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原文及赏析

孔子之系《易》②, 曰: “其旨远, 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门之士,颜渊、子贡③以下, 并齐、鲁间之秀杰也,或云, 身通六艺④者七十余人, 文学之科⑤, 并不得与, 而所属者仅子游、子夏⑥两人焉。何哉?盖天生贤哲,各有独禀,譬则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结绿⑦,金之指南。人于其间, 以独禀之气, 而又必为之专一, 以致其至,伶伦之于音, 裨竈之于占, 养由基之于射,造父之于御,扁鹊之于医,僚之于丸, 秋之于弈⑧,彼皆以天纵之智,加之以专一之学, 而独得其解,斯固以之擅当时而名后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

孔子没而游、夏辈各以其学授之诸侯之国, 已而散逸不传。而秦人燔经坑学士⑨,而六艺之旨几辍矣。汉兴,招亡经, 求学士, 而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辈, 始乃稍稍出, 而西京之文,号为尔雅。崔、蔡⑩以下, 非不矫然龙骧⑾也,然六艺之旨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 文日以靡, 气日以弱, 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⑿矣, 而况于穿札乎?

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 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 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序、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然大较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贞元⒀以后唐且中坠, 沿及五代,兵戈之际, 天下寥寥矣。宋兴百年,文运天启, 于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14)中,偶得韩愈书, 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 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15)而起, 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 其间材旨大小,音响缓亟, 虽属不同, 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 则共为家习而户眇(16)之者也。

由今观之,譬则世之走騕褭、骐骥(17)于千里之门,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辍者有之矣,谓途之蓟而辕之粤则非也。世之操觚者(18)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诗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则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陈(19),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带,云罍牺樽之设(20), 皆骈枝(21)也已!孔子之所谓“其旨远”, 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 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羲(22)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而岂世之云乎哉!

我明弘治、正德(23)间,李梦阳(24)崛起北地,豪隽辐凑(25), 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 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26)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 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湛淫涤滥(27),而互相剽裂已乎!

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 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 而稍为批评之,此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曰《八六家文钞》。家各有引, 条疏如左。嗟乎!云八君子者, 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 或于道不相盭(28)已。谨书之以质世之知我者。

(明崇祐刻本《八大家文钞》)

注释 

①《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六十四卷,收文千余篇。书中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八家的文章加以评点,每家之前各有小引。此书对后世散文发展有一定影响。②《易》——即《易经》,儒家经典之一。③颜渊、子贡——颜渊,即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孔门德行科的高材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的弟子,擅言语。④六艺——儒家六部经典的合称。汉儒在“五经”基础上,加上《乐记》,合为“六艺”。⑤文学之科——孔门有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⑥子游、子夏——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吴国人,孔门文学科的高材生。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卫国人,孔门弟子,擅文学。⑦结绿——美玉名。⑧“伶伦之于音”七句——伶伦,相传是黄帝时的乐官。裨竃,春秋时郑国人,主占。养由基,春秋时楚国大夫,善射。造父,周穆王时人,善御。扁鹊,传说为黄帝时的名医。僚,弄丸人名。秋,善弈人名。⑨燔经坑学士——即焚书坑儒。燔,焚烧。⑩崔、蔡——崔,崔瑗,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子玉,涿郡安平人。有碑、赋、铭、颂几十篇,多已佚。《文心雕龙》:“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蔡,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散文长于碑记,工整典雅,颇受推重,又善辞赋。(11)龙骧——比喻气概威武。骧(xiang),本谓马首昂举,引申为上举。(12)鲁缟——鲁国之绢,以薄名世。(13)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案,贞元以后为永贞、元和,正是韩柳活动的年代。这里把贞元叙述在韩柳以后,未免颠倒。⒁覆瓿——形容著作没有价值,只能用来盖酱罐。瓿(bu), 《汉书·扬雄传下》: “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⒂附离——同“附丽”, 依附。⒃眇——细视。⒄ 騕褭、骐骥——均为良马名。騕褭(yaoniao),《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 “羂騕褭,射封豕。”李善注引张揖曰: “騕褭, 马金喙赤色,一日行万里者。”骐骥,《庄子·秋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 ⒅操觚者——写文章的人。觚(gu),木简。⒆“则必”二句——太羹,古代祭祀用的肉汁。玄酒,古代祭祀用的水。茅茨,茅草屋。土簋(gui),古代土制的盛食物的圆形器具。⒇“明堂玉带”二句——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云罍,刻着云纹的酒樽。牺樽,古代酒器。(27)骈枝——多余的东西。(22)庖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23)弘治、正德——弘治,明孝宗年号(1488—1505)。正德,明武宗年号(1506—1521)。(24)李梦阳——明文学家,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弘治进士。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虚浮的“台阁体”,是“前七子”的首领。著有《空同集》。(25)辐凑——比喻聚集一处。(26)黄初、建安—黄初,魏文帝年号(220—226)。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27)涤滥——放荡。(28)盭(li)——乖戾。

