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合订本新记原文及赏析

3年前我答应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当时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书, 自己并没有信心。说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门在半路上, 感到进退两难。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一个声音催促我: “写吧!”我不断地安慰自己: “试试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气,能指挥笔,我就“试试看”, 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篇“随想”。我担心见不了天日的第五卷《无题集》也在叽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 穿过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进入灯烛辉煌的“文明”书市和读者见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是我所说的“适当的时候”吧。那么我答应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万语, 不知从何说起。150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 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写第一篇“随想”,我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 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10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情, 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我的前头, 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品出现。没有人愿意忘记20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怎么我又讲起大道理来了! 当初为香港《大公报》写稿的时候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 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 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副刊上开辟了 《随想录》专栏,8年中发表了150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50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60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 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10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 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 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只要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 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 引起一些奇谈怪论, 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坰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 他来信向我组稿, 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 只觉得理直气壮, 一吐为快, 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8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30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 从梦初醒到清醒, 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 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 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10年浩劫的“文革”,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敬, 高呼“万岁!”可是通过8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 住了10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 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沉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作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士,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10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 即使是睡眼蒙眬,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 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 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 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 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 在我身上, 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到手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困难的8年中,“随想”终于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我说过“随想”是我的“无力的叫喊”。但五卷书却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做任何安排。既然它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声甚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 可以说是患病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 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 既然说是“百家争鸣”, 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态。“随想”继续发表, 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 关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传愈多。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了, 只好站直身子眼睁睁看着网怎样给收紧。网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 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围攻,香港7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7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 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 “文法上不通顺”, 又缺乏“文学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 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 他们责备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47处“四人帮”, 原来都是为了 “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 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5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在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 为什么也犯了忌讳?!

太可怕了! 10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 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10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 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 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10年“浩劫”一笔勾销?! “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 将近80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 天王万世圣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几年。我以为我还在做噩梦。为了战胜梦魇,我写下《鹰的歌》,说明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飞语的中伤, 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为什么写到五卷为止?我估计我的体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个时候,而且我必须记下的那些事情, 150篇“随想”中也容纳得了。

我的病情渐渐地恶化,我用靠药物延续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梦魇做斗争更感到困难。在病房里我也写作, 只要手能动, 只要纸上现出一笔一划,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 书桌上的手稿也逐渐增多。既然有那个专栏, 隔一段时间我总得寄去一叠原稿。

我常说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感到病痛。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丧失勇气,花了8年的工夫我终于完成了五卷书的计划。

没有被打倒, 没有给骂死, 我的书还在读者中间流传。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读者将做出公正的判断。我只说它不是一部普通的书, 它会让人永远记住那10年中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可能有人批评我“狂妄自大”,我并不在乎。我在前面说过第一卷书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我得承认, 当时我闷了一天,苦苦思考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不愿在这里讲五卷书在内地的遭遇,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搁笔, 因为我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我的朋友也不是个个“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来信中那些像火、像灯一样的句子。大多数人的命运牵引着我的心。相信他们, 尽我的职责, 我不会让人夺走我的笔。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10年, 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 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 不过40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的遗址还保留在那里,毒气室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8个小时。惟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10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写好第150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有满腹的话, 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60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 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1987年6月19日

(《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

《巴金全集》第1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

赏析 

德意志民族在反思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惨绝人寰的暴行时, 留下了“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控诉。它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美化那段历史是可耻的,不真实地记录与评判那段历史,是史学与文学永难遮盖的耻辱;二是文学与史学的缺席与空白,是更加不能原谅的罪恶,它与邪恶本身可谓是一对孪生姊妹,是对后代的更大犯罪。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但是,总有人没有忘记,也不想让一个民族忘记。他在手与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困难的8年中,拖着衰老与病残之体,用150篇“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在善于遗忘的人们面前矗立起一座巍然的“文革博物馆”。这就是巴金与他五卷本的《随想录》。

