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序原文及赏析

昔荀卿子①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 后王是也②。”“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③。”然则考制度, 审宪章④,博闻而强识之, 固通儒⑤事也。《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⑥,作为纪、传、书、表, 纪、传以述理乱兴衰, 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能易其体⑦。然自班孟坚⑧而后, 断代为史, 无会通因仍之道⑨,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⑩,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11)之纪述,萃为一书, 然后学者开卷之余, 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12), 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13),隋之丧邦殊乎唐(14)。代各有史, 自足以该(15)一代之始终, 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 实相因者也, 殷因夏, 周因殷, 继周者之损益, 百世可知, 圣人盖已预言之矣(16)。爰自秦汉以至唐宋, 礼乐兵刑之制, 赋敛选举之规, 以至官名之更张, 地理之沿革, 虽其终不能以尽同, 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17)。如汉之朝仪官制, 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18),本周制(19)也, 其变通张弛之故, 非融会错综, 原始要终(20)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 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21)?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22), 肇自上古, 以至唐之天宝, 凡历代因革之故, 粲然可考。其后宋白(23)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24)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25)而未成书,

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 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弘大(26),考订该洽(27), 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 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 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 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 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28)。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29), 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30),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31), 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 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32)、艺文,历代史各有志, 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33), 范晔《东汉书》(34)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35),首立帝系一门, 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 传授之始末, 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 后之编会要者仿之, 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36)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 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早岁,盖尝有志于缀缉(37)。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38),吹竽已滥(39),汲绠不修(40), 岂复敢以斯文自诡(41)?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42),释之者曰: “文, 典籍也;献, 贤者也(43)。”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 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44)未远,足资讨论, 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45), 家藏坟索(46),插架之收储(47),趋庭之问答(48),其于文献盖庶几焉(49)。尝恐一旦散轶失坠, 无以属来哲(50)。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 曰田赋, 曰钱币, 曰户口, 曰职役, 曰征榷(51), 曰市籴, 曰土贡, 曰国用, 曰选举, 曰学校, 曰职官, 曰郊社(52), 曰宗庙, 曰王礼, 曰乐, 曰兵, 曰刑, 曰舆地(53), 曰四裔(54),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 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 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55)之末, 则续而成之。曰经籍, 曰帝系, 曰封建, 曰象纬(56), 曰物异(57), 则《通典》元未有论述, 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 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 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 以至名流之燕谈(58), 稗官(59)之纪录,凡一话一言, 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 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60), 悠然有得, 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 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

昔江淹(61)有言: “修史之难, 无出于志。”诚以志者, 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62), 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63),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 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64),而欲以末学陋识(65),操觚窜定其间(66), 虽复穷老尽气, 刿目鉥心(67),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 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傥能芟削繁芜(68),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69), 而俾免于覆车之愧(70), 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万有文库”本《文献通考》卷首)

