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大学宿舍问题》原文

大学宿舍问题

“大学里应该不应该有宿舍”?本是一个很可以辩论的问题。两方面都有充足的理由,若开辩论会,是个美妙的题目;若开座谈会,可谈半年而不得解决。

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所以有这样的“理论的争论”(Ideological dispute),大约是由于世界上的大学本有两派,而又因为每人所受的教育不同,个人追求他的理想,所以争论就起来了。

世界上的大学,大体说,本来有两派:一派是欧洲大陆派,似乎日本也包含在内,这一派以没有宿舍为原则。他们对于大学的根本理想是:大学是专从事学术的,不管生活。生活是社会上的事,有那样的理论,才有那样的大学,其中包含不管宿舍一件事。另一派是英、美派,他们以为学生的学业,靠他们的生活。生活先调理好了,学问及涵养随之而来,所以要宿舍,而且为宿舍花的钱,每每比研究室花得多。

注意:我以上的话,假如是用英文写,都要用过去式,现在用中文写,动词不表时间,不得不声明这一句。以上所说,事实上是第一次大战前的情形。第一次大战以后,社会变了,因而学校受它的影响,不得不有些变动。真正全管宿舍的学校也很少了,除非它那个地方不管宿舍后有办法。即如牛津、剑桥,也有很多“不参院学生”(Non-collegiate Students),真正全没有宿舍的,也不算多,不过那些宿舍不是学校主办,而是学生自己的集合,或者是慈善机关所领导。我在德国时所看到的景象就如此。然而也有许多大学生群聚而居,主持的大约是社会团体,数量虽不算多,也就不是第一次大战前的相貌了。

第一次大战前的大学,只有中产以上的子第可以问津,所以宿舍不宿舍,并不成问题。没有宿舍呢,正是因为当时民丰物阜,中产以上的子弟没有由学校供给宿舍的必要。有宿舍呢,正因为当时有钱人的子弟要在学校里养成绅士的习惯,所以才有绅士的宿舍。例如英国之牛津大学,一个人是有两间屋的,而且还要把木器都买下,花几十镑到一百多镑钱。

原来有宿舍同没有宿舍都有它的好处。没有宿舍,则学校专心做学问,落得省事。学校的生活既然离开不了社会生活,何不爽性让社会解决社会的问题,更何必以宿舍制度养成特殊阶级,狭义的门户主义。有了宿舍,则学校可用导师制,可以借生活陶冶性灵,可以借师生间的相互切磋,锻炼品格。在山贮云,出山成雨,牛津、剑桥就是这个样。我们照这样讨论下去,一辈子讨论不完。

事实是这样:第一次大战的结果,世界上的社会变动了,19世纪的乐观主义结束了,“小民”阶级起来了,弄得到处是大学加了好几倍人,大学为此降低标准的不少,大学为此增加活泼的也不少:是好是坏,不必讨论,因为这是一个不可抗的事实。

于是乎工人的子弟、贫农的子弟,都要进大学的门;于是乎各种奖学金的制度增加;于是乎国家的补贴增加;于是乎大学渐渐失掉了它的阶级性;于是乎大学毕业生也并不值钱。即如美国,现在一个人拿一个B.A.的学位,是不容易找到技术的职业的。虽然杜鲁门先生没有进过大学的,还是当选为大总统,将来也许连Ph.D.也不值钱了。

以上是泛论世界的情形,现在说中国罢。

我先从我个人的经验说起。我在北京大学6年(预科3年,本科3年),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八年。那时候学生的平均购买力比现在高得多,吃个小馆,不算稀奇。我是中产阶级的无产贫家出身,但也差不多每星期跑到东安市场买肉回来吃。我在这6年中,5年住宿舍,饭食的钱,1月合4块多钱,吃的和现在银行下级行员差不多。我在学校的宿舍里住了5年,最后一年因为在报上作点小文,有几个钱,便住“公寓”去了。那时候北京大学左右的公寓不计其数。小饭铺也不计其数,卖零吃得尤其不计其数。我于民国十八年回到北平,学生的生活似乎已竟不如从前,但这是北方的现象,南方正相反。

自从七七抗战,一切全不那样了。跑到西方去,公家不供给地方住,绝没有地方住;公家不供给伙食,绝没有伙食。四川在战前的学校,每月包饭三四块多钱,一个星期至少有一顿鸡吃,肉是每顿有的,鸡蛋一块钱买一百二十个。抗战的时候,可就完全两样,大家吃的比现在台湾大学吃的还糟,八人一大桌,菜是一品大件,就是说白水煮青菜加盐,米是历史性的“平价米”,砂子和糠皮是很多的,颜色则向来不白,米粒更不相黏。至于宿舍,以双层床为原则,住是难民收容所。在那样情形之下,说是宿舍与学生有益吗?真真岂有此理。说是不要宿舍吗?让学生到哪里去住?

