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前夜》全文阅读

马德里有一座被炮弹打坏了的公寓,从公寓高处可以望到那个所谓“村舍”[1],我们当时就是以这座公寓作为工作基地的。战斗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进行。居高临下看得见战斗的场面一直伸展到小山上,鼻子闻得到硝烟的气味,舌头上沾着战场上飞来的尘沙,步枪声和自动步枪声更是如滚石下坡一般在耳边响成一大片,时起时伏,中间还夹着劈劈啪啪的各式枪声,以及我们背后排炮向外发射的接二连三的隆隆巨响,巨响过后总少不了轰然一声,炮弹落地开花,冲天黄尘滚滚而起。不过要拍好电影,这个距离总还嫌稍远了点。我们也往前挪过,可是他们老是对着摄影机打冷枪,弄得你根本没法拍下去。

我们最贵重的东西就数那大的一架电影摄影机了,如果摄影机打坏,我们也就玩儿完了。我们简直是在无处可拍的情况下把影片拍出来的,所以这些拍好的影片加上摄影机,便成了我们的宝贝。我们浪费不起胶卷,电影摄影机更得百般小心保护。

就在前一天,迎面打来的冷枪逼得我们退出了一个拍片的好地方,我只好把小摄影机捧在肚子上,拼命压低了脑袋,用胳膊肘支着地,一步一挪地爬回来,子弹呼呼地从我背上掠过,打进了砖墙,四散飞溅的泥粉砖屑两次撒满了我的全身。

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方面最猛烈的进攻总是在下午发动的,那时太阳正好位于那帮法西斯的背后,摄影机镜头上照到了阳光,便像日光反射信号器一样闪闪发亮,那帮摩尔人[2]就瞅准了闪光开火。他们在里夫人[3]那儿见到过日光反射信号器和军官的望远镜,满在行的,所以你如果愿意饱尝一下冷枪滋味的话,只要无遮无蔽地拿起望远镜来望望就行。而且他们的枪法可精着哩,所以弄得我整天紧张得唇干舌燥的。

一到下午我们就开进公寓。在这个地方拍影片还是不错的;我们在阳台上用破旧的花格帘子草草做了个遮阳,摄影机就可以安在下面。不过,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距离总还嫌远了些。

真要说太远那也不见得,有一些场面还是可以拍到的,比如那松树遍布的山坡,那湖,那中了高爆榴弹后石屑四迸、粉尘弥漫、看不清面目、依稀只见个轮廓的一幢幢石头农家房子。轰炸机打头上嗡嗡飞过,这就又可以拍到小山顶上轰然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和尘雾。不过,隔着这八百码到一千码的距离,坦克看去到底只像些泥土色的小甲虫,口吐细细的火光,在树林子里快快地爬,坦克后面的士兵都成了些小玩具人,一会儿卧倒,一会儿猫着腰往前跑,一会儿又趴了下去,有的还能起来往前跑,有的就没再挪动过一步,星星点点的人影就这样布满了山坡,而坦克还是一个劲儿往前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拍出个战斗的轮廓来。我们已经拍到了许多近景,运气好些的话今后还能拍到一些,如果我们还能拍到一些可以体现战斗轮廓的场面,诸如突然的尘土冲天,榴霰弹的空中开花,滚滚的硝烟尘雾中手榴弹爆炸的黄光一闪、白花怒放等等,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基本上可以完成了。

这样,到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大摄影机搬下楼去,拆下三脚架,把东西分作三堆,然后一次一个,带上东西飞快穿过玫瑰树林荫路的那个烧得光光的转角,对面是旧日蒙大拿兵营马厩的石墙,到石墙下就安全了。我们看到有了这么个拍影片的好地方,个个兴致很高。但是要说距离还不算太远,那就颇有点自己骗自己了。

到了通往佛罗里达旅馆的坡道上,我就说:“来,一块儿到奇科特酒吧去喝一杯。”

可是他们有一架摄影机得修,还得换胶片,已经拍好的胶片也得赶快密封,因此我就一个人去了。在西班牙是决不会找不到伴儿的,换换空气也好嘛。

在这四月的黄昏我顺着大马路朝奇科特酒吧举步走去时,心情是满意的,只觉得又快活,又兴奋。我们干得很卖力,我看干得成绩也不错。可是独自一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得意的心情却全消失了。孤零零一个人,头脑冷静了下来,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离前线毕竟太远了,而且再傻的傻瓜也看得出来:进攻是失败了。其实我也早就清楚得很,只是心里总还抱着希望,情绪一乐观,往往就给蒙住了眼。但是此刻想起了前线的那个光景,我明白了这简直就是索姆河之役[4]的重演,伤亡惨重啊。人民的军队终于发动进攻了,可是这样的进攻法只会招来一个后果:毁灭了自己。此刻我把今天一天看到的、听到的合在一起想想,觉得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奇科特酒吧的一片烟雾喧嚣之中,我意识到进攻是失败了;在人头挤挤的柜台跟前喝第一杯酒时,我这体会就更强烈了。如果形势大好,只是个人的情绪欠佳,那喝上一杯心情是会好起来的。可是如果形势实在糟糕,而个人倒一切正常,那喝上一杯反而会把糟糕的局面看得愈加清楚。店堂里这时早已挤得满满的,要端起酒杯来喝,还真得用胳膊肘往外挤挤才行哩。我刚足足实实喝了一大口,就给谁撞了一下,杯子里的威士忌苏打水都泼了出来。我火了,扭过头来一看,那撞我的人倒笑了。

“哈罗,鱼儿脸,”他说。

“哈罗,你这头老山羊。”

“我们去找张桌子坐吧,”他说。“刚才撞了你一下,看你的样子可是真火了。”

“你从哪儿来呀?”我问。他的皮上装又脏又油腻,两只眼睛眍了进去,一脸胡子也真该刮刮了。他腰里佩着一把大号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枪据我所知以前有过三个枪主,跟枪相配的子弹我们还一直在到处找呢。他个子很高,脸上黑乎乎沾满了硝烟和油污。头上戴一顶皮防护帽,帽顶上由前往后加垫了一条厚厚的皮做成个护顶,帽边上也都镶了厚厚的皮。

“你从哪儿来呀?”

“从‘村舍’来呗,”他故意拉着个念经般的调子说,这是学的新奥尔良一家旅馆里的一个小听差,从前我们在一起听到过这小听差就拉着那样的调子在大厅里传唤,至今我们两个私下还常常学着这腔调逗笑。

我看见一张桌子上有两个士兵和两个姑娘站起来走了,我就说:“那边有桌子空了,我们上那边去坐吧。”

我们就在店堂中央的这张桌子旁坐了,他举起酒杯来,我倒看得呆了:他两手油污,两个大拇指的叉弯里黑得简直像石墨,那是让机枪后部倒喷的烟气给熏黑的。拿着酒杯的手在抖。

“你瞧我的两只手。”他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那只手也在抖。“左右手彼此彼此,”他还是拉着那个滑稽的调子说。随即口气就严肃了起来:“你上去过啦?”

“我们去拍了影片。”

“拍得好吗?”

“不太好。”

“看见我们啦?”

“你们在哪儿?”

“在进攻农庄。今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

“啊,看见了。”

“满意吗?”

“哪儿能呢。”

“我也不满意,”他说。“告诉你,这事压根儿就是荒唐透顶。对那样的阵地,为什么要发动正面进攻呢?这到底是谁的主意?”