注释 

①荀卿子——荀子名卿,战国后期思想家,著有《荀子》。姓名后加“子”,是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②“欲观”句——见《荀子·非相》。圣王,远古有名的君主,指黄帝、唐尧、虞舜等。迹,指流传后世的制度、措施等。粲然,鲜明的样子,引申为明显。后王,后代君主。③“君子”句——见《荀子·不苟》。论于百王之前,研讨先前的许多君主。端,一种礼服;拜,即“拱”。端拜而议,穿着礼服,双手合抱,从容不迫地讨论政事。④宪章——法律规章。⑤通儒——通晓各种学问的儒生,即“博闻强志”的学者。⑥“太史公”句——太史公,即司马迁,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著《史记》。良史,学识渊博,记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家。《汉书·司马迁传》:“刘向、扬雄博极群书, 皆称迁有良史之材。” ⑦“后之执笔”句——意谓后世史家编撰正史都不能改变司马迁创立的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不同体例相互配合、补充,构成完整的历史体系。这种体例,简称“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简牍,供书写的竹片或木片。⑧班孟坚——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他编撰的《汉书》,专记西汉一代史事,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后世正史多仿《汉书》断代为史。⑨“无会通”句——会通,融会贯通。《易·系辞上》: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因仍,沿袭。⑩“至司马温公”句——司马光死后赠温国公。由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还有《考异》三十卷, “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记述,萃为一书”,总结了由战国至五代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政治上治乱兴亡的事迹,成为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11)十七史——北宋曾汇刻十七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 (指《新唐书》)、《五代史》 (指《新五代史》)。(12)体要——体制与纲要。(13)晋之得国异乎汉——晋武帝司马炎原为曹魏大臣,咸宁二年(276)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不同于汉高祖刘邦在秦末战胜群雄而夺得天下。(14)隋之丧邦殊乎唐——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穷奢极侈,滥用民力, 以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隋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不同于唐末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导致唐王朝日趋衰败以至亡国。(15)该——通“赅”, 概括。(16)“殷因夏”五句——《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损益,减少(原有者)增加(原无者)。圣人,此指孔子。(17)遽异——忽然不同。(18)府卫租庸——唐分天下为十道、六百三十四府,关内二百六十一府属于卫,军事由府掌管,合称府卫。唐代赋役制度:丁男授田一顷,一年交粟二石,谓之“租”;服劳役一人一年二十日, 闰月加二日,不服劳役一日交绢三尺,谓之“庸”。(19)周——指北周。公元557年,宇文泰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国号周,建都长安,史称北周。同年灭北齐,统一北方。公元581年为隋取代。(20)原始要终——从头至尾加以研究。原,察究;要,推求。(21)“独非”句——独非, 岂不是,难道不是。后学,后辈学子。所宜究心,应该专心研究。(22)“唐杜岐公”句——杜岐公,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经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官至司徒同平章事,宪宗时封岐国公。《通典》的体例仿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记载上起黄帝下至唐代宗历朝典志因革。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类。(23)宋白——字太素,宋大名(今属河北)人,官至吏部尚书。曾编撰《续通典》二百卷,起于唐肃宗至德初年,终于五代周世宗显德末年。(24)魏了翁——南宋思想家。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著有《鹤山全集》。(25)属稿——撰写书稿。(26)纲领弘大——指《通典》提纲挈领,规模弘大。(27)该洽——赅备详实。(28)“盖古者”六句——《通典》食货典将“田制”与“赋税”分类叙述,而《文献通考》合为“田赋考”;《通典》赋税中兼述土贡,《文献通考》于“田赋考”外另有“土贡考”。马端临认为,《通典》编排“颇欠精审”。任土作贡,按照土地的生产情况规定应贡献什么。包篚之属,包裹和竹器之类,都是装贡物用的。(29)“乃著叙选举”句——乃著,指杜佑的《通典》。选举,通过荐举或考试以取士,考核官吏以定升降等。秀、孝,即秀才、孝廉,均为举士,唐朝属礼部掌握。铨选,按照资历、劳绩等以举官,唐朝属吏部掌握。《文献通考》分为两门。(30)“叙典礼”句——指《通典》叙述祭礼的部分将经文与传注混淆。如《春秋》是经, 《左传》是传, 《杜预集解》是注。经文早,传注晚,说法不尽相同,不可杂乱引用。汩,扰乱、混杂。(31)“叙兵”句——指《通典》兵门的叙述遗漏了赋调的规章制度。赋调,指征税以充军用,以足军食。唐朝赋役制度,行租庸调法:丁男一人,每年交绢二匹,绵三两。如果交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还可以交银十四两,名曰“调”。(32)五行——指五行志,记载自然界的稀有现象和灾害等情况。(33)“马、班二史”句——司马迁《史记》有《十二诸侯年表》等,班固《汉书》有《异姓诸侯王表》等。(34)范晔《东汉书》——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人,官至秘书丞。《东汉书》,通称《后汉书》,有本纪、志(未完, 由梁刘昭续成)、列传,无表。(35)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王溥,字齐物,宋初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一带)人,官至太子太师。补充唐苏、杨昭复所著《会要》成《唐会要》一百卷, 又著《五代会要》三十卷。(36)统纪——朝代传承。(37)缀辑——编撰。缉,通“辑”。(38)三余少暇——意谓没有时间读书。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学生利用“三余”读书,谓“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 阴雨者时之余”(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裴松之注)。(39)吹竽已滥——意谓没有真才实学,聊以充数。《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40)汲绠不修——比喻没有才能。绠,绳。修,长。《庄子·至乐》:“绠短者不可以汲深。”(41)“岂复”句——怎么又敢以文墨之事自欺呢?斯文,文墨之事,著述。《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自诡, 自欺。(42)“著夫子言”句——《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征,征实。(43)“释之者曰”句——释之者,指朱熹。引文见《论语集注》,原文是:“文,典籍也;献,贤也。”贤,指熟悉掌故的人。(44)儒先之绪言——以前学者创始的著作。绪言,发端之言。(45)业绍箕裘——承接祖先的事业。《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 良弓之子必学为箕。”绍,继承。箕,善于使木弯曲;裘,善于补缀兽皮。箕裘, 比喻祖先的事业。(46)坟索——古籍。《左传》昭公十二年:“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旧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是三坟,八卦之说是八索。(47)插架之收储——指藏书。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 (48)趋庭之问答——承受父教。《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鲤(孔子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49)盖庶几焉——意谓差不多熟悉了。(50)属来哲——托付将来的学者。属(zhu),同“嘱”,托付。哲,哲人,学识精深的人。(51)征榷——国家专利事业,如盐、铁、酒、茶等的征税。榷,征税。(52)郊社——祭祀天、地等的礼节。郊,祭天。社,祭土地神。(53)舆地——地理。舆,车。《易·说卦》:“坤为地,为大舆。” (54)四裔——国境四围的边远地区。(55)嘉定——宋宁宗的年号。(56)象纬——天文。(57)物异——自然界的奇异现象。(58)燕谈——闲居时的谈话。(59)稗官——野史、小说之类。原指小官。《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60)研精覃思——仔细研究,深入思索。覃(tan),长、深。孔安国《尚书序》:“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 (61)江淹——字文通,南朝梁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曾著《齐史》十志。下面的话为郑樵《通志序》引录。(62)陈寿号善叙述——《晋书·陈寿传》:“陈寿字承祚, 巴西安汉人也。……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63)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李延寿,字遐龄,唐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人。继承其父李大师的学业,用十六年精力,编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新唐书·李延寿传》说李大师“多识前世旧事”。(64)二十五代——唐、虞、夏、商、周、秦、西汉、东汉、魏、晋、宋、齐、陈、后魏、北齐、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65)末学陋识——没有本源的学问,浅陋的见识。(66)操觚窜定——写作,改定。觚(gu),方木,古人在上面写字。(67)刿目鉥心——意谓耗尽目力和心血。刿(gui),刺伤。鉥(shu),长针,这里作动词用。(68)傥能芟削繁芜——如果能够删削其繁乱芜杂。傥(tang),倘或。芟(shan),删除。(69)矜其仰屋之勤——顾惜其著书的勤劳。矜(jin),顾惜。仰屋,这里指著书。《梁书·南平元襄王纬传》: “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 (70)俾免于覆车之愧——俾,使。覆车,失误。《汉书·贾谊传》:“鄙谚曰: …… ‘前车覆, 后车诫。’”