那时候的学校已经到了这个样子,然而那时候的社会福利比现在还好得多。……

所以现在讨论大学应该不应该有宿舍,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有宿舍没有宿舍对于较有办法的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对于没有办法的子弟,却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我现在的见解如下:

假如台湾大学办理的目的有心无心的是以教育中产以上的子弟为限,人数不必这么多,宿舍根本不必要。假如“有教无类”并且存心帮助贫乏的子弟读书,则人数不能不较多些,而宿舍绝对有其必要。因为目下台北市的生活,尤其是房价,对于没有家在台北市而贫苦的学生和流亡学生,在学校以外住,是千难万难的。

或者要问:现在台湾大学里面是贫家的子弟多还是有钱的子弟多?现在的大学制度是帮助有钱的人还是帮助无钱的人?

我说:“善哉问。”为讨论的方便,我先回答先生的第二个问题。现在的整个教育制度是不合理的。现在若干地方几乎弄到上小学更难,上中学次之,上大学又次之,大学仿佛是义务教育,小学反而不然。内地的高中毕业生无一不想进大学,台湾情形稍两样些,但也是一步一步照这个趋势走。合理的教育制度,必须是小学最容易,不特容易,而且必须人人进去不可。中学难了,高中更难了,大学尤其难了。这一个办法还要补充上一项,有钱人的子弟,家庭的生活本来比较便于读书,不做事或者更有补习的先生,所以才另要一个补充的办法。这办法就是:小学多设进中学的奖学金,中学也应该设些进大学的奖学金,有小学中学的奖学金,使得贫家或充裕人家的子弟在进大学的机会上接近平等(虽然不能绝对平等),然后再加大学入学的严格考试。这样就差不多了,然而这不是台湾大学所能办,也必须五年、八年才可生效的。

现在回答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就台大论台大,在国内一般的情形论,学生的家庭状况不算好,假如和岭南、沪江、燕京几个大学比,那是不能比的;假如和中央、浙江、武汉、交通几个大学比,我想在大学生的家庭环境,也是台大学生更穷;假如和北大、清华比,我不敢说……我想,还是台大学生更穷,因为台大学生40%以上是外省人,这个40%中,家在台湾或有办法的,不会在10%以上,其他30%真是流亡学生。还不止此,台湾人的生活,也不是宽裕的,比起内地的大埠差得多多。台湾的下县乡村学生,比内地的城市学生又是穷得多。我想,台大的50%以上的台籍学生,至少有2/3,家中送他的子弟来上学,是很勉强吃力的,是亲友凑钱,或借贷而来的。尤其影响这个问题的是台北的繁华,没有亲友在此地的,在此地弄一席之地真是不容易。而台湾省人虽说可能有亲友在台北,但台湾的社会形态已经比内地很多地方为进步。就是说,自立性增加,依靠亲友性减低,而且榻榻米的房子,原来一家住的人就多,再挤进去,真不容易。

我本来想在这一个学期内作一个教育社会的研究,就是调查台大学生的家境,有了这一个客观的资料,许多事才好下手,现在还没有这样办。当然以上所说不过是一个估计,不过我想这个估计大致不差。

以上所说,如果不错,则台湾大学大体上是一个穷人的大学,至少可说是没有钱人的大学,尽管其中也有零零落落的几个富人子弟“海派”、“港帮”。

还有一件事我要说,台大的功课一天比一天加紧,以前放松的时候,固然可以不必天天来,现在要查堂,非天天来不可。假如住得远一些,一天费上两三点钟上学下学,如功课认真,休想有自修的时间,那要在学校考试时降班以至于退学的。有钱的子弟,一天坐上两三点钟的车,也许格外关心,但那要回家没有个舒服自在的住所。若是一天坐上两点钟的火车,回家四个人倒头在六个榻榻米上,又去责备他自修,是不近人情的。

所以我想来想去,台湾大学还是负起为学筹备宿舍的责任来。

我想:台湾大学的宿舍不能太坏,太坏了无法念书;也不能太好,太好了在这个时代中是不公道。标准是坏到不至于不能念书,好到不至于享受发懒。大家在这个穷时代,学生不可与社会脱节,用宿舍养成他的俭朴风气,鼓励他的勤苦动作,培植他的自治能力。

宿舍太好,在现在是说梦话,我们用不着警戒,一切牛津大学的理论等等,现在不必谈。宿舍太坏,弄得他像难民集中营,是一个反教育的大力量,这是要警戒的。我所谓奸者,例如北京大学之单人宿舍(后来不只住单人),是蒋梦麟先生在民国二十四五年为四年级研究生而设的,这样现在办不到。我所谓坏者,是中央大学在沙坪坝的宿舍,那比现在坐两点钟车的学生还要受到反教育的害处。

以上说了许多,归纳是一句话:台湾大学为贫苦学生而想解决宿舍问题。那么或者要问:阔学生是不是不让他来住?我想,不必有此规定。他有办法,他自然不会进来。果然女生宿舍初开放,有几个住了几天就走了;因为她有办法了,她有舒服的家庭或亲友处。

不过,不是学校把宿舍盖好,请学生进来便算了事,学校一有宿舍,从此多事,这是要负起责任来办的。我所谓负起责任来办者,有下列几层意义:

