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警告

“如果悌也尔〔1〕老爹认为他刚刚给予我们的教训能起什么作用的话,那他就太不了解巴黎人民了,这一点就跟我的名字叫贝利塞尔、现在手里拿着一把刨子一样千真万确。您瞧,先生,他们成批地枪杀我们、流放我们、驱逐我们,在萨托里兵营〔2〕审判我们之后再把我们流放到卡延岛〔3〕,将我们满满地塞进沙丁鱼桶般的船底,可这一切都没有用,巴黎人天生喜欢闹事,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他们这种爱好!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叛逆的性格。您还能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感到有趣的不仅仅是政治,还有政治带来的生活方式:工厂关门、集会、闲逛,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事情。

“要理解这些,就必须像我一样,出生在奥利翁街的一个木匠作坊里,从八岁到十五岁在那里当学徒,并且坐在装满刨花的手推车里走遍整个市郊。啊!当然啦!可以说,在那些年里,我得到的报酬就是革命。我小的时候,个子还没有一只靴子高,可是只要巴黎有什么风吹草动,您肯定能在造反的人群中看到我矮小的身影。几乎每次闹事,我都能事先得到消息。当我看到工人们手挽手前往市郊、将人行道占得满满的,女人们站在门前一边说话、一边手舞足蹈,大批的人从禁止通行的栅栏上下来时,我便一边推着我的刨花,一边在心里说:‘好家伙!又要发生什么事了……’

“事实上,这种事从来就不曾少过。晚上回家时,我经常看到小店里挤满了人;父亲的朋友们围着工作台谈论着政治,几个邻居给他送来了报纸;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有一文钱就能买得到的报纸。若想看报,好几个同楼的人得凑钱才能订一份,然后一层楼一层楼地相互传阅……不管发生什么事,贝利塞尔老伯总是不停下手中的活儿,他一边愤怒地推着木刨,一边听着新闻;我记得那几天,每当坐下来吃饭时,妈妈总是对我们说:

“‘安静点,孩子们……爸爸在不高兴,因为政治上的事情。’

“我嘛,您想,我对这些该死的事情也懂得不多。不过,有些词听多了,也就慢慢记住了,比如:

“‘基佐〔4〕这个浑蛋,他去根特〔5〕了!’

“我不认识这个基佐是谁,也不知道去根特意味着什么;可这没有关系!我只是学着别人的样子说:‘基佐这个浑蛋……基佐这个浑蛋……’

“我非常乐意把这个可怜的基佐称为浑蛋,更何况我在脑子里把他和城里的一个流氓警察混为一谈,那家伙总是站在奥利翁街的拐角处,看到我装满刨花的车子就招惹我……街区里没有人喜欢这个浑蛋!甚至连狗和孩子都离他远远的;只有酒店老板为了逗弄他,才常常从虚掩的店门里塞给他一杯葡萄酒喝。那流氓警察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到门前,左顾右盼一番,确认没有长官在场之后,便迅速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我从来不会像他那样身手敏捷地喝完一杯酒。最为恶毒的做法,是瞅准他仰头举杯的时刻,跑到他身后大喝一声:

“‘小心,警察!……长官来了。’

“巴黎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因为警察动不动就处罚人。大家已经习惯痛恨这些可怜的恶棍,并把他们视作恶狗。部长们干了蠢事,付出代价的总是警察;而一旦发生革命,部长们都逃到凡尔赛去,被打入水沟的却又是警察……

“我还是接着我的话题说:只要巴黎有什么风吹草动,我总是第一批知道消息的人。在那些天,街区所有的孩子们都会约好一起去市郊。有人高声叫道:

“‘去蒙马特高地……不!……去圣德尼门。’

“人们便朝那里跑去,不一会儿他们怒气冲冲地折返回来,因为没能过得去。女人们跑着去面包店。那些平时进出马车的大门都被关得紧紧的。这一切使我们热血上涌。我们唱着歌,一路上挤撞着那些街头小贩,吓得他们像大风来临的日子那样,慌不择迭地收摊。有时,当我们来到运河时,闸桥已经被拉起来了。出租马车和货车都停在那里。车夫们咒骂着,乘客们则焦急万分。步行天桥满是阶梯,将市郊和寺庙街隔开;我们奔跑着翻过这座天桥,来到大街上。