赏析 

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说: “班(固)、荀(悦)二体, 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班固以其《汉书》所创立的纪传体断代史体制, “因(司马)迁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荀悦用类叙法,“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通体连用,以述《汉纪》”(《汉纪目录》),扩充了编年体史书的叙述范围,增强了史书记事的条理性。班固以其《汉书》和荀悦以其《汉纪》创立的两种史书体式,成为后世史家编撰正史的范本。

中唐时期, 《通典》问世,改变了史书的编撰格局,突破了刘知几的理论框架,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杜佑的《通典》系统地记叙了自唐虞至中唐历代典章制度的因袭沿革。在《通典》之前, 由《周礼》创制以来,记录掌故的书不胜枚举;由《史记》、《汉书》创立书志以来,书志书目不绝如缕。《通典》“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官礼”(《文史通义·释通》),兼取书志与掌故二者的优长,突破了“断代为史”的局限,撰写出由史以来第一部贯通古今的典志史,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开始了史书撰述和史学研究的领域。其后,宋人郑樵编撰的《通志》,其中的帝纪、列传诸部分同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一样,带有通史性质;其中的精华部分——“二十略”与杜佑《通典》相类,专讲历代典章制度,也是到唐朝为止。郑樵自称, “二十略”所载“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 “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在于此”(《通志总序》)。《通志》的编撰,同《通典》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以“会通”为主的史学思想。

那么,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又有什么史学价值呢?或者说,他编撰《文献通考》有什么必要呢?《〈文献通考〉序》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说明记述典章制度因革史的不可或缺。他认为: “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换言之, “通儒”应该明了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因此,他非常赞赏司马迁和司马光这两位“通儒”及其《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两部通史巨著。司马迁的《史记》,“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能易其体”,但所记史事只到西汉武帝为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但《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然而“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司马光的《通鉴》只记载了“不相因者”的一面, “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所以体现“会通因仍之道”的“典章经制”是很值得后世学者专心研究的。言外之意,编撰一部重点记述典章制度因革的史书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说明已有记述典章制度方面的著作未能尽善尽美。杜佑的《通典》、王溥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虽然是记述典章制度的,但前者条目的分合、叙述的详略,还有许多不妥的地方。诸如“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且又缺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制、王侯年表等。这又进一步说明他编撰《文献通考》是有必要的。

