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原文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关于教育改革之具体问题,原则上我们可以有些意见。其施行的详细方案乃是教育当局的事,我们局外人既无材料在手,自然无从悬推。

教育改革具体方案之原则,一时想来有下列数事。

(一)全国的教育,自国民教育至学术教育,要以职业之训练为中心的。这话不是江苏省教育会一系人之老调头,他们的办法是把学校弄成些不相干的职业的“艺徒学堂”。幼年人进学堂,如进工场一般,这是极其不通的。我们乃是主张学校中的训练要养成幼年人将来在社会服务的能力,养成一种心思切实,态度诚实,手脚动得来,基本知识坚固的青年。所以中小学虽有化学,然而如竟专心制起胰子来;虽有物理,然而专心做起电灯匠来,都是大可不必的。不过,化学虽不造碱,而必使中学毕业生在化学工厂中做起事来,能应用他在学校中学的化学知识;在农场中做起事来,能应用他在学校中学的动植物知识,然后这教育不是失败的。

在这“职业训练”的要求之下,我以为中小学的课程应注意下列数事:

甲、将中小学课程之门类减少至最低限度,仅仅保留国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自然知识、史地知识、体育等,而把一切不关痛痒的人文科目一律取消。一面将党义的功课坚实地改良,使其能容纳些可靠的人文知识,不专是一年又一年的喊口号。当年黄炎培等人拟高中章程,竟有了文化史和人生哲学。这个题目在欧洲尚不会建设得能够包含着基本训练之意义,试问中国有谁配教这门功课?在高中又如何教法?……

乙、每一科目宁缺毋滥。在城市的学校可减除自然知识,在乡村学校亦可酌量减除些科目,只有国文、英文、算学是绝对不可少的。每一科目既设之后,必求有实效,国文非教得文理清通、文法不错不可,英文非教得文法了然能有些实用不可,算学非教得有算术、几何、代数、最浅解析几何、最浅微分之基础知识,而能实用不可(此限度就高中言)。物理非教得对于电灯、肥皂泡、天气变化、化热力功用等等一切我们四围环境中遇到的事件,能与书本上的指示连起来不可;植物非教得能把我们园中的植物拿来分类认识出来不可。一切功课都步步跟着实验,教科书不过是一个参考的手本,训练的本身乃在动手动脚处。国文、英文也不能是例外的,历史要教到坚实而不盲目的民族主义深入心坎中,同时知道世界文化之大同主义;地理要教得知道世界各地物质的凭借,及全国经济生活之纲领,若专记上些人名、地名、年代、故事,乃真要不得的。为实现这样的课程,教育部有设置几个专科的课程编定委员会之必要。

照这样做下去,然后以下列的标准考察一个学校办的成功与失败:一、学生的手脚是否有使用他的课本上的知识的能力;二、学生能不能将日常环境中的事与课本上的知识连贯起来。能,便是训练的有效;不能,便是制造废物了。这样的训练,不特可以充分发育一个人之用处,一个人将来在职业上的用处,并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习惯、思想不清的涵养、做士大夫的架子。

(二)全国的教育要有一个系统的布置。民国以来的教育,真可谓“自由发展”了,其结果是再紊乱不过的。私立学校随便开,大学随便添,高中满了全国。即令这些学堂都好,也要为社会造出无数失业的人来,而况几乎都不成样子。现在教育部有下列的几个当务之急:第一,作一个全国教育的统计,同时斟酌一下,中国到底需要些哪样人,然后制定各校各科的人数,使与需要相差不远。第二,使公立学校在上下的系统上及地方的分配有相当的照应。第三,限制私立学校,使它不紊乱系统。第四,最要紧的——国民教育、普通教育、职工教育、学术教育,中间之相接、相配合处厘定清楚,务使各方面收互相照应之功效,而不致有七忿八错之形态。

(三)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试以普鲁士为例,虽说大学教授讲座之选补权亦操之教育部,一切教育行政皆由部或地方官厅令行之,然其教育界实保有甚大之自治力量,行政官无法以个人好恶更动之。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革命后普鲁士教育部长免了一个国立歌剧院院长的职,竟发生了大风波。如熟悉德国教育情形,当知高等教育权皆在所谓秘密参议手中,普通教育权皆在所谓学事参议手中,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这样子固然有时生出一种不好的惰力,然而事件总不至于大紊乱。中国的教育厅长、特别是市教育局长可以随便更换,这犹可说他们是政务官,然而厅长、局长竟能随便更变校长,一年数换,于是乎教员也是一年数换了。服务教育界者,朝不保夕,他们又焉得安心教书?又焉得不奔竞、不结党营私?