“一个叫拉尔戈·卡瓦列罗[5]的混蛋,”说这话的是一个矮个子,戴着玻璃片厚厚的眼镜,我们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张桌子旁坐着了。“人家给他副望远镜叫他看,他第一次看望远镜就俨然成了个将军。这就是他的杰作。”

我们都把眼睛盯住了这个说话的人。跟我一起的那个坦克手阿尔·瓦格纳对我瞧瞧,还皱了皱眉——不过他的眉毛已经烧掉了。那小个子对我们笑笑。

“同志,要是附近有人懂英语的话,你要给枪毙的,”阿尔对他说。

“哪儿的话呢,”那小矮子说。“拉尔戈·卡瓦列罗才要给枪毙呢。他应该枪毙。”

“喂,同志,”阿尔说。“你就小声点好不好?人家听见了你的话,还当我们是跟你一起的呢。”

“我的话可不是胡说的,”那个眼镜片子好厚的矮个子说。我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眼。他给人一种感觉:他的话的确不是胡说的。

“话虽如此,可不是胡说的话说出来也不一定就合适,”我说。“来一杯如何?”

“好啊,”他说。“不过跟你说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你是靠得住的。”

“我也不见得就那么靠得住,”我说。“再说这酒吧间到底是个公共场所。”

“只有在酒吧间这样的公共场所才可以私下谈谈没关系。我们在这儿说话谁也听不见。你是哪个部队的,同志?”

“我手里管着几辆坦克,从这儿走着去约有八分钟的路程,”阿尔对他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执行完毕,上半夜我可以休息。”

“你怎么也不去洗个澡?”我说。

“正想去洗呢,”阿尔说。“就到你的房间里去洗吧。一会儿出了酒吧就去。你有去油污的肥皂吗?”

“没有。”

“没有也不要紧,”他说。“我还省下了一点,在这口袋里带着。”

那眼镜片子厚厚的小个子目不转睛地瞅着阿尔。

“你是党员吗,同志?”他问道。

“是啊,”阿尔说。

“我知道这位亨利同志就不是,”小个子说。

“那我就不敢信任他了,”阿尔说。“我对他本来就不信任。”

“你这个混蛋,”我说。“打算走了吗?”

“还不打算,”阿尔说。“我很想再喝一杯呢。”

“我对亨利同志是非常了解的,”那小个子说。“我再说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事情给你们听听。”

“一定得让我们听?”阿尔说。“别忘了我是人民军队的战士。你不觉得那会瓦解我的斗志吗?”

“你不知道,他的脑袋瓜子膨胀得可厉害啦,如今都快成为个狂人啦。他当了总理又兼陆军部长,谁也再别想跟他说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他本来倒是个正正直直的工会领袖,可说介于已故的萨姆·龚帕斯[6]和约翰·卢·刘易斯[7]之间,要不是阿拉基斯泰因这家伙找到了他,也就不会有那样的事了。”

“说得慢点儿,”阿尔说,“我听都听不清楚。”

“啊呀,是阿拉基斯泰因找到了他!就是眼下在巴黎当大使的那个阿拉基斯泰因!你知道就是这家伙把他捧起来的。他称他西班牙的列宁,这一来那可怜的人就硬是要做西班牙的列宁了,有人给他一副望远镜让他看看,他就自以为是克劳塞维茨[8]了。”

“这话你刚才说过了,”阿尔冷冷地说道。“你有什么根据呢?”

“嗬,三天前他还在内阁会议上大谈其军事呢。那次会议上讨论的就是我们今天采取的这个行动,赫苏·埃尔南德斯其实也只是跟他开个玩笑,他问他战术和战略有什么区别。你知道那老兄怎么说?”

“不知道,”阿尔说。我看得出这个新认识的同志惹得他有点心烦了。

“他说,‘所谓战术就是对敌人发动正面进攻。所谓战略就是对敌人实行侧面包抄。’你看这多有意思?”

“你还是快走吧,同志,”阿尔说。“你呀,真是泄气透了。”

“可我们一定得把拉尔戈·卡瓦列罗赶下台,”那矮个子同志说。“等他这场进攻一结束,我们得马上赶他下台。他干下了这件蠢到了家的事,也只有完蛋的份儿了。”

“好吧,同志,”阿尔对他说。“可我明儿早上还得去参加进攻战呢。”

“啊,你们还要去进攻?”

“你听我说,同志。你要胡扯些啥你只管跟我扯好了,因为听你胡扯蛮有意思,反正我也不是个小孩子了,是好是歹我分得清楚。可你别跟我打听什么,因为那样你会招来麻烦的。”

“我只是问你个人的事。又不是打听什么消息。”

“我们彼此都还不熟,还谈不上问什么个人的事,同志,”阿尔说。“你何不请到旁的桌子上去坐坐,让亨利同志跟我说会儿话呢?我有些事情要问他。”

“Salud,同志,”那小个子说着便站起身来。“那就改天见吧。”

“好,”阿尔说。“改天见。”

我们看着他走到另一张桌子前。他表示了一下歉意,就有几个士兵给他让出个位置,我们的眼光还没有收回来,看见他就已经把话匣子打开了。那些士兵好像都很感兴趣。

“你看这小个子怎么样?”阿尔问。

“我弄不懂。”

“我也弄不懂,”阿尔说。“对这次进攻他无疑是有看法的。”他喝了一口,伸出手来。“看见吗?现在不抖了。我也不是个酒鬼了。我在进攻之前向来是不喝酒的。”

“今天怎么啦?”

“你不是看见了吗?你说这情况怎么样?”

“太可怕了。”

“就是这话。说得再确切也没有了。太可怕了。我看他现在是战略、战术全用上了,因为我们的进攻是正面、两翼一起上的。其他各路战线上情况怎么样?”

“杜兰攻下了新赛马场。就是那个hipódromo[9]啦。眼下部队就收缩在通入大学城的那个走廊地带上。北边我们越过了科鲁尼阿路。从昨天早上起部队就被阻挡在阿吉拉尔山下。今天早上的形势就是这样。听说杜兰的旅损失了一半以上。你们那儿怎么样?”

“明天我们又要去攻打那些农家房子跟那个教堂了。目标是人称‘山中隐士’的山上那个教堂。山坡上挖了那么多的沟沟,无论攻到哪儿都至少要三面受到机枪据点的扫射。那儿的机枪据点全都是挖得深深的,而且还有很牢固的工事。我们的炮太少,组织不起像样的炮火掩护把这些机枪火力压下去,又没有重型野炮好把这些机枪阵地摧毁。那三座农家房子里都有反坦克炮,教堂旁边还有个反坦克炮兵群。打起来那才叫要命呢。”

“预定什么时候开始?”

“不要问我。那我不能告诉你。”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得拍电影,”我说。“拍了电影所得的款子全部捐献去买救护车。我们在阿尔加达桥的反击战中拍到了第十二旅。上星期在品格隆附近的进攻战中又把十二旅拍了进去。在那一仗里拍到的几个坦克镜头是蛮不错的。”

“那一仗坦克没打好,”阿尔说。

“我知道,”我说。“不过拍在电影里还是挺不错的。明天怎么样?”

“早早出来等着就是了,”他说。“可也不要太早噢。”

“你现在感觉如何?”

“觉得累透了,”他说。“头也痛得厉害。不过比刚才要好多了。我们再喝一杯,喝完了就上你那里去洗个澡。”

“恐怕还是应该先吃饭。”

“我身上这么脏,怎么好去吃饭呢。你先去占个座儿,我去洗个澡,回头再到大马路来找你。”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还是先去占个座儿,回头我再来找你。”他把头伏在桌子上。“老兄,我的头真痛呵。都是让那老爷坦克的响声给闹的。现在虽然声音是听不见了,可耳朵里还是一个劲儿的响。”

“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呢?”

“我不去。我宁可不睡,跟你在一起待会儿,等回去再睡觉。我可不想平白多醒一次。”

“你该不会得了酒精中毒症吧?”

