宇宙所发出的悲苦的叹息。

呜呼,苦悲者唱道:“万物皆劳苦。”歌之才可发泄几分苦闷。我的小说是无吕律的歌。我的小说是我存在的安全阀。

然而,“人并非只为了面包而生存”,同时也依靠自尊而生存。政客不是也说为衣食而奔走也为国家而尽力吗?商贾不是也说营家亦富国吗?“劝善惩恶”不正是曲亭氏的自诩吗?Weekday Preacher① 是萨克雷②的自诩。人道主义的使徒是雨果氏的自我标榜。我为何要写小说?不为别的,作为人类的一员,总希望四海一家的大理想更靠近这个世界,哪怕毫厘之微。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只愿以进步大军中的别动队,鞭策一度顿挫的维新风潮。呜呼,此乃大胆不逊之宣言。而且,我记得克拉克氏曾经对他钟爱的弟子说过一句话:“Boy be ambitious③!”我自知乃庸劣菲才,但我矢志不可移转。

不要以为我是倾向小说和主观主义小说的鼓吹者。小说不是伦理学的讲堂录,当然也不是政治小册子。作为小说要弄清它的价值,不管它的作用如何。小说家的第一要义在于看。边走边看,归来报以所见所闻,它可以单纯地报告,也可以附上自家的意见。总之,看要看得彻底,写要写得深透,唯此而已。然而,小说是画图,不是照片。透过冰冷的玻璃镜头的印象,和透过温暖鲜活的人的眼球的印象,不属同一类。人也是一样,自然是迥然各异。人既然不是机器,客观上就不会使自己过不去。被称作忘却自我的沙翁文集中,沙翁不是仿佛依然存在吗?毕竟作品是作家的影子,作家平生怀抱的主义、精神、气质、性情,不管如何遮掩,总有几分传达给了读者。当然,有时有意,有时属无意,不用说,小说到底是个有力的武器,巨腕挥舞这一武器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弱手挥舞这一武器,也可获得相应的利害。那么,以小说立世的人,难道不要预先想想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吗?

小说家是小上帝。必须是小上帝。古人不是说吗,百人利于思,一人利于视。世间有无数偏癖,有假装,有枉屈。正如树老会成精显灵一般,人唯其老就会有真理化的习惯。历史有潜流,往往和表流背向而驰。个人的一生有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言行在此而动机往往在彼。命运在彼而生命往往在此。罪果真是罪,恶果真是恶吗?世上所罚的果真都是罪人吗?受奖赏者果真都有神前之义举吗?不放过罪行,不泄漏真情,不容半点曲枉。小说家应当是人们的辩护士兼警察,而最终要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他无须朗诵判决书,只要陈辞论事则义理自现。小说家是手握春秋之笔的人。

语曰: 世之一半不知另一半如何生活。岂止是他人,就是自知者又有几人?多忙之世,皮相之世,往往忘记人与动物的区别,被风潮所驱使,唯营营奔走,骄横,犯罪,误解,速决。有称为小说家者,以玻璃镜照之曰: 看,这就是人,就是你。再以幻灯映之曰: 这就是社会。然后又以电影示之曰: 这就是你等的行路图。将解剖图公之于众曰: 社会的病根在此。将理想之境招入反射镜中曰: 你等要到达的即在彼方。要知己,要反省。要恕人,不要等到有人喝令叫你停止好好想一想,善恶需自语。只有政治家才忧国吗?只有新闻记者才是世之木铎吗?只有教育家才教化人吗?只有学者才是真理的发明者吗?传教岂止于教堂、寺院?娱乐人心岂只是小说家所能?不,小说家必须和他们共担责任,共享光荣。

小说家又是小小历史家。史家从社会角度描写个人的发展,小说家从个人角度寻求社会的命运。无意义地列举繁琐的事实,非史家之所能事。小说家的眼光,应当在于看破、识别和组织。于无意义的琐事之中引出意见,于拉杂之中辨认一贯的命脉,就此追索着灵魂的历史。岂止这些。循着命运的足迹,探寻因果的起伏,发明造化摄理之大法,考虑神人之交涉,正如大历史家同时也是大诗人、大预言家一样,大小说家也应该是大预言家。