所以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定教育经费之独立,中央的及地方的。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教员、教授的资格,审定之后,保障他们的地位。第三,教育部设置有力量的视学,教厅亦然,参以各种成绩之考核,纯然取用文明国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之办法,定教育界服务人员之进退,及升级补缺。河南省的教育经费能独立,山东省的教育不曾换过长官,其结果便比江苏、安徽好得多,这真是值得注意的。

(四)中国的教育是自上腐败起,不是自下腐败起。民国二十年来的事实可以完全证实此说。教育部没有道理了,然后学制紊乱,地方教育长官不得人,校长不成样子,然后教员不成样子,然后学生的风纪不堪问了。政府有时稍稍表示认真的决心,每收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民国十五年国府在广东时,把中山大学解散了,教授重行聘任,学生须经甄别,当时的中山大学真可谓党派斗争之大集合,亦是学潮的博物馆,然而政府一经表示决心之后,竟全无问题,于是中山大学有了三年的读书生活,以后仍是政府措施不当,然后风潮又起来的。又如此次政府表示整顿中央大学的意思,不特在中大办下去了,即远在北平的大学,也望风软化。虽以刘哲一样的人,尚能以决心平服北平教育界,而况其他?……所以我的看法是:教育之整顿,学风之改善,其关键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若大学校长永远任用非人,虽连着解散几次又何益?然则今之政府之责任,在整顿自己责任内的事。所谓政府责任内事者,大致有下列二项:

甲、把教育部建设成一个有技术能力的官厅,以法兰西、普鲁士的教育部为榜样做去,不特参事司长不能用一无所能的人,即科长、科员亦必用其专门之长。此外更设统计处,以便全国教育事项了如指掌;设教材编纂处,不再审定些亡国的教科书。

乙、厅长、大学校长、教育局长必须用得其人。其人若有人品,有见识,有资望,自然没有学潮,有也不至为大害。以我个人教书的经验论,学生多数是好学生。我一向对学生极严厉,并未遇到反响,所见的学生捣蛋,皆自教员不振作而起。

(五)教育当局要为有才学的穷学生筹安顿。中国的家庭是世界上最腐败的,中国的家庭教育是世界上最下等的,所以严格说去,中国无“世家”之可言。惟其如此,故贤士干才多出于贫寒人家。环境之严苦锻炼出人才来,不是居养的舒服能培植德性的。科举时代,穷人是比较有出路的,一来由于当年读书本用不了许多钱,二来由于当年义学、宗塾、廪膳膏火、书院奖励、试馆等制度,大可帮助有才无钱的人。今日之学校教育,用钱程度远在当年之上,并无一切奖金、助金。国家号称民国,政治号称民权,而贫富之不平更远甚,成个什么样子?不特就人道的立场言,极其不平;即就政治的作用论,也是种下一个最大的危险种子。所以我来提议:

甲、把自大学至小学的经费抽出至少百分之五来作奖学金。

乙、把一切无成绩的省立大学停止了,改成奖学金(国外留学金在内)。

丙、把一切不成样子的私立大学停止了,收它们的底款为奖学金。

丁、一切私立学校不设奖学金者,不得立案。

戌、学费一面须收得重,奖学金额一面复设得多。

于是国家有国家的奖学金,省有省的奖学金,县有县的奖学金,学校有学校的奖学金,团体有团体的奖学金。于是学生用功了,穷学生尤其用功了,学校的风气自然好,社会的秩序自然改善。

此外关于学术教育的事项,后来再论。

(原载1932年7月24日《独立评论》第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