“不会,”他说。“我没病。我跟你说,汉克[10],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胡说一气的,可我看我明天要给打死了。”

我拿手指尖在桌子上敲了三下[11]。

“这种感觉是谁都会有的。我就有过好多次了。”

“不一样,”他说。“我这个感觉可是平常没有的。要知道,我们明天奉命去攻打那个目标,打得实在没有道理。我能不能叫他们上去,心里一点谱儿都没有。他们不肯去,又没办法逼他们走。固然事后你可以枪毙他们,但是在那个当口儿上他们不肯去就是不肯去。枪毙他们他们也不肯去。”

“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

“怎么不会呢。我们明天上去的步兵是精锐。他们是好歹都会上的。跟头一天派去的那帮子胆小鬼可不一样。”

“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

“怎么不会呢,”他说。“才不会有好事呢。反正我尽我的力量,能办到多好就要办到多好。叫他们出发这没问题,带他们上去也行,只是难免要一个一个半途停下。可也说不定他们到得了。我手下有三个靠得住的人。只要这几个可靠的人里有一个没有一开始就给撂倒,那就好。”

“你这几个可靠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个是芝加哥来的希腊大汉,这人刀山敢上,来时的勇气丝毫不减。一个是马赛来的法国人,这人左肩还上着石膏,有两个伤口还没收口,就要求从皇家旅馆的伤兵医院里出来参加这次战斗了,身上都还绑着绷带呢,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干得了的。我是说,这仗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的。看着他,再硬的心肠也要心碎的。他原先是个开出租汽车的。”他顿了一下。“我的话太多了。如果我话说得太多,你就赶快叫我住嘴。”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人?”我说。

“第三个?我说过有第三个?”

“对。”

“啊,对了,”他说。“那就是我了。”

“那其他的人呢?”

“他们都是技工,可不是当兵的料。他们判断不了战场上的形势。而且个个都很怕死。我也做过工作,想使他们克服这种担心,”他说。“可是每次只要一出战,他们的老毛病就又发了。他们戴上坦克帽,在坦克旁边一站,看着倒也很像个坦克手的样子。爬进坦克也还是很像个样子。可是只要顶盖一放下,坦克里边实际上就等于没人。他们根本不好算坦克兵。我们还没有时间训练新的坦克兵。”

“你还打算去洗澡吗?”

“我们再在这儿坐一会儿吧,”他说。“这儿挺好的。”

“想想也真滑稽,大街的尽头就是战场,要打仗就去,不打仗就到这儿来。”

“可来了还得去,”阿尔说。

“要不要找个姑娘?佛罗里达旅馆里有两个美国姑娘,都是新闻记者。或许有个把谈得来的也说不定哩。”

“我不想陪着她们说话了。我累透了。”

“角落里那张桌子上是两个休达[12]来的摩尔姑娘。”

他朝她们那头看看。两个都是黑皮肤、浓头发。一个个子大,一个个子小,看去却都很壮实、活泼,没什么说的。

“算了吧,”阿尔说。“我明天看到的摩尔人还会少吗,今儿晚上何苦还要找她们鬼混呢。”

“姑娘有的是啊,”我说。“马诺丽塔就在佛罗里达旅馆。跟她同居的保安部门那个家伙到巴伦西亚去了,她对他可‘忠实’哩,谁找她都行。”

“我说,汉克,你到底要哄我干什么呀?”

“想让你打起点精神来呗。”

“小孩子见识!”他说。“多一个人又顶得什么事?”

“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个人。”

“死我倒一点也不怕,”他说。“死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只是这样去死死得犯不上。发动这次进攻是错误的,所以死得实在犯不上。我现在开坦克很懂行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可以培养些优秀的坦克手出来。如果我们的坦克速度能稍微快些,反坦克炮也拿它们没办法,哪里像现在,坦克的机动性差,就尽吃反坦克炮的亏。不过我跟你说,汉克,坦克可也并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厉害。你还记得吗,当初大家不是都有个想法,认为只要有了坦克就万事大吉了吗?”

“坦克在瓜达拉哈拉还是发挥了威力的。”

“话是不错。可那时的坦克手都是老资格。都是军人。对手又是意大利人。”

“可现在又怎么啦?”

“情况大不一样啦。那帮雇佣军签的合约期限是六个月。他们多半是法国人。前五个月他们干得倒还很像个军人样,可现在他们就只想保住性命,过了这最后一个月就回国去。他们现在屁事也不顶了。俄国人是这里政府买进那批坦克时作为示范人员派来的,那当然是没说的。可现在他们都在陆续调回去了,说是要改派到中国去。新补充进来的西班牙人是有好有坏的。要培养一个好的坦克手得花六个月工夫,那也只能教他稍微懂些门道而已。要能判断形势、灵活发挥,还得有才能才行。我们现在却只有六个星期的训练时间,而且有才能的人又不是很多。”

“他们当飞行员还是不错的。”

“他们当坦克手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你一定得找干得了这一行的人。这很有点像当牧师一样。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才能。特别是如今,对方已经有大批反坦克炮了。”

奇科特酒吧的百叶窗已经拉下,此刻连门也锁上了。顾客已经不能进店了。不过打烊还早,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勾留。

“我喜欢这个酒吧,”阿尔说。“这会儿店里就不是那么闹哄哄了。还记得吗,那一年我在船上工作,在新奥尔良碰到了你,我们一起走进蒙特利昂旅馆的酒吧去喝一杯,那个长相活脱儿像圣塞巴斯蒂安[13]的小伙子拉着念经一样的怪腔怪调在喊名字找客人,我给了他一个两毛五的银角子,让他代我找B.F.斯洛布先生[14]?”

“就是你说‘从“村舍”来呗’的那个调子。”

“是啊,”他说。“这事我一想起来就要笑。”他又把话头接着说下去:“你瞧,现在他们对坦克已经再也不怕了。谁都不怕了。我们也不怕。不过坦克到底还是有用的。还真有用呢。只是现在一碰上反坦克炮就压根儿经不起打。恐怕我还是应该换个行当了。不,也不见得。坦克还是有用的。只是照眼下的形势来看,当坦克手的一定要干得了这一行。眼下要当个出色的坦克手,没有相当的政治素养是不行的。”

“你就是个出色的坦克手。”

“我很想明天就换个行当,”他说。“我尽说些泄气透顶的话,可是泄气话也应该可以说吧,只要别影响了人家就行。你知道,我还是喜欢坦克的,问题是我们对坦克使用不当,因为步兵还不大懂这档子事。他们就巴不得前进的时候有坦克大爷在前边替他们掩护。那可不行。那样的话他们对坦克就会产生依赖性,没有了坦克就一步也不能动弹。有时候连队伍都不肯展开了。”

“我明白。”

“可是你瞧,如果你有真正懂行的坦克手,他们就会先冲在前面,发挥机枪的火力,然后退到步兵的背后,向敌人的炮兵阵地轰击,把敌人的大炮打哑,等到步兵发动进攻的时候,再给步兵以火力掩护。另外有一部分坦克还可以发挥骑兵的作用,把敌人的机枪据点迅速拔掉。坦克还可以跨越壕沟,向纵深和壕沟两翼三面射击。坦克只有在合适的时候才可以带领步兵冲锋,只有时机成熟了才可以掩护他们推进。”

“可眼下呢?”

“眼下呀,反正看明天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大炮少得实在可怜,所以我们完全是被当作半机动装甲炮队来使用的。一旦停止了运动,实际就成了轻型炮队,机动性没有了,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敌人的反坦克炮正好拿你当靶子打。要是不想待着挨打,也只能充当铁甲开道车那样的角色,在步兵的前头推进。到了最近,连这开道车还会不会往前开,这车里的人还想不想往前开,都没有一点把握了。就是开到了目的地,谁知道车子背后还有人没有呢。”

“现在你们一个旅有几辆坦克?”

“一个营是六辆。一个旅就是三十辆。大体上是这个数目。”

“你这就跟我一块儿去洗个澡,洗完澡再一块儿去吃饭,不好吗?”