《随想录》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全民族共忏悔的光辉巨著”,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它的意义在于以丰厚的创作实践呼唤出了散文的真诚。应当说,散文是最讲真情实感的一个门类。中国古典散文,一直就有着“直抒胸臆”的美好传统;中国的现代小品文,也一向有着“独抒性灵”的大家风范。17年受“左”的文艺观念影响,散文家的“性灵”湮灭了,喑哑的喉咙再也唱不出真情实感之歌;文革之后,散文的“性灵”说又被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为题材选择的一地鸡毛、抒情写意的浅吟低唱,从而以制造软香甜腻的大众快餐为目的。此时, 巴金却以“当遗嘱写”的真诚态度在创作《随想录》,他处处都不隐瞒真实的“自我”,从不以言不由衷的谎言与大话、空话来欺世盗名,真正做到了“把心交给读者”。在《解剖自己》、《怀念满涛同志》、《三论讲真话》、《写真话》、《说真话之四》等文章中,他对自己灵魂的解剖所表现出的坦诚,是解放以来的散文中少有的。巴金以非凡的胆识抒写“性灵”, 以独特的远见卓识剖析造成“文革”这场“人祸”的无数“平行四边形之力”,以高蹈的人格力量指证每个个人对文革灾难不能逃避的责任,将中国散文重新带入一个真诚的,敢于讲真话的年代。

真诚,既是巴金高尚的人格,也是他这篇《新记》活的灵魂。全文分4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是写巴金在《随想录》全部作品完成之后既感欣慰,更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所起”的复杂感受。表现出巴金“我以我血写文革”,给后来的反思者扫清前进道路上的荆棘的坚定信念。第二层次是写巴金以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清理自己写《随想录》 8年以来的不同写作动机,从当初写作只是为了酬答友情和“卸下精神负担”,到后来以“随想”来作武器,巴金将自己的心路轨迹一览无余地展示给读者,处处显示出作者诚挚坦然的真性情。第三层次主要是写《随想录》发表后, 巴金及其作品所遭受的诽谤、攻击与谩骂。对这些中伤,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的巴金矢志不移,他以活一天就写一天的巨大勇气与毅力与此相抗争,声称哪怕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带着伤“滚下海去”,也在所不惜。这是作者庄严的宣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第四层次, 巴金对为什么不能写文革进行反复诘问,字里行间洋溢着他超越了个人是非恩怨,时时站在历史与未来的高度思考民族生存之所的良苦动机。其烁目的人格力量,可与日月相辉映。可以说,耄耋之年的巴金早已阅尽人间繁华与历史风云变幻。他慨叹:“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进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他承认:解剖自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他理解朋友们让他“尽早搁笔安心养病”的好意,知晓如写些敦厚随和的“老到的文体”,不仅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丝毫无损,更不会累及其健康。但是,巴金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断定:“没有人愿意忘记20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文章没有言不及义的夸饰、没有渲染、没有自我吹嘘,也没有对《随想录》做过多评价,而是将作家在写《随想录》时的所遇、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写作的心路历程、身体的病痛状态,以及所为目的一一道来,用赤诚坦露的心怀来鞭笞世间任何形式的虚伪,展示其对文革历史的痛苦反思。兴之所至,情之所驰,随意为文,处处显示出有真意、去粉饰、抒真情、无做作、写真相、无卖弄的卓越风采。

真诚,酝酿了巴金对生活对历史丰富深沉的情感,也形成了巴金写作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突出特点。巴金自己也说:“有人说热情是一把火,我便说我是一座火山,一座雪下的火山,我贮藏了那么多的热情,我害怕有一个大爆发。”《新记》就是作者热情的一次大爆发,一次由愤怒之火点燃的情感风暴凝聚的佳作。从五卷本《随想录》的完成,到第一篇随谈《谈望乡》的写作经过;从在香港《大公报》开专栏,到写“并不觉得笔沉重”的《总序》;从“不同政见”的人攻击,到香港“7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从“为什么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的诘问到“为什么不能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的控诉, 巴金不言则已,言则必直,锋芒毕露;不下笔便罢,一下笔则心有所热爱、心有所深恶;必宣泄不已,须尽兴而后快。文章的情感大起大落、无所羁绊,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形成一股洋溢着无穷生命力的河流,向着一切不平的地方汩汩奔流,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把它阻遏住。炽热的情感宣泄,赤炽的爱憎直白,构成了《新记》雄伟恣肆、酣畅淋漓的文风。这情感的大潮,又裹挟了作者厚重的思考,促成了其篇章结构的不拘形式,起承转合、章法句势的自然天成,行文始终呈现出朴实、练达、生动、透辟、酣畅的语言美。当读者被这滔滔不绝的情感大潮所吸引时,不难感受巴金先生用整个生命写于此中的大字:“我们的昨天不要成为你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