“大街最有趣的时候,莫过于封斋节前的星期二和暴动的那些日子。那时候几乎没有马车;人们可以在宽阔的马路上随意行走。这些街区的小店主们见到我们经过那里,十分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于是连忙关上店门。只听见噼里啪啦一片上门板的声音。不过,店铺的门关好之后,那些人就站到了家门口的人行道上,因为巴黎人的好奇心永远胜过一切。

“最后,我们见到黑压压的一群人拥挤在一起。就是这里!……只是要看得真切,就必须挤到第一排去;说实话,为此我们挨了不少巴掌!……但是,我们推呀、挤呀,还在人群的大腿中间钻来钻去,终于来到了前排……我们占据了一个好位置,在所有人的前面;这时,我们长嘘一口气,感到非常自豪。事实上,将要发生的场面值得我们这样做。

“您瞧,不管是波卡日还是梅兰格〔6〕,谁都不曾让我如此心跳!我看见在大街尽头的空地上,警察局长披着绶带,向我们走来……其他人喊道:

“‘警察局长!警察局长!’

“我没有跟着喊。不知为何,我既害怕又高兴,紧咬着牙关;我在心里想:

“‘警察局长在这儿……等一会儿要小心警棍……’

“其实我心慌的还不是警棍,而是这个恶鬼般的家伙,他身穿黑色制服,外面披着一条绶带,头戴一顶巨大的圆帽,看上去就像是在巡视军营一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阵鼓声响过之后,警察局长开始含混不清地讲起什么来。由于他离我们很远,所以尽管街上一片寂静,可他的声音却十分飘忽,我们只听见:‘嗯……嗯……嗯……’

“不过,我们和他一样熟悉有关集会的法律规定。我们知道,在遭受警棍的殴打之前,我们有权享受三次警告。所以,第一次警告发出后,谁都没有动。大家非常平静地站在那里,双手插在裤袋里……第二次警告时,人们的脸色开始发青,大家左顾右盼,看从哪个方向逃跑……第三次警告一响,人们呼啦一声散开,就像山鹑起飞一般;叫喊声、呜咽声此起彼伏,围裙、帽子漫天飞舞,人群后面,警棍开始打来。没有一出戏能让您感到如此激动,真的。经历过的人可以把这场面向别人讲整整一个星期,而且可以骄傲地说:

“‘我听见了第三次警告!……’

“应该说,玩这个游戏,有时也要受一些皮肉之苦。您想,有一天,在圣厄斯塔斯教堂〔7〕的尖端处,我不知道警察局长是如何数数的;第二次警告刚刚发出,警察就挥舞着警棍出动了。您也知道,我不会傻待在那里等他们来。可是无论我怎样拉长自己的腿跑都没用,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紧紧地追着我,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有两三次感觉到警棍挟着风在我身后划过,此后终于被当头击中。我的天哪,多么厉害的一击啊!我的眼前从来没有冒过这么多金星……我的脸被打破了,大家把我抬回了家,您也许以为这下我要改邪归正了……啊!是的,在可怜的贝利塞尔大妈给我敷药时,我不停地在叫:

“‘这可不是我的错……是那个无赖警察局长骗了我们……他只发出了两次警告!’”

注 释

〔1〕 阿道夫·悌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记者、历史学家,1871年2月执掌法国政府,同年8月任共和国总统。1871年5月,他指挥凡尔赛军队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被认为是屠杀公社战士的刽子手。

〔2〕 萨托里兵营位于凡尔赛附近,巴黎公社遭镇压后,这里是关押并审判被捕的公社成员的地方。

〔3〕 小岛名,位于法属圭亚那,是巴黎公社社员的流放地之一。

〔4〕 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曾任内政部长、国民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共和国参议院主席等职位,是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5〕 比利时城市,1815年拿破仑“百日政变”期间,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就在该城市避难。

〔6〕 波卡日(1797—1863)和梅兰格(1808—1875)均为19世纪中期著名的演员。

〔7〕 教堂名,位于巴黎的雷阿尔区,建于13世纪,重建于1532至16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