第一是管理。

像我们以前的那些所谓宿舍,有的真是耻辱,我不必详说了。以后要所有的宿舍均须有训导的人员,学校分配给他住,他才可以住;不分配给他住,他断不能住。他一旦丧失了居住的权利,必须搬走,更绝不能容许别人来住。他们的清洁秩序与纪律,学校必须积极负责指导的。

第二是自治。

管理不可不有,但单独有管理,不特违背教育的用意,而且是不发生效力的,所以必须有自治。住在里边的学生,必须自己料理他们的膳食、清洁、秩序,以及培植互相协助的精神,生活美感的实现,公德心之发展,乃至安静用功的习惯。学校的管理,只是负导诱的责任,其实现则靠学生之自动力。

第三是借宿舍的生活培养自己的良好性格。

学校与社会不可离得太远,离得太远之后,就是好,也不过是象牙宝塔。却也不可太近,中国的社会是要改良的,太近之后,同流合污,何从改良起?所以理想的学校,应该是在一般社会之外,而离他不远,这才可以砥砺学性,均养人格,发扬志气,充实知识。

我报告一下台湾大学目前宿舍的情形。台湾大学在日据时代,并没有宿舍,都是通学生,也有人说实际有个宿舍,详情我不知道。政府派定我做这个差使以后,我到台湾来以前,有些好朋友跟我说,台湾大学应该维持通学的传统,万不可有宿舍,弄出各种坏事出来。事实上我也是属于通学论的一派,不过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环境比以前不同了。到了台大以后,听说学生住宿的情形,真正头痛,听说宿舍的情形更头痛;研究室里、教室里,乃至厕所里到处都住着学生。我心中想他们肯这样住,必然没有别的地方可住,这可如何是了!头痛两三个月,发奋建两个宿舍。最初的意思还是消极的,无非把那些乱住的作一个解决。最难办的是传染病房的楼上也有一个所谓“宿舍”,住着将近二百人,且有女生的几个房间。又继续想了一个时候,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得资源委员会的帮助,现在已经完工或正在工程中的宿舍,等到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全校可容一千八百余人住,这中间并不包括公园路和其他几个零住的所谓宿舍,因为这三二百人的住处,是必须取消的,不然,学校不成事体。这个数目字大约分配如下:

1.本校现有宿舍可住男生929人,女生150人(校本部110人,医学院40人),共1079人。

2.正在建筑之宿舍,除已完工之女生宿舍外,尚有6所,每所以容纳168人,计共可容1008人。

3.以上两项共计可住2087人,但原来公园路罗斯福路及武道场3处宿舍俟新宿舍落成之后,须改作他用,此3处宿舍现住之人数为283人,将此数目减去之后,实计全校宿舍可容1800人,约占全校60%弱。

以上是根据训导处的估计,因为还有大多数没有住进去,所以尚未可确知,但大致不差。

台湾大学现在学生是3100余人,所以本学期末可以容60%住在宿舍,尚有1300人左右学校不能供给地方住,但事实上需要的人数并不那样多,第一,有宿处在台北市的(家住在离学校用任何一种交通工具45分钟以内可到达的)学校不供给宿舍。第二,要舒服的不来住,要省饭钱的不来住。这样大约还许有七八百人要住不得住。如果在明年度预算中再承省政府一个帮助,这问题就算初步解决了。就是说,要住的、应住的,都有地方住了。

若问:你所谓不好不坏的宿舍是什么标准呢?

我答:坏到不至于不能念书,好到不至于舒服。上之,仍不失为一般公务员子弟的生活;下之,不至于成为难民窟。若问具体的样子,就是现在第一女生宿舍。这些宿舍当然个个样子不同,标准大致是差不多。

若果以后学校更有力量,每年增建一些,住得可以不像现在这样挤,对于自修更方便了。

我附带说两事:

第一,校园之内以没有宿舍为原则,因为住的地方和读书研究的地方在一处是很不方便的,现在只有对女生宿舍作了一个例外。医学院左右没有地方,也无法不作例外。至于工学院旁之宿舍,完成后暂且作为男生宿舍,将来女生增多,应改为女生宿舍。台大的女生人数,我希望要大大增加的。

第二,宿舍不可以集中,若弄到千人在一起,不是培养读书的一个好环境,所以不可。多走两步路,在青年人是不应该发懒的。

第三,宿舍是必须有秩序的,决不能放任它成为交换恶习惯的场合。

我因为台湾大学的事情,实在千头万绪,最初也有避免这个问题的打算。后来因为看到穷学生的困难,把这个问题整个想了若干遍,所以决心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自找麻烦,不待说了。盖宿舍,麻烦还小,如何管理宿舍,使它有益无害,才是真麻烦呢!但是谁让我接受台湾大学校长这个麻烦差使呢?既有这一个问题在面前,只好正面对付,也就不必叫苦了。

最后说一句:台湾大学宿舍制度的成功或失败,现在还不能预定,我希望同学努力使它成功,万一不能彼此合作,使它成为有益无害的宿舍,而仍旧表演公园路宿舍那个样子。学校只有承认失败,取消宿舍,落得心净!

(原载1949年10月31日《台湾大学校刊》第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