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原文

教育崩溃之原因

中国的学堂教育自满清末年创办的时候起到现在,从不曾上过轨道,而近来愈闹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总崩溃的形势。中国现在正在全部社会的总崩溃状态中之一面,而与其他面分不开。不过,这样说去,牵涉太多,现在且先专说教育崩溃的一事。

欲知教育崩溃的范围,不应仅仅将眼光注射在中央大学、师范大学等,且并不应注射在高等教育。一看小学、中学,其糟糕的状态更远甚于中央大学、师范大学。就学的儿童及幼年人,全在“受教育”的标志下,学习一切紊乱的习惯、作恶的经验,不学不自知的意识,真正不堪设想呢!

教育崩溃的主要原因,据我看来,大致可分为五事:

第一,学校教育仍不脱士大夫教育的意味。

中国在封建时代,“士”一个阶级不过是有统治权者之贵族阶级之工具,为他们办命令下来的事。试看孔二先生所教出来的那些门徒,还不是专找季氏、孟氏寻出路?战国末年士人的地位高得多,然而士人用事者,终不如世卿贵门之数。自李斯相秦始皇,叔孙通相汉武帝封乎津侯,挟书射策之人自然扬眉吐气,不过这些人才都不是考试得来的。而考试得来的董巫师,几乎以乱说阴阳送了老命。而汉魏晋南北朝总是一个门阀社会,门阀中人能读书,自然更有令誉,而专是读书的人不能组织统治阶级。自隋唐以来,考试的力量渐大,故士人的地位渐高,至宋朝而统治阶级的除皇帝外,皆是士人了。明朝野化承元朝,故宦官用事;文化承宋朝,故士人得意。明朝虽宦官每执大权,而士人总是统治阶级之组织者。清朝的统治阶级在满洲世族,而士人也颇有相当的地位,曾左以后士人之力量更大。有这么样的两千年历史,故演成了下列一个公式:“读书为登科,登科为做官。”一看中国的通俗文学,如传奇、弹词之类,更要觉得这个国民心理之根深蒂固。

而且中国社会有一点与欧洲近代社会之根本不同处,即中国社会之中坚分子是士人;欧洲社会中的中坚分子是各种职业(Trades)中人。故中国的中等阶级好比“师爷”,西洋的中等阶级是技术阶级(Professional class)。诚然,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也有一种知识阶级,这种阶级便是僧侣(Clerical)。不过这个阶级自成一个最有组织的社会,虽也久与贵族联合来剥削平民,不过它不专是统治阶级之伺候者。中世纪的欧洲有些大城市,这些大城市中有不少的“自由人”,那些“自由人”以其技能自成一种社会,以商业之发达及新地的发现,这些自由人很得些富力,于是在贵族之无常权力(Temporal power),僧侣之精神权利(Spiritual power)之外增了一种第三权力:这是中国历史上所绝无的。西洋科学之发达,大体上是这个阶级的贡献,因为这个阶级一面用技术的能力,一面有相当的自立,故既能动手,又有闲情。希腊的社会不如此,故希腊的思想都是些讲文、讲道的,而动手的事是奴隶的事。我们不得不幻想,希腊的奴隶中,不知道埋没了多少的科学家呢!中国的士人不能动手,中国的百工没有闲情,或者这就是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罢。士人之只有舞文弄墨的把戏,没有动手动脚的本领,在中国是自古如此。《考工记》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士大夫是办事的,不是做工的。古代尚且把“智者创物,巧者手之”谓之圣人,自汉以来,都放在儒林、文苑之下,而列在方技之中了。

然而近代的需要是百工,近代教育的作用大体上在乎训练出各种技术(广义的)人才,所以近代教育是欧洲的第三权力之创造品,以代替当年的精神权利之创造品者,一朝拿来,培植在“读书—登科—做官”的土田上,是不能不畸形发育的。自然的趋势既如此,不幸清末办学的人更把新教育与旧科举联上,于是学校毕业皆“赐”出身。我幸而不曾在满清时中学毕业,不然硬派一个拔贡做了二民呢(当时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因满清政府要取消这个奖励,他的家长便把他从学堂里叫回家)!所以子弟到学校读书,为父兄者,大多数不抱着使他成就职业的心理,而希望他毕业后得到一官半职。我记得我当学生时,每次回家,总有乡党邻里来问,“你几时出官,官有多大”?我自然愤得骂一顿。不过,这个引诱势力是如何大呢!看得出这道理最明白者,是吴稚晖老先生。他是士人出身,而在丽景街的多所学校做过工,深知此中奥妙,乃把一切弄文字者皆叫做洋八股,于是纸上的科学是洋八股。胡适之先生之以新方法治旧学者,也叫做洋八股,而胡先生是“戴着红顶子演说革命”者。大约胡先生很欣赏他这句话,遂把说空话的党义文叫做党八股。我今天这篇文章也是八股,胡先生逼着做出的每周课卷,其价值焉得过于王韬、冯桂芬之政论乎?惟其一切学问文章经济皆是八股,所以一切职业是做官,教书的是教官,办党的是党官,办工会的是工官。于是乎认字的人越多,失业者越多。学校办得越多,社会上寄生虫越多。