“也好。可你千万不要为我操心,也别当我心里感到忧虑什么的,因为我没什么可忧虑的。我不过是累了,很想找个人说说。你也用不到拿话给我打气,因为我们那里有个政治委员,我很明白自己在为什么而战斗,我没什么可忧虑的。我就是希望凡事都要办得效率高一些,使用东西总要尽量多动动脑子。”

“你凭什么认为我要拿话给你打气了?”

“看你的面色就知道了。”

“其实我也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要找个姑娘,好让你别尽说那些打死呀什么的泄气话。”

“得了,我今儿晚上是不想找什么姑娘了,泄气话嘛,我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只要别伤了人家就行。我的话伤了你没有?”

“走吧,洗澡去吧,”我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气泄光了也不干我事。”

“你看那小个子是个什么人,听他的口气好像挺了解情况似的?”

“不知道,”我说。“我去打听打听。”

“他的话说得我心都沉了,”阿尔说。“好,我们走吧。”

秃了顶的老侍者打开了奇科特酒吧的外大门,让我们出了店堂来到街上。

“反攻打得顺利吗,同志?”他在门口说。

“没问题,同志,”阿尔说。“打得很顺利。”

“我很高兴,”那侍者说。“我的孩子在一四五旅。你们见到他们吗?”

“我是坦克部队的,”阿尔说。“这位同志是拍电影的。你见到了一四五旅吗?”

“没有,”我说。

“他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路那头,”老侍者说。“我的孩子是营里机枪连的政委。他是我的小儿子。今年二十岁。”

“同志,你是哪个党的?”阿尔问他。

“我是无党派的,”那侍者说。“不过我的孩子是个共产党员。”

“我也是,”阿尔说。“同志,反攻的成败还没有最后决定。当前的困难是很大的。法西斯分子据守的阵地非常牢固。你们在后方,也应该跟我们在前方一样坚定。我们即使在目前还一时攻不下这些阵地,可也已经证明我们如今有了一支能够发动进攻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将来会取得胜利的,你等着看吧。”

“那埃斯特雷马杜拉路那边呢?”老侍者还是没有关门,又继续问。“那边是不是非常危险?”

“没什么,”阿尔说。“那边很好。他在那儿,你只管放心好了。”

“愿上帝保佑你,”那侍者说。“愿上帝卫护你、照应你。”

来到了黑沉沉的街上,阿尔说道:“哎,他政治上有点糊涂,是不?”

“他可是个好人,”我说。“我认识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他看来是个好人,”阿尔说。“不过他的政治觉悟还有待提高。”

佛罗里达旅馆的房间里满是人。屋里放起了留声机,只见四下一片烟雾腾腾,地上还有人在那里掷骰子。来洗澡的同志接连不断,满屋子尽是一股烟气、肥皂气,还有脏军装的味儿和浴间里散出来的水汽味儿。

那个叫马诺丽塔的西班牙姑娘正坐在床上跟一个英国记者说着话儿。她打扮得十分齐整、端庄,却又有点仿法国流行式样的味道,神气显得非常快活,也非常稳重,两只冷静的眼睛靠得很近。屋里也不算太闹,就是留声机聒耳。

“这是你的房间吧?”那英国记者说。

“服务台那儿是用我的名字登记的,”我说。“我有时候也就在这儿睡觉。”

“可这威士忌是谁的呢?”他问。

“是我的,”马诺丽塔说。“那一瓶已经给大家喝完了,所以我又买了一瓶。”

“你真会办事,姑娘,”我说。“这么说我总共欠你三瓶了。”

“两瓶,”她说。“还有一瓶算我送的。”

桌子上,我的打字机旁边,一只打开一半的罐头里有好大一方熟火腿,边上红白纹理分明。时不时就会有个同志探起身来,拿小刀切上一片,然后又蹲下去掷他的骰子。我也切了一片吃。

“下一个就轮到你洗了,”我对阿尔说。他一直在满屋子打量。

“你这房间不赖,”他说。“这火腿是哪儿来的?”

“是我们向一支部队的intendencia[15]买的,”她说。“太棒了,是不是?”

“这我们是说谁?”

“他和我,”说着她转过头去望了望那个英国记者。“你看他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马诺丽塔待人最厚道了,”那英国人说。“我们该没有打搅你吧?”

“没事儿,”我说。“这床我回头恐怕要用,不过要用也还得过好久呢。”

“那我们可以到我的房间里开晚会去,”马诺丽塔说。“你该不会生气吧,亨利?”

“没有的事,”我说。“那几个掷骰子的同志都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马诺丽塔说。“他们是来洗澡的,后来就留下掷起骰子来了。人倒都是挺不错的。我的坏消息你听说了没有?”

“没有呀。”

“消息坏透了。我的未婚夫你该认识吧——他是公安部门的,前些时到巴塞罗那去了?”

“认识,当然认识。”

阿尔到浴间里去了。

“唉,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给打死了。我在公安部门里又没有个靠山,他答应给我弄的证件始终没有给我弄到,今天我听说我就要被逮捕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证件,他们说,我老是跟你们这班人混在一起,还老是跟部队里的人混在一起,所以很可能是个间谍。要是我的未婚夫没有给打死的话,根本什么事也不会有。你肯不肯帮帮我的忙?”

“当然,”我说。“你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也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我想我还是待在你这儿稳当些。”

“可你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那不是要我好看吗?”

“我待在你这儿不行?”

“不行。你要是遇上什么麻烦,打电话给我好了。我从来没有听见你向谁打听过什么涉及军事的问题。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我可真是个好人呀,”她这时背对着那英国人,探过身来说。“你看我待在他那儿行吗?他不是个坏人吧?”

“我怎么知道?”我说。“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过他。”

“你生气了,”她说。“这事就暂时先搁一搁吧,让我们大家都快快活活的,一起去吃饭吧。”

我走到那几个掷骰子的人跟前。

“你们打算去吃饭吗?”

“不去,同志,”那个手拿骰子的人头也没抬就说。“你要来一块儿玩玩吗?”

“我要去吃饭了。”

“那我们留在这儿等你回来,”另一个一起掷骰子的人说。“快掷下去呀。我已经照你的数押了呀。”

“你要是捞到了什么外快,可带了来玩玩呀。”

这房间里除了马诺丽塔以外,还有一个人我认识。他是十二旅的,正在那里放留声机。他是个匈牙利人,是个忧伤的匈牙利人,不是那种快快活活的匈牙利人。

“Salud camarade[16],”他说。“谢谢你的友好款待。”

“你不掷骰子吗?”我问他。

“我可没有那份闲钱,”他说。“他们是签了合约的飞行员。是雇佣兵……他们要挣到一千块钱一个月。他们本来是在特鲁埃尔前线的,如今都到这儿来了。”

“他们怎么会上我这儿来的?”

“他们中间有个人认识你。可是他后来有事到机场上去了。是有辆汽车来接他去的,当时他们早已赌开了场了。”

“欢迎你到我这儿来,”我说。“以后请随时来好了,用不到客气。”

“我来听听这几张新唱片,”他说。“不会打搅你吧?”

“哪儿的话呢。没有关系。来喝一杯吧。”

“还是来点儿火腿吧,”他说。

一个掷骰子的却探起身来管自切了一片火腿。

“你有没有见到这个房间的主人叫亨利的?”他问我。

“那就是我。”

“啊,”他说。“对不起。想来一块儿玩玩吗?”

“回头再奉陪,”我说。

“好吧,”他说。随即又含着一嘴的火腿嚷嚷:“嗨,你这个焦油脚的混蛋[17]!你骰子掷出去一定要撞在墙上弹回来才好算数哇。”

“那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啊,同志哎,”手拿骰子的那个人说道。

阿尔从浴间里出来了。看他周身都很干净了,只是眼圈四周还留着些污迹。

“拿块毛巾擦一擦,”我说。

“擦什么呀?”

