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初刊自序原文及赏析

《中庸》曰: “君子而时中①。” 《孟子》曰: “孔子,圣之时者②也。”时之义大矣哉。《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③。”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④,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⑤,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 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 不遗而不过⑥也。中, 体⑦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 用⑧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⑨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 中外汲汲⑩。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11)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12),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 涉重洋, 日与彼邦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13),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 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 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14)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15)云: “西人立国,具有本末, 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利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 君民

一体,上下同心, 务实而戒虚, 谋定而后动, 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 无论竭蹶步趋⒃, 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 果足恃欤?”

然我国深仁厚泽⒄,初定制度, 尽善尽美, 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 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圣人乎?”⒅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 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 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 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⒆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 不重艺学, 不兴商务, 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 亦曾著《局外旁观》、《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 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 莫甚于兹矣。

夫寰海既同,重译(20)四至,缔构交错, 日引月长,欲事无杂, 不得也。异族狎居,尊闻狃习(21),彼责此固(22),我笑子胶(23),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 众非之中, 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24)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穹高而辞块壤(25)。今使天下之大, 万民之众, 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 以待輶轩(26)之采, 不必究其言出谁何, 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酒酣耳热之余,侧闻绪论(27), 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28)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29)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子潜广文(30), 不料竟为付梓(31)。旋闻朝鲜、日本,亦经重刊。窃惧丑不自匿, 僭且招尤(32), 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33),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 仍其名曰《易言》, 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34)。迄今十有九年, 时势又变,屏藩尽撤, 强邻日逼, 西藏、朝鲜,危如累卵。而我国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后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35), 爰捡旧箧,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七篇,清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 先后参订,付诸手民(36), 定名曰《盛世危言》。自知愤激之词, 不免狂戆僭越(37)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 蹈舍己芸人(38)之讥。惟圣明在上, 广开言路,登贤进良, 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39),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40)之愚,正其偏弊, 因时而善用之, 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 华夏有磐石之安, 国祚(41)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42),毋亦医国者所蓄为良药也欤!

光绪十八年, 岁次壬辰, 暮春之初,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

(光绪十八年初刊本《盛世危言》卷首)

注释

 ①时中——这里指立身行事,合乎时宜。《礼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②圣之时者——圣人中合于时宜的。语见《孟子·万章下》。③“穷则变”三句——意谓事物发展到了尽头,就要发生变化, 只有变革才能继续发展,这样才能永久存在。语见《易经·系辞下》。④鎡基——锄头。⑤法天象地——仿照天地的规律行事。⑥不遗而不过——不遗漏也不超过。⑦体——这里相当于内容实质。⑧用——这里相当于内容表象。⑨权——变通、机变。古称道之至当不变为经,反经合道为权。⑩汲汲——急切的样子。此指中国面对列强,形势危殆。(11)“孙子曰”句——语本《孙子兵法·谋攻》:“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12)长业贸迁——业,从事。贸迁,贩运买卖。(13)政教——政治教化。(14)司——掌管。(15)张靖达公——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谥靖达,安徽合肥人,淮军主要将领,累官两广总督。(16)竭蹶步趋——跟随在他人之后,力竭而颠仆。(17)深仁厚泽——仁德深广,恩惠普及。(18)“《易曰》句”——语见《易经·文言传·乾文言》。意谓他先于天时而行动,天不背逆他;他后于天时而处事,也能尊奉天的变化规律。知道进取和引退、生存和死亡,行为不会迷失正道的, 大概只有圣人啊!(19)卑士麦——今译为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首相(1802—1890)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20)重译——辗转翻译。(21)“异族狎居”二句——狎居, 亲密地聚居。狃(niu)习,风俗习惯。(22)固——固执、愚陋。(23)胶——胶固、闭塞。(24)大涵——犹海涵,包容巨大。(25)“泰华”句——泰,泰山;华,华山。穹,天空。块壤,土地。(26)輶轩(you xuan)——轻车。古代帝王的使臣所乘的车子,后因代指使臣。(27)绪论——言论。(28)质——询问、求教。(29)猥付——不值得拿出来。猥,犹辱、承,谦词。(30)王子潜广文——近代政论家、思想家王韬字子潜, 号广文。(31)付梓——出版。梓,刻板。(32)僭且招尤——僭(jian),差失。尤,指责。(33)“复倩”句——倩,请。太史,即太史院(明清称钦天监)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直刺,当指直隶府都督。沈谷人、谢绥之,生平事迹未详。(34)雍熙之世——和乐升平的世道。(35)韬光养晦——韬光,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养晦,隐居待时。(36)手民——古指木工,旧时称排字工人为“手民”。(37)狂戆僭越——狂妄愚直,越礼犯上。戆(zhuang),愚而刚直。(38)舍己芸人——《孟子·尽心上》:“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以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赵岐注:“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责人治,是求人太重, 自任太轻。”后以“舍己芸人”指看重别人,轻视自己。(39)“窃愿”二句——窃,谦指自己。敢谏之木,进善之旌,语见范仲淹《帝王好尚论》:“尧设敢谏鼓,建进善旌。”敢谏鼓,即登闻鼓,进谏者所击之鼓。进善旌,上古专为进善言的人发表意见而设置的一种标志旗帜。《史记·孝文本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这里的“敢谏之木”当指“诽谤之木”。(40)杞人忧天——《列子·天瑞》: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 身亡所寄,废寝室者。”后因称不必要的或无根据的忧虑。(41)国祚——国家的命运。(42)牛溲马勃——韩愈《进学解》:“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 医师之良也。”牛溲,牛溺;一说车前草。马勃,马屁勃,属担子菌类。比喻被一般人视为无用的东西。