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职工阶级代替士人阶级不可;若想中国教育近代化,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

第二,政治之不安定,是教育紊乱一个大主因。

诚然,政治果永远安定,社会是只能在浮层增进的,不能在基本上改弦更张。不过,社会永不安定,一切事皆办不下去,袁世凯的阴谋政治激出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本不通,今姑从俗),北洋军人与盗阀之横行激出来国民革命,假如中国政治变动只是这几个大纲,教育事业可以因时建设的,不幸大潮流之下,分成无数小潮流,来来往往,反反复复,事事皆成朝不保夕之局面,人人乃怀五日京兆之用心,上台是趁火打劫,下台是酝酿待时。校长不做上三年,办不出事业;教书不教上三年,做不成学问。试以山东、安徽两省论,自国民革命军到后,安徽换了好几十厅长,山东从未曾换过,故山东的教育比较差有秩序,而安徽是一团糟。革命的事业,不是革别人的命便成自己的事业,总要有相当时间的,试看苏俄。

第三,一切的封建势力、部落思想、工具主义,都乘机充分发挥。

乱世造奸雄,奸雄造乱世。自袁贼世凯专用下等的走卒做封疆武臣,无聊的书办做地方大吏,以便自用,于是人人学他。现在的当局,其用人处有没有像袁世凯的呢?这个风气,影响到一切社会上,教育焉能成例外?清末办学者,尚且多存些公益事业的心,至不济,“门墙桃李”之观念是虚荣心作用,也不足害人的。而今呢?私立大学除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先生几个少数以外,有几个真正存心在教育事业呢?若是把办学当做买卖做,尚不是最坏的;若当做走狗制造场,乃真是乱国害政的大源。直弄到有政治野心者,非办大学不可。欲登门投靠者,非进大学不可,所以大学生选举校长,每举些权要与政客。因此我们真不能不佩服清华与中央大学的学生。

在这个办学的与从学的相互利用,以伸张封建势力、发挥部落思想,充实工具作用之下,教育岂不是紊乱社会的根源?这样……的事实可以写成一部一千页的大书,读者人人心中总有几个例子,我不用举了。

第四,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毕业生给中国教育界一个最好的贡献。

我没有留学或行走美国之荣幸,所以我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诚然莫测高深。不过,看看这学校的中国毕业生,在中国所行所为,真正糊涂加三级。因此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何以这些人这样不见得不低能?”他说:“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小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这样说来,是所学非所用了,诚不能不为这些“专家”叹息!这些先生们多如鲫,到处高谈教育,什么朝三暮四的中学学制,窦尔墩的教学法,说得五花八门,弄得乱七八糟。我现在有几句话敬告这些与前清速成法政学生比肩的先生们:

第一,小学,至多中学,是适用所谓教育学的场所,大学是学术教育,与普通所谓教育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教育学家如不于文理各科之中有一专门,做起教师来,是下等的教师;谈起教育——即幼年或青年之训练——是没有着落,于是办起学校自然流为政客。

第三,青年人的脑筋单纯,与其给他些杂碎吃,不如给他几碗大鱼大肉。这些教育家们奈何把中学、小学的课程弄得五花八门,其结果也,毕业后于国文、英、算、物理等等基本科目一律不通。其尤其荒谬者,大学校里教育科与文理科平行,其中更有所谓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等等。

教育学不是一个补充的副科,便是一个毕业后的研究。英国有好些大学以大学文理科毕业者习教育,未习文理科者不得习教育;德国的教育训练是把大学的哲学科(文理经济政治皆在内)学生于高年级时放在特设的一种教育学修习所中,以便教师之养成。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做校长的要从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然而要做教师,非于文理各科中有一专门不可。所谓教育行政、教育心理等等,或则拿来当做补充的讲义,或则拿来当做毕业后的研究,自是应该,然而以之代替文理科之基本训练,岂不是使人永不知何所谓学问?于是不学无术之空气充盈于中国的所谓“教育专家”之中,造就些不能教书的教育毕业生,真是替中国社会造废物罢!

第五,青年人之要求,因社会之矛盾而愈不得满足。

今日中国的社会,是个最大的矛盾集团。时代的、地域的、阶级的、主义的,一切矛盾,毕集于中国之一身。在这个状态之下,国家无所谓“国是”,民众无所谓“共信”,人人不知向哪里去。三十多岁的人尚且不能“而立”,更何所责于青年?在这样情形之下,青年学生自然不能得安定——身体的、心理的、意志的。于是乎最基本的冲动,向最薄弱的抵抗处发动,于是乎青年学生的事不是风潮便是恋爱……

以上的五项中,第一、第二两项是基本的原因,第三、第四两项是目下紊乱之直接原因;第五项是一种外感病,自身健康自然不染,自身不健康是免不了的。政府若想把教育彻底改革,非对这原因作有效的处置不可,否则改一回学制即增一回紊乱,作一次处分即种一次恶因。

至于改革的具体方案,下次再谈。

(原载1932年7月17日《独立评论》第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