赏析 

有明一代,文坛上复古与反复古之争持续百年,宗派林立,蔚为大观。此中,唐宋派可算是反对派中的强支劲旅,他们在七子声势煊赫之时,率先打出了诗宗初唐、文宗北宋的别异主张,与主秦汉之文的七子鼎立抗衡。该派力倡唐宋古文,尤举韩柳欧苏诸家,为文求与道合,文道俱兴。不重摹章拟句,却讲自为其言, “直摅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在畅达的文风中显示一己之个性。茅鹿门深谙此旨,躬身力行,选编了韩、柳、欧阳、王、曾、三苏之文共一百六十四卷,辑成《八大家文钞》,品评指点,张我文法,示初学者以门径。该序不畏繁复,详细追述了历代之文的成败得失,追根溯源,昭明文统,阐述了他的编选意图。寥寥几百字的序文,作者有破有立,既张扬自己的为文主张,又批驳崇古卑今之流弊,提出许多破一代时尚的通达之见。

唐宋古文,崇道统之盛,讲求文以载道、文道合一,而为文得以阐儒家之道,则正是古文之命旨。序文由古而今,把文道相一的文统追溯到孔子时代,这就为其理论找到了历史的根据。孔子论艺讲旨远辞文, 以“六经”为典范,确立了为文的最高标准。作者以此为标尺,对历代之文逐一权衡,究其得失之故。秦文衰于“六艺之旨几辍”,汉文兴乎“招亡经,求学士”,崔蔡以下之文失六艺之旨而日靡,韩柳之文寻六艺之遗略而开一代文风。宋人以“通经博古为高”,使其文“材旨大小,音响缓亟”均合于“六艺之遗”,达古文之盛。作者在简要的追述评介中疏文路、究文统,既而得出“文特以道相盛衰”的结论,从正面反击了复古派的“文章与时相高下”的主张。这样,就以历史事实证明了文道相因乃“人文不易之统”,阐明了孔门文学之科、西汉、八家之间的承传关系。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重道却不泥于道。在他看来,文学不等于儒学,古文作为一种专门之学, 非一般儒学之士之可及, 必以“独禀之气”加之以“专一之学”,方可致其至。故孔门弟子虽盛,然得文学之科者仅子游、子夏二人。作者以丰富的史料说明为文之内在条件:工与不工, 系乎为文者的造诣与专一程度,并不受时代的限制。由此可见,惟才、道功夫兼备方可达到孔子所谓的“旨远辞文”的标准。茅氏评古论今,追根溯源,虽无雄辩之语,却以有力的史实论据阐明其文学主张, 为唐宋派立言。作者从文学的自身规律出发,针对古文所阐发的种种见解,切中了七子之文刻意古范、空洞艰涩之弊,在当时颇有进步意义。

同复古派的尊古卑今不同,茅坤坚持文学的发展观。古文虽源于周、秦、西汉,然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正如从“太羹玄酒”、“茅茨土簋”到“明堂玉带,云罍牺樽”,因时而变。如是观之,则不必抱守一朝一代之文, 以为典范。唐宋派尊八家,贬七子,接唐宋余绪, 为古文开辟新径,其通达自不待言。然仅拘此八家,奉为至文,则难免有重复七子之嫌,况茅氏学唐宋,只重其抑扬开合、起伏照应之文法,略其精髓,这就又陷入了拟古主义的窠臼。

茅坤此序,名为书序,实为一篇唐宋派文学主张的宣言书。作者以平实之笔,追古文行踪,昭历代文统,明一家之言,寥落短制,不务空谈。或以例证,或以类比,将抽象的文学哲理点化得透辟明晰。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针对复古派之弊所提出的文学新见,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