小说是本真的事业。小说是尊贵的职掌。自重吧,小说家!拓宽你的心胸,纯净你的心灵,从你的眼中抹去偏癖。要明视,要精察,要忠实地报告。不要把读者放在你的眼前,只是忠实地发挥自家和自家之所见。勿忌惮。勿枉曲。打吧。笑吧。怒吧。哭吧。用你的眼泪去慰藉人。用你的愤怒去唤醒人。用你的笑声去羞耻人。你的笑虽小而你的权力和责任至大。要自觉,要自觉。自觉就是自重。自重就是权力。我希望小说家能自重,坚决站在这个岗位上。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岂止不知自己无学菲才,我还不知自己的眼高手低,技疏,根薄,观察肤浅,思想平庸,再加上缺乏处世经验和智慧,其文生硬粗笨。总之,比起旧式的传奇小说来,减少了文章之美,增加了一些洋味,实为幼稚。余好名,尚不忍希图虚名,对于我来说,写小说是唯一的嗜好,唯一的手段,也是唯一的事业。半生所见不少,所感亦不可谓不多。就是说,我写小说不光是为生存,但我希望为写小说而生存。顾余年虽已渐长,但心尚是学龄儿童。愿附诸先辈之骥尾,脱退一切偏癖,使自己痛苦的心跳和世界的大脉搏相一致,用“With malice towards none with charity for all④”的眼睛,见所能见,并欲将其所见寄语我的同胞。

呜呼,“言者不知知者默”,暴露自家肺腑,提出过大的承诺,至为愚蠢。然有感于心,不得不言。裁制一书答某先生和某君,亦为自家布下背水之阵矣。

明治三十五年九月二日

(陈德文 译)

注释:

① 英语,“每日说教”之意。

② 萨克雷: 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名利场》。

③ 英语,意即“后生们,你们应有雄心壮志”。

④ 这句话意思是:“对任何人都不应有恶意,对所有的人都应有善心。”

【赏析】

德富芦花出生在1868年,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因为决定近代日本命运的明治维新就发生在这一年。是年,萨摩、长州等藩的武士在京都策动政变,由天皇睦仁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迫使德川幕府交出政权,还政于天皇,改年号为“明治”。

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政权——江户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亲政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这正是德富芦花这一辈日本作家从事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芦花一生的创作,尤其前期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日本明治时期社会现实为基础的社会小说。

从文学发展潮流来看,19世纪末的日本,由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开拓了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到20世纪初叶,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到日本,对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品,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自觉的文学运动。德富芦花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小说《回忆录》、《黑潮》、《寄生树》等,均践行了“文学(小说)应服务于人生、服务于社会”的现实主义教条。

从《我为何做起小说来》这篇随笔中,我们不难发现,德富芦花对小说的社会功用、小说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小说家的第一要义在于看。边走边看,归来报以所见所闻,它可以单纯地报告,也可以附上自家的意见”;他明确指出了“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他说,“小说是画图,不是照片。透过冰冷的玻璃镜头的印象,和透过温暖鲜活的人的眼球的印象,不属同一类”,说明了艺术加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于小说家的社会责任,德富芦花认为在于发掘表象背后的真相,把真实的社会再现给人们,还原世界的本真。“不放过罪行,不泄漏真情,不容半点曲枉”,应当是“人们的辩护士兼警察,而最终要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

对于小说家的历史使命,德富芦花指出小说家是“小小历史家”。他说历史家和小说家的区别在于:“史家从社会角度描写个人的发展,小说家从个人角度寻求社会的命运”。一个以大见小,一个以小见大。小说家应该探寻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脉搏。

德富芦花说,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应该“用你的眼泪去慰藉人。用你的愤怒去唤醒人。用你的笑声去羞耻人”,不要有丝毫的忌惮,尽管打、笑、怒、哭,忠实地发挥自己和自家之所见。这些语言清晰地显示了作家对自己社会角色的准确定位。

有意思的是,从作家性格来看,德富芦花本身并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本名德富健次郎,只因喜欢芦花,才改作此名。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小散文,说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著名女作家清少纳言曾写过“芦花没有什么看头”,而自己却“独爱这个没有什么看头的芦花”。因为它“茫茫的一片”,雪一般纯洁;因为它“一望无垠”,辽阔而又广远;因为它不仅是鱼虾的栖息之地,又是苍鹭、鹜鸟的隐身之所。由此,再联想到他曾在东京郊外过过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不难想见德富芦花性格中恬静、避世的一面。

(胡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