接着,又从自己的经历说明编撰《文献通考》的原因。他“自早岁,盖尝有志于缀缉”,况且“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他惟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编撰成“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这样一部大书。同时说明他的《通考》的内容及其体例。

最后,以谦逊的口吻说明编撰《文献通考》的苦心:“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 “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鉥心,亦何所发明?”他似乎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遂“略辑见闻, 以备遗忘耳”。

对于一部三百四十八卷的大书,想用一篇序言说明编撰意图,以及全书的体例和内容,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一点上,这篇序文以其简明扼要的叙述,使读者了解于心,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紧紧围绕编撰典章制度因革史的必要性引经据典,证明欲求“会通因仍之道”务必考核典章制度;接着说明已有的这类史书尚欠完备,从而自然地过渡到自己立志编撰《文献通考》的志向,以及此书的体例、内容;最后坦诚地说明编撰此书的一片苦心。

乍看,行文朴实、凝重;细品,运笔坦诚、淳厚。通读全文,不仅能让人感触到《文献通考》的严密体例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也能使读者的触觉延伸到文本之外。也就是说,它具有一种超文本的气质。他虽然不便直言,但从序文的字里行间——特别是通读《文献通考》,不难发现,他是怀着救弊拯危的历史责任感来编撰《文献通考》的。

马端临重实际,讲沿革,对义理、褒贬只字不提,着意于扩大研究历史的视野,试图从更广阔的范围考察社会结构。他不拘时俗,仿效《通典》 “考制度,审宪章”,求“会通因仍之道”, 不管义例褒贬,对于“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类皆不载”(王圻《〈续文献通考〉 自序》)。他以《通典》为基础,吸收了《通志》“二十略”的某些成就,在描述社会历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对于相当于《通典》的“食货”部分置于首位,而且增大比重,对土地、农副产品、货币和商业垄断,对人生的控制,以及各种形式的掠夺、国家的消费,全面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其次,注意从时代相续的类例记载中推寻典章制度“变通弛张之故”,从各种不同角度去研究其形成演化过程,所以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描述更加完整,揭示得也更为深刻。通过对典章制度“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考察,探索了历史发展进步的原因。在对田赋、户口、职官、封建等问题的考察中,明确地以“公天下”、“私天下”,是否分疆划土以及有无上下(尊卑、等级)之别、才智之殊、职官之分,作为评论历史变革、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志, 比较准确地接触到了社会变革的实质性问题。因此,对历史上的改革、变法,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在如何救弊拯危、适应社会变革方面,以其思想内容的新特点,沿着杜佑、郑樵的方向,走出了一条与已经规范化、程式化的“正史”所不同的治史道路,为传统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就此而言, “杜氏开其源,马氏竟其尾” (《樊谢山房文集》卷七),彻底动摇了官方垄断的纪传体“正史”的独尊地位,为传统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富有新意的广阔道路。

《文献通考》材料丰富,分类详细,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清乾隆《重刻文献通考序》云:

会通古今,该洽载籍,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其考核精审,持论平正,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粲然具备矣。

《文献通考》的珍贵,就在于它保存了许多为它书所不载的珍贵史料。尤其是占全书一半以上有宋一代的典章制度弥足珍贵, 因为《宋会要》已损于明, 清人徐松就《永乐大典》辑出十七门,编为二百册,较之原本残缺甚多, 《文献通考》的存在足以弥补这一缺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 “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细赡实为过之。”

后人以《通典》、《通志》、《通考》合称“三通”,就其“酌古之要,通今之宜”而言,是不无道理的。但追本溯源, 《通志》意在继承司马迁的事业,而《通考》则是《通典》业绩的发扬光大。从总的方面看, 《通志》和《通考》在历史思想上赶不上《史记》和《通典》,但它们和《通鉴》一样,在继承和发展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上,其成就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到清朝,又出现了《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合称“九通”;近年又有人加入近人刘锦藻编撰的《清续文献通考》,合称“十通”。可见此书学术地位之高,对后世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