“你再到镜子前面去照一照嘛。”

“镜子上尽是水汽,”他说。“管它呢,我觉得蛮干净了。”

“我们吃饭去吧,”我说。“来吧,马诺丽塔。你们两个认识吗?”

我看她拿眼睛把阿尔上下一打量。

“你好,”马诺丽塔说。

“我说这主意不坏,”那英国人说。“我们就吃饭去吧。可上哪儿去吃呢?”

“他们在掷骰子?”阿尔说。

“你进来的时候没看见?”

“没看见,”他说。“我只看见了火腿。”

“是在掷骰子。”

“你们去吃吧,”阿尔说。“我留在这儿。”

我们跨出房门的时候,蹲在地上一共是六个人,阿尔·瓦格纳正探起了身子在切一片火腿。

“你是干什么的,同志?”我听见一个飞行员在问阿尔。

“坦克部队的。”

“坦克八成儿已经不顶用了吧,”那飞行员说。

“不好的消息多啦,”阿尔说。“你们手里那是什么?是骰子吗?”

“要看看吗?”

“我不要看,”阿尔说。“我想来玩玩。”

马诺丽塔,我,还有那高个儿英国人——我们三个人顺着过道一路走去,发现人家都已上大马路的饭店去了。那匈牙利人还留在我的房间里听新唱片。我已经饿透了,不过大马路的饭店里饭菜是极蹩脚的。跟我一起拍电影的那两位早已吃好,回去修那架损坏的摄影机去了。

这家饭店开在地下室里,要进去得经过一个门警,穿过厨房,再走下一道楼梯。里面一派喧闹。

店里供应的是小米清汤、马肉炒黄米饭,餐后水果是橘子。本来还有一种鹰嘴豆炒香肠供应,大家都说那味道难吃透了,可是现在连这个菜也已经卖完。报纸记者都集中在一张桌子上,其他的桌子上都满满地坐着军官和奇科特酒吧来的姑娘,还有新闻检查人员,因为当时新闻检查机构就设在大街对面的电话公司大楼里,此外便尽是些形形色色的陌生市民了。

这家饭店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工团办的,店里卖的酒瓶子上都贴有皇家酒窖的标签,标有入窖的日期。这些酒多半已经年代极其久远,所以不是带有瓶塞味,就是已经完全走了气,没有一点酒味了。喝酒总不能喝酒瓶上的标签吧,我连退了三瓶一样不堪入口的坏酒,才算换到了一瓶勉强可喝的。为此还吵了一架。

这里的侍者根本不懂酒的名目,给你拿来什么就是什么,你只能自己碰运气。他们跟奇科特酒吧的侍者真有天壤之别。这里的侍者都不讲礼数,都拿惯了超额的小费,他们经常备有一些特色菜,如龙虾、子鸡之类,那是要另外卖高价的。可是今天就连这些也早已在我们踏进店门之前都给人买光了,所以我们只好要了清汤、米饭和橘子。我见了这家饭店就有气,因为这里的侍者简直是一伙不择手段的奸商,在这里吃饭,如果要上一客特色菜的话,所花的钱简直不下于在纽约上一趟“二十一点”或“可乐您”[18]。

这一瓶虽然马马虎虎还可以不算是坏酒,不过你喝得出来那酒也快走味了,只是再去吵一架未免太不值得。正坐在那儿喝着时,阿尔·瓦格纳来了。他朝店堂里四下一打量,看见了我们,就走了过来。

“怎么啦?”我说。

“他们搞得我光了屁股。”

“才没有多少工夫呀。”

“跟这班家伙赌钱要得了多少工夫呢,”他说。“他们下的注大啦。这儿有什么可吃的?”

我叫来了一个侍者。

“时间太晚了,”那侍者说。“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应了。”

“这位同志是坦克部队的,”我说。“他打了一天的仗,明天还要去打,可还没有吃过饭。”

“这我不能负责,”那侍者说。“时间太晚了。已经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这位同志为什么不到部队里去吃呢?部队里吃的东西才多啦。”

“是我请他吃饭的。”

“那你也应该先关照一声呀。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没有东西供应了。”

“叫领班来。”

侍者领班说大师傅已经回家,厨房已经熄火。他说完就走。为了我们退换坏酒的事,他们心里可恼火了。

“算了吧,”阿尔说。“我们就上别处去吃吧。”

“都这个时候了,别处也没有地方可吃了。他们有东西的。我只要去给领班说上几句好话,多给他几个钱就成。”

我就去照此办理,那虎着脸儿的侍者端来了一盆冻肉片,接着又是半只蛋黄酱龙虾,还有一客生菜小扁豆色拉。那是侍者领班的私货,他留着或是带回家去,或是卖给迟来的顾客。

“花了不少钱吧?”阿尔问。

“没有,”我撒了个谎。

“一定花了不少钱,”他说。“等我领到了饷,就还给你。”

“你现在挣多少?”

“还不知道。本来是十个比塞塔一天,可我当了军官,就提了薪。不过我们都还没有领到,我也没有去问过。”

“同志,”我叫那侍者。他过来了,为了刚才领班越过他卖菜给阿尔,他还在那里生气。“请再来一瓶酒。”

“要哪一种?”

“随便哪一种,只要不是陈得变了颜色的就行。”

“反正都是一个样。”

我用西班牙语骂了一句相当于“活见鬼”一类的话,一会儿那侍者就拿来了一瓶1906年的穆通-罗特希尔德国酿。我们刚才那一瓶红葡萄酒极糟,这一瓶却绝妙。

“哎呀,好酒好酒,”阿尔说。“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来着,他就给你拿来了这样的好酒?”

“没说什么呀。他完全是碰巧,从酒库里抽出了这么一瓶好酒。”

“皇宫里出来的酒多半是不行的。”

“藏得太久了。这里的气候条件太糟,酒容易坏。”

“那个消息灵通的同志在那儿呢,”阿尔朝对面一张桌子上一摆头。

跟我们大谈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个眼镜片子厚厚的小个子,正在那里跟几个人说话,据我所知那几个人可都是地位极高的大人物。

“我看他准是个大人物,”我说。

“人的地位一高,说话就没有一点顾忌了。不过他那些话要是放到明天以后再说就好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明天去作战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替他把酒满上。

“他的话听起来也相当有道理,”阿尔又接着说。“我一直在翻来覆去想他的话。但是执行命令是我的天职。”

“别多想了,还是去睡会儿吧。”

“你要是能借我一千比塞塔,我倒想再去跟他们赌一场,”阿尔说。“我应得的进款远不止这个数,我可以写个借条把饷金押给你。”

“我不要你写借条。你领到了饷还给我就行。”

“我看我自己是领不了的了,”阿尔说。“我这话说得真有些泄气,是不是?我也很明白赌博是醉生梦死的行为。可是我只有这样把心思放在了骰子上,才能不去想明天。”

“你喜欢那个叫马诺丽塔的姑娘吗?她可喜欢你呢。”

“她一双眼睛活像条蛇。”

“她倒不是个邪路的女人。人很和气,心眼儿也不错。”

“我什么女人也不要。我只想再去跟他们掷骰子。”

桌子的那一头,那个新认识的英国人用西班牙语说了些什么,马诺丽塔听得哈哈大笑。这餐桌上的人多半已经走了。

“我们把酒喝完了就走吧,”阿尔说。“你不想一块儿掷骰子玩玩?”

“你玩,我看看,”我说着就招呼侍者拿账单来。

“你们上哪儿去呀?”桌子那头的马诺丽塔喊道。

“回旅馆去。”

“我们一会儿过来,”她说。“这个人可有趣呢。”

“她拿我捉弄得真够我受的,”那英国人说。“她尽挑我西班牙话里的错儿。请问,leche这个词的意思不就是牛奶吗?”