赏析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的一部论文集, 由1873年的《救时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演变而成。全书五卷,正文57篇, 附录37篇。1885年至1891年间撰成,1894年秋冬刊行。该书是郑观应的代表作,从多方面提出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在宣传维新变法、传播西学上曾经起过很大作用。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讲求“君子而时中”。“时”就是符合时宜, “中”就是信守中庸之道。治理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头。这样的方针政策一经制定,就要保持相对的稳固性。这就是立法施政的准则。但是当局势必须变通时,要抓住时机进行改革。随时变化正是为了政策的稳固、统治的延续。在这里,相对稳定与适时变化是相辅相成的。作者从讲析“时”“中”的关系入手,阐明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

郑观应痛感当时朝廷“是古而非今,逐末而忘本”的态度是违背圣人教诲的。他认真研究西方的风俗、政教,最终认为西方富强的原因在于实行民主制,在于重视教育,在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他引用张树声的话说明中国学习西方正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忽略了内容的汲取而只侧重于形式的沿袭,是不可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作者通过“体”、“用”关系的对比,阐明了学习西方必须学习政体、教育、吏治,而不能单纯购买机器、枪炮。不然,就不可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郑观应又借德相俾斯麦之口对当时朝廷的政策进行了批评,主张要多参考有识之士的批评建议,改进政务。他认为: “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当政者应该广泛吸取臣民的建议,而不必讲求语出何人。只有“广开言路”,使人民畅所欲言,国家的政策才可能符合形势的需要,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作者鉴于“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峻形势,将自己论“洋务”、谈“变法”的文章辑为《盛世危言》付梓刊行,期望当权者从他的“危言”中取得借鉴,使祖国从衰世走向“盛世”。由此可见,在他的“危言”中正寄寓着对“变法”的渴望,对“盛世”的憧憬。

郑观应生活在清末,瞭望寰宇,痛感清王朝的没落与衰败,希望在李鸿章的麾下帮办“洋务”使国家富强。甲午战争后,转而依靠盛宣怀,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原则。反对洋务派购买西方船炮,主张自建机器制造工业;要求清政府实行护商政策,提出保护关税、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等主张。在《盛世危言》中,强烈要求“富强救国”发展资本主义。为此,他反对封建专制,批判顽固派泥古不化而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指斥洋务派对西学“遗其体而求其用”。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商战为本,抵制外国“资本”的侵略,并要求设立资本主义式的议院以实行立宪政治。

郑观应以他的《盛世危言》表明:他是近代社会一位敢于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敢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