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君子和而不同》原文

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主张和而不同,他在《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再通俗地说,君子能以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恰到好处,小人则一味附和、讨好他人,不肯提出不同意见。

孔子坚决反对与世俗同流合污。他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庄重而不固执,团结而不结党营私,但小人却结党营私,同流合污。孔子怒斥团团伙伙的勾结作风,认为这是对道德的践踏。对此,南怀瑾认为孔子并非是一位不分是非的调和主义者、折中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位很讲原则的人,是一位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又能虚心接受他人批评的人。

南怀瑾认为,“和而不同”应该是我们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加之出身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人生经历的不同等,决定了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不同的情感、性格、气质、思想。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只要个人的行为不妨碍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妨碍他人的生活,就有存在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也不能消除他人的这种差异。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自己所行所言都应得到他人的首肯,我们不可能与每一个人都成为知心的朋友,我们也不可能喜欢所有的人,但可以不欣赏、不喜欢他人,却不能轻视、歧视他人,因为,他人只是和你不同而已,你要尊重这种不同。当然也不要在与他人交往中,一味地迁就他人,盲从他人,从而丢掉自己的个性。

而“君子和而不同”的古训,是说虽然人与人的交往贵在求同存异,但君子之间的交往是求和谐,而不是一味地投他人的所好。现实中有些人的交往是“同而不和”,凡事好像都说“好好好、是是是”,但相互之间却没有真心,也不和谐。

“和而不同”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即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赞赏,还应当相互督责,相互启发,向对方提出不同的意见帮助对方。提意见者不管地位的高低,年龄的长幼。就像孔子本人也是一位善于接受不同意见的人,不管是其弟子们的意见还是不相识的陌生人。比如,他在批评颜回时说:“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就是说,颜回不是在帮我啊,他对我说的话总是全盘接受,从不提出反对意见。孔子公开主张:学生,也应当不让于师。

尹绰和赦厥同在赵简子手下做官,赦厥为人圆滑,会见风使舵,看主人的脸色行事,从来不说让赵简子不高兴的话。尹绰就不是这样,他性格率直,不看主人脸色,有意见就提,对赵简子忠心耿耿尽职尽责。

一次,赵简子带尹绰、赦厥及其他随从外出打猎,一只灰色的大野兔窜出来,赵简子命随从全部出动,策马追捕野兔子,并说“谁抓到野兔谁受上奖”。众随从奋力追捕野兔,结果踩坏了一大片庄稼。

野兔子抓到了,赵简子十分高兴,对抓到野兔的随从大加奖励。尹绰表示反对,批评赵简子的做法不妥。

赵简子不高兴地说:“这个随从听从命令,动作敏捷,能按我的旨意办事,我为什么不能奖励他呢?”

尹绰说:“他只知道讨好您而不顾老百姓种的庄稼,这种人不值得奖励。当然,错误的根源应该是在您的身上,您不提出那样的要求,他也不会那样去做。”

赵简子心里闷闷不乐。

又一次,赵简子因头天晚上饮酒过多,醉卧不起,直到第二天已近晌午,仍在醉梦中。这时,楚国一位贤人应赵简子3月前的邀请前来求见,赦厥接待了那位贤人。为了不打扰赵简子睡觉,赦厥婉言推辞了那位楚国人的求见,结果使那位贤人扫兴而去。赵简子直睡到黄昏才醒来,赦厥除了关心赵简子是否睡得香甜外,对来人求见的事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了几句。

后来,赵简子常对手下人说:“赦厥真是我的好助手,他真心爱护我,从不肯在别人面前批评我的过错,生怕伤害了我。可是尹绰就不是这样,他对我的一点毛病都毫不放过,哪怕是当着许多人的面也对我吹毛求疵,一点不顾及我的面子。”

尹绰听到这些话后,依然按过去一样对待赵简子。他跑去找赵简子,他对赵简子说:“您的话错了!作为臣下,就应帮助完善您的谋略和您的为人。赦厥从不批评您,他从不留心您的过错,更不会教您改错。我呢,总是注意您的处世为人及一举一动,凡有不检点或不妥之处,我都要给您指出来,好让您及时纠正,这样我才算尽到了臣子的职责。如果我连您的缺点的一面也加以爱护,那对您有什么益处呢?缺点很可爱吗?如果您的缺点越来越多,那又如何能保持您美好的形象和尊严呢?”

赵简子听了,似有所悟。

可见,真正的“和而不同”并不是一味地讨好,一味地盲从,而是在发现对方的缺点错误后,能真心指出并帮助其改正,使之不断完善起来。就是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孔子也曾明确表示,“该说就说”,他认为对君主也应采取“勿欺也,而犯之”的态度,就是不要为讨君主的喜欢而欺蔽他,而应以诚实的态度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哪怕是冒犯君主。

人们都知道《说唐》里鼎鼎大名的尉迟恭是一名莽勇的将军,却不知他在《唐史》里,是一位以“和而不同”著称于世的君子。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闲暇无事,与吏部尚书唐俭下棋。唐俭是个直性子的人,平时不善逢迎,又好逞强,与皇帝下棋时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架炮跳马,把唐太宗的棋打了个落花流水。

唐太宗心中大怒,想起他平时种种的不敬,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立即下令贬唐俭为潭州刺史,这还不算完,又找了尉迟恭来,对他说:“唐俭对我这样不敬,我要借他而诫百官。不过现在尚无具体的罪名可定,你去他家一次,听他是否对我的处理有怨言,若有,就可以此定他的死罪!”尉迟恭听后,觉得太宗这种张网杀人的做法太过分,所以,当第二天太宗召问他唐俭的情况时,尉迟恭不肯回答,反而说:“陛下请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到底该怎样处理。”

唐太宗气极了,把手中的玉笏狠狠地朝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尉迟恭见了,只好退下。

唐太宗回去后,冷静一想自觉无理,认为尉迟恭谏言正确,于是大开宴会,召三品官入席,自己则宣布道:“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表彰尉迟恭的品行。由于尉迟恭的劝谏,唐俭得以免死,使他有再生之幸;我也由此免了枉杀的罪名,并加我以知过即改的品德,尉迟恭自己也免去了说假话冤屈人的罪过,得到了忠直的荣誉。尉迟恭得绸缎千匹之赐。”

唐太宗确实是一代明君,非常“明正”;假如他是一个昏君;假如尉迟恭真的按他的话去陷害唐俭而致其死,又安知唐太宗“明正”起来,不治罪尉迟恭呢?

南怀瑾认为,人与人之间,在非原则问题上应谦和礼让,宽厚仁慈,多点“糊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则应保持清醒,不能一团和气。什么时候见不义不善之举都应阻之正之,如力不至此,亦应做到不助之。如果明明知道有人在行不义不善之事,却因他是长辈、上司、朋友,默而容之,帮而助之,就不是“和而不同”,反而是一种“同而不和”。当然,有时候立定了脚跟做人,的确是会冒风险的,也可能会受到暂时的委屈,受到别人的不理解,但是,“和而不同”这种公正的品德,最终会赢得人们的尊敬的。天长日久,他人自然会了解你的为人和品格。

人与人的交往,要恰如其分,不强交,不苟绝,不面誉以求新,不愉悦以苟合,其关系的处理,恐怕用得上这么一副对联——“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也就是“君子为人,和而不流”,即小事“和”,而大事“不同流”。

此外,在人与人交往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意见、看法跟大家南辕北辙的人。除非是明显违背了真理,否则我们应学会用宽容的心,学习和接纳这些不同的声音,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并从这种相处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同时也能克服自己主观、臆断或武断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