“那只是这个词的一种解释。”

“难道还有什么下流的意思吗?”

“恐怕是有的,”我说。

“那西班牙话可真是太下流了,”他说。“好了,马诺丽塔,别再拿我开心了。听见啦,别再拿我开心了。”

“我可没拿你开心啊,”马诺丽塔笑个不停。“你的心我可连碰也没有碰啊。我是笑leche这个词有意思。”

“可这个词的意思是牛奶呀。你刚才不听见埃德温·亨利都这么说了吗?”

马诺丽塔一听又笑了起来,我们就站起来走了。

“这人真是个傻瓜蛋,”阿尔说。“看他这副傻劲儿,我真差点儿忍不住想把那姑娘带走算了。”

“英国人谁猜得透呵,”我说。这样刻薄的话都说出来了,我意识到我们的酒已经喝得太多了。外边街上,天冷起来了,月光下大片大片的白云在高楼林立的宽广的大马路上空推过。我们顺着人行道一路走去,水泥路面上有些白天新打出来的弹坑, 边痕清楚,石子碎片都还没有扫掉。一路上坡,向着卡里奥广场走去,佛罗里达旅馆就矗立在广场上,相形之下广场另一头的那一段缓坡就显得毫无气势了。宽阔的大马路顺着那一段缓坡一直向前伸去,尽头处便是前沿阵地。

旅馆门外的黑暗里有两个岗哨,我们过了岗哨,到了门口,听得大马路那头的枪声密集了起来,就站住听了听,交火声乒乒乓乓闹了好一阵,才渐渐平息。

“要是再这么闹下去的话,我恐怕得去看看了,”阿尔一边说一边还是用心听。

“没事儿,”我说。“反正是在老远的左方,估计在卡拉万切尔一带。”

“听起来好像就在‘村舍’里。”

“一到晚上总是这样,声音都直传到这儿。常常要上当的。”

“他们今儿晚上是不会向我们发动反击的,”阿尔说。“他们占着那样有利的阵地,我们却是在那么条‘河’里[19],他们才不会离开自己的阵地,把我们从那么条‘河’里给赶出来呢。”

“什么河?”

“该叫什么河,你还会不知道?”

“哦。是那么条‘河’。”

“对了。‘在河里又没桨’。”

“进里边来吧。这样的交火声用不着去听。天天晚上都是这个样。”

我们就进了旅馆,穿过大厅,走过服务台前,服务台上那个值夜班的站起身来陪我们来到电梯间。他把个电钮按了一下,电梯就下来了。电梯里有个男人,身上反穿着一件白色的卷羊毛茄克衫,光秃秃的头皮微微发红,怒气冲冲的脸也一样涨红了。他腋下夹的夹,手里拿的拿,总共带了六瓶香槟。“混蛋,把电梯开到下面来干什么?”

“你在电梯里已经待了个把钟头了,”那值夜班的人说。

“我有什么办法,”穿羊毛茄克衫的那人说。然后冲着我问:“弗兰克在哪儿?”

“哪个弗兰克?”

“你还会不认识弗兰克吗,”他说。“来,帮我把这电梯开一开。”

“你喝醉了,”我对他说。“好了,别提了,让我们上楼去吧。”

“你也会喝醉的,”那个穿白色羊毛茄克衫的人说。“你也会喝醉的,同志哎,同志哥哎。告诉我,弗兰克在哪儿?”

“你看他在哪儿呢?”

“在亨利那小子的房间里,那儿在掷骰子耍钱。”

“跟我们一块儿走吧,”我说。“别胡弄那些按钮了。你就是因为胡弄,所以电梯才老是动不了。”

“我再大的飞机都开得来,”穿羊毛茄克衫的那人说。“这架小乖乖的电梯我还会开不来?要不要我来作个特技表演?”

“得了得了,”阿尔对他说。“你喝醉了。我们要跟他们掷骰子去。”

“你是什么人?看我拿原瓶的香槟酒来砸你。”

“你敢!”阿尔说。“我倒要叫你清醒清醒,你这个酒鬼也来冒充圣诞老人。”

“酒鬼冒充圣诞老人!”那个秃顶的人说。“说我是酒鬼冒充圣诞老人!看共和国就是这样来报答我的。”

电梯在我住的那一层楼上停下,我们顺着过道一路走去。“分两瓶拿拿,”那个秃顶的人说。接着话头一转:“你知道我是怎么会喝醉的吗?”

“不知道。”

“那好,我也不告诉你。不过告诉你你会吃一惊的。酒鬼冒充圣诞老人!好,好,蛮好!你是干什么的,同志?”

“开坦克的。”

“你呢,同志?”

“拍电影的。”

“可我却是个酒鬼冒充圣诞老人。好,好,蛮好!我再说一遍。好,好,蛮好!”

“你快去泡在酒里吧,”阿尔说。“你这个酒鬼也来冒充圣诞老人!”

到了我的房间门外了。那个穿白色羊毛茄克衫的人拿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阿尔的胳膊。

“你倒是有趣,同志,”他说。“你倒真是有趣。”

我开了门。屋里烟雾腾腾,赌局依旧,真跟我们走时一个样,只是桌上火腿已经一点不剩,瓶里的威士忌也已倒了个精光。

“是阿秃来了,”一个掷骰子的人说。

“你们好吗,同志们?”阿秃连鞠躬带说。“你好?你好?你好?”

赌局一哄而散,大家都连珠炮一般纷纷向他提问。

“我已经报告上去啦,同志们,”阿秃说。“这里有点香槟酒请大家喝。这件事呀,我现在觉得别的都无所谓,就是那个场面精彩,才真叫有意思。”

“那时你的僚机都溜到哪儿去啦?”

“那可不能怪他们,”阿秃说。“当时我眼前的景象可吓人了,我专心一意看得眼也不眨,压根儿就忘了我还有僚机哪,直到那群‘菲亚特’[20]一齐向我冲来,有从头顶上擦过去的,有从旁边掠过去的,有从肚子底下钻过去的,这时我才想起了他们,我才发现我那架忠实的宝贝飞机已经没了尾巴。”

“哎呀,你当时可别喝醉了才好啊,”一个飞行员说。

“我当时没醉,现在倒是醉了,”阿秃说。“希望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也陪着我喝个醉,因为我今儿晚上心里高兴,尽管我刚才被一个无知的坦克手骂了,他骂我是酒鬼冒充圣诞老人。”

“你当时没有糊涂就好,”另一个飞行员说。“你是怎么回到机场的呢?”

“不要插嘴,听我说嘛,”阿秃神气十足地说。“我是坐十二旅的指挥车[21]回到机场的。我靠了我那顶忠实的降落伞落到了地面,只怪我牙班西话[22]说不好,人家差点儿把我当成了法西斯坏蛋。不过麻烦事儿后来总算都解决了,因为经我好歹那么一说,他们终于相信了我的身份,我居然还受到了少有的优待。哎呀呀,那架‘容克’机起火的情景可惜你们没有看见呢。那群‘菲亚特’向我冲来的时候我就是在看这档子事。哎呀呀,可惜我没法给你们描绘出来。”

“今天他在哈拉马上空击落了一架三引擎的‘容克’机,他队里的飞行员却扔下他跑了,他飞机给打了下来,人跳伞逃了,”一个飞行员说。“你认识他的。他叫阿秃杰克逊。”

“你是掉了多少高度才把伞打开的,阿秃?”另一个飞行员问道。

“掉了足足六千英尺哪,我胸口下的横膈膜至今还像裂开了似的,因为那会儿绷得可紧啦。我当时真担心我的身子会断成两截呢。那群‘菲亚特’少说总有十五架,我都得一架架躲开。我只好尽量操纵降落伞,好歹得降落到河的右岸来。飘啊飘的,飘了好半天,着地的时候摔得还真不轻。幸而风向还顺。”

“弗兰克有事到阿尔卡拉去了,”另一个飞行员说。“我们都在这儿掷骰子玩儿。天亮以前我们都得赶回阿尔卡拉去。”

“我可不想玩骰子,”阿秃说。“我只想喝香槟酒——就用扔香烟屁股的那几只杯子喝。”

“我来洗吧,”阿尔说。

“为冒牌圣诞老人同志效劳啦,”阿秃说。“不,是为亲爱的圣诞老人同志效劳啦。”

“得了得了,”阿尔说。他拿起杯子就到浴间里去了。

“他是坦克部队的?”有个飞行员问。

“是啊。一开仗就在坦克部队里了。”

“听人家说我们的坦克已经不顶用了,”一个飞行员说。

“你已经跟他说过一回了,”我说。“干吗不少说两句呢?他打了一天仗啦。”

“我们谁不是打了一天呢。我其实只是想问问,难道我们的坦克真的已经不顶用了?”

“已经不太顶用了。不过他还是不错的。”

“我看他也错不了。看上去就是个好样儿的。他们那边挣多少钱?”

“十个比塞塔一天,”我说。“现在他领中尉的饷了。”

“给西班牙人去当中尉?”

“对。”

“我看他肯定疯了。要不就是有政治色彩?”

“他有政治色彩。”

“哦,是这么回事,”他说。“那就怪不得了。嗨,阿秃,你飞机没了尾巴,风压又是那么大,跳伞不容易,一定够你受的吧?”

“可不是,同志,”阿秃说。

“你当时是怎么个感觉呢?”

“我当时脑子动得一刻儿也没有停过,同志。”

“阿秃,那架‘容克’机里有几个人跳了伞?”

“四个,”阿秃说,“机组人员总共是六个。驾驶员肯定给我打死了。我当时就注意到他马上停止了射击。还有个副驾驶兼机枪手,我看十之八九也让我给撂倒了。证据是他也停止了射击。不过这也可能是机枪太烫的缘故。反正只有四个人跳了伞。要不要我把那个情景讲给你们听听?我讲起来包你还蛮好听呢。”

他这时已经在床上坐下了,手里端着一大杯香槟酒,红红的脑袋红红的脸,都是汗津津的。

“怎么谁也不来跟我干杯呀?”阿秃问道。“还望同志们都为我干一杯,干了杯我再把这绝顶吓人,也绝顶美妙的场面讲给你们听。”

我们都干了杯。

“我都说到哪儿啦?”阿秃问道。

“还说呢,我看你喝得都糊涂啦,”一个飞行员说。“还绝顶吓人、绝顶美妙呢——别开玩笑啦,阿秃。也真怪了,我们怎么都会来听你的。”

“我一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阿秃说。“不过我先得再来一杯香槟。”我们为他干杯的时候他那一杯也早已一饮而尽。

“他这样喝下去要醉倒的,”另一个飞行员说。“给他倒个半杯吧。”

阿秃一口就喝干了。

“我一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他说。“让我再喝点儿。”

“我说,阿秃,你别这样拼命喝好不好?有句话可得跟你说清楚。你这几天是没有飞机可飞了,可我们明天还得上天,这好玩是好玩,可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的报告已经上去啦,”阿秃说。“到了机场你们就能看到我的报告了。机场上一定有一份的。”

“好了,阿秃,快别噜苏了。”

“我总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的,”阿秃说。他眼睛几次闭上了又睁开,然后又冲着阿尔叫了声:“嗨,圣诞老人同志。”这才又继续说:“我总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的。同志们,你们只要听着就是了。”

于是他就讲了。

“这真是新鲜极了,精彩极了,”阿秃说着,把杯子里的香槟一口喝干。

“别再胡闹啦,阿秃,”一个飞行员说。

“我的感受真是深刻,”阿秃说。“真是绝顶深刻。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

“我们回阿尔卡拉去吧,”一个飞行员说。“这个红皮脑袋一时还清醒不过来呢。骰子还要不要掷下去?”

“他会清醒过来的,”另一个飞行员说。“他这不过是情绪过于激动罢了。”

“你们在数落我是吗?”阿秃问道。“共和国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

“我说,圣诞老人,”阿尔说。“那到底是怎么个情景?”

“你也要来问我?”阿秃对他瞪大了眼睛。“连你也要来问我?你难道从来没有上过火线吗,同志?”

“没有呢,”阿尔说。“我这眉毛可是刮脸的时候不小心给灯火儿烧掉的。”

“耐心点儿嘛,同志,”阿秃说。“这个新鲜、精彩的场面我会详详细细讲出来的。要知道,我不但是个飞行员,还是个作家呢。”

他说着还直点头,表示自己所说确实一点不假。

“他专给密西西比州默里迪安城的《百眼神报》写文章,”一个飞行员说。“一直没有停过。人家又不能叫他别写。”

“我有当作家的天才,”阿秃说。“我有新颖独到的描写才能。我有一份剪报,可惜已经丢了,那报上就说我有这种才能。现在我可要开始详详细细讲啦。”

“好吧。你说到底是怎样的情景?”

“同志们,”阿秃说。“那情景可真是没法形容。”说着又把酒杯伸了出来。

“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啦?”一个飞行员说。“他这糊涂病一个月里好不了。永远也好不了了。”

“你呀,”阿秃说,“你这个小晦气精!好吧,我讲。当时我的飞机侧身一转弯飞开了,我向下一望,可不,那家伙在直冒烟了,不过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航向,想往山的那边飞去。那家伙高度跌落很快,我就拉起来爬到高空,再次向它发动俯冲。那时我还有僚机掩护,只见那架敌机身子一歪,烟冒得加倍厉害了,随后座舱门就打开了,里面望去真像座鼓风炉的炉膛一样,跟着他们就开始跳伞了。我那时早已来了个半滚,从下面迅速拉起飞开了,我回头向下望去,见他们一个个从机舱里钻出来,穿过这鼓风炉的炉门,跳出去逃命,降落伞一打开来,看去就像一朵朵奇大奇美的大喇叭花开了花,那架敌机这时已成了一大团烈火,一个劲儿打转,真叫人大开了眼界,四顶降落伞在天空中缓缓划过,那个壮观也是天底下没有第二份的,后来一顶降落伞边上着了火,伞一着火那人就很快掉下去了,我正看着他时,只觉得边上掠过一连串子弹,紧跟着就来了‘菲亚特’,又是子弹又是‘菲亚特’,一阵接着一阵。”

“你真不愧是个作家,”一个飞行员说。“你应该去给《空战英雄》写文章。你可不可以爽爽快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啦?”

“行啊,”阿秃说。“我就告诉你。不过我不跟你说瞎话,那可真是个奇观哪。我以前还从来没有打下过这么大的三引擎‘容克’机呢,我心里真高兴。”

“谁都高兴的,阿秃。可你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啦。”

“好啊,”阿秃说。“我再稍微喝点儿酒,就告诉你们。”

“你发现他们的时候,你们自己是怎么个情况?”

“我们原来是V形左梯队编队。一发现他们,我们就改为梯状左梯队编队,开足了马力向他们冲去,一直冲到差点儿撞上了他们,这才来一个横滚飞开了。我们另外还打伤了他们三架。那帮‘菲亚特’却一直躲在阳光里。等到我独自个儿在那里溜野眼的时候,他们就扑过来了。”

“你的僚机都溜了吗?”

“不。那得怪我。我要紧看好看,他们都飞走了。看好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队形呢。我想他们大概是重整了队形又往前飞了。我不知道。你别问我。再说我也累了。我当时可得意呢。可现在我累了。”

“你是说困了吧。你醉糊涂了,困了。”

“我就是累了,”阿秃说。“处在我这样的境地,累,总还是应该的吧。就算我是困了,也总不能说我不应该困吧。你说呢,圣诞老人?”他对着阿尔说。

“对,”阿尔说。“困有什么不应该的呢。我自己就很困了。骰子还掷下去吗?”

“我们得把他送到阿尔卡拉去,我们自己也得上那儿去报到了,”一个飞行员说。“怎么啦?你输钱了?”

“输了一点。”

“你还想来一次翻翻本看是吗?”那飞行员问他。

“我赌一千,”阿尔说。

“我来奉陪,”那飞行员说。“你们那里钱挣得不多吧?”

“不多,”阿尔说。“我们钱挣得不多。”

他把那张一千比塞塔的钞票往地上一放,拿起骰子合在两个手心之间,咔嚓咔嚓摇了又摇,然后啪的一声扔在地上。两个都是一点。

“要来的话可以再来,”那飞行员收起钞票,望着阿尔说。

“不来了,”阿尔说。他站了起来。

“缺钱花吗?”那飞行员问他。眼光里满含着好奇。

“用不着了,”阿尔说。

“我们得快些赶到阿尔卡拉去了,”那飞行员说。“改天晚上我们还要来玩它一场。我们要把弗兰克跟另外一些弟兄都一起拉来。我们可以好好玩它个痛快。要不要搭我们的便车回去?”

“对。要搭车吗?”

“不用了,”阿尔说。“我走回去。反正大街尽头就是。”

“好吧,那我们要到阿尔卡拉去了。有人知道今儿晚上的口令吗?”

“啊,汽车司机肯定知道。他天黑以前去过,肯定听说了。”

“来吧,阿秃。你这个醉得只想睡觉的酒鬼。”

“我才不是呢,”阿秃说。“我说不定还能当个人民军队的王牌飞行员呢。”

“要当王牌飞行员得打下十架飞机——就算意大利飞机也算。你才打下了一架呢,阿秃。”

“我打下的不是意大利飞机,”阿秃说。“是德国飞机。你没有看见呢,当时机舱里烧得那个厉害啊。真是熊熊的一片火海。”

“把他扶出去,”一个飞行员说。“他又在为密西西比州默里迪安城的那家报纸写文章了。好啦,再见啦。多谢你让我们用你的房间。”

他们一一握过手,就走了。我送他们到楼梯口。电梯已经停驶,我就看着他们走下楼去。阿秃让人一边一个扶着,脑袋慢悠悠一点一颠的,已经在打盹了。他此刻可真是只想睡觉了。

跟我一起拍电影的那两位还在他们的房间里修理那架坏了的摄影机。那可是个细活,挺费眼力的。我问了声:“你们看能修好吗?”那个高个子说:“行,准能修好。不修好也不行啊。我现在发现有个部件裂开了。”

“来了什么客人?”另一个问。“我们一直在修理这架要命的摄影机。”

“是些美国飞行员,”我说。“另外还有一个坦克手,以前跟我认识的。”

“有趣吗?我来不了,真遗憾。”

“不错,”我说。“相当有趣。”

“你该去睡了。我们明天都得起早。早上起来没有精神可不行啊。”

“这架摄影机还有多少要修?”

“瞧,又坏了。这种弹簧可真要命。”

“让他去修吧。我们好歹得修好了再睡。你明天几点钟来叫我们?”

“五点钟怎么样?”

“好吧。天一亮就来叫好了。”

“明天见。”

“Salud!好好睡一觉吧。”

“Salud,”我说。“我们明天还得再往前靠近点儿。”

“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得尽量靠近些。很好,都想到一块儿了。”

回到房间里,见阿尔脸对着灯光,已经在大椅子里睡着了。我拿条毯子替他盖上,他却醒了。

“我要去了。”

“就睡在这儿吧。我替你把闹钟拨好,到时候会叫醒你的。”

“万一闹钟出了毛病呢,”他说。“我还是去的好。我可不能迟到哇。”

“真遗憾,你输钱了。”

“他们反正迟早总会弄得我光了屁股的,”他说。“这班家伙掷骰子赌起钱来手段才叫毒呢。”

“那最后一盘骰子是你掷的嘛。”

“他们也有毒招呀,就是一直盯着你下注,叫你输光才完。这班家伙也真叫人弄不懂。我看他们钱也不会挣得太多。一个人要是为了钱而赌钱的话,我看他的钱就总是不够他赌的。”

“要我陪你走回去吗?”

“不了,”他说着就站起身来,把他那把系着绶带的大号科尔特枪扣好,那是他吃过了饭又来掷骰子的时候摘下的。“不必了,我现在觉得很好了。我又能看到前途了。人只要能看到前途就好。”

“我倒很想去走走。”

“别去了。好好睡一觉吧。我走了,战斗打响以前还可以让我足足睡上五个钟头。”

“这么早就干?”

“是啊。天还不亮,你们电影也拍不成。你还是多睡会儿吧。”他从皮上装里取出一只信封,放在桌子上。“请你把这些东西收好,给我在纽约的兄弟寄去。他的地址在信封的反面写着。”

“好。不过我看不会有寄去的必要。”

“是啊,”他说。“暂时大概没有这个必要。不过里边有些照片什么的,他们也许要留个纪念。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

他从口袋里取了出来。照片夹在他的身份证本子里。

照片上是一个浅黑肤色的漂亮姑娘,站在湖边的一只划船旁。

“那是在卡茨基尔山区[23]照的,”阿尔说。“可不是,他的妻子长得挺漂亮的。她是个犹太姑娘,一点不假,”他说。“不说了吧,免得我再漏出些什么泄气话来。再见了,老弟。放心吧。我不跟你说瞎话,我现在觉得很好了。今天下午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的确不大好过。”

“让我陪你去走走。”

“不用了。你回来还要经过西班牙广场,弄不好要碰上麻烦的。那里的岗哨有的一到晚上就疑神疑鬼的。再见了。明儿晚上我们再碰头。”

“这样说才像句话。”

头顶上的房间里,马诺丽塔跟那个英国人的声响很大。由此可见她并没有被逮捕。

“对。这样说才像句话,”阿尔说。“不过,有时候不过上三四个钟头还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他这时已经把那顶加垫皮护顶的皮防护帽戴上了,所以看去脸色黑沉沉的,我注意到他的眼下还有两个乌黑的眼圈。

“明儿晚上我们在奇科特酒吧碰头。”

“好的,”他说,却避开了我的眼光。“明儿晚上在奇科特酒吧碰头。”

“几点呢?”

“得,话说到这儿就可以了,”他说。“明儿晚上在奇科特酒吧碰头。几点就不一定要说定了。”说完便出去了。

你要是不很了解他的为人,也没有见过他明天要去进攻的那一带地方是怎么个地形,你一定会当他为什么事生了很大的气。我看他内心有个角落也确是在生气,生了很大的气。让人生气的事情多得很,自己要去白白牺牲便是其中的一条。不过话得说回来,既然要去进攻,恐怕还是心中憋着那么股气最好!

* * *

[1] 所谓“村舍”,在海明威的其他小说中有过一个说明,说原先是郊外的“皇家猎舍”。

[2] 摩尔人是八世纪初进入西班牙的柏柏尔人的后裔。佛朗哥曾招募了大批摩尔人充当叛军。

[3] 里夫人是柏柏尔人的一支。

[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大战役。索姆河在法国,1916年法国的福煦将军为减轻凡尔登方面所受的压力,发动索姆河之战,遭受惨重损失。

[5] 拉尔戈·卡瓦列罗(1869—1946),西班牙劳工领袖,1936—1937年任总理。

[6] 即塞缪尔·龚帕斯(1850—1924),美国工会运动的保守领导人。曾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

[7] 约翰·卢埃林·刘易斯(1880—1969),美国劳工领袖。产联主要创建人、首任主席。

[8] 卡尔·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

[9] 西班牙语:赛马场。

[10] 亨利的昵称。

[11] 这是西方人的一个古老的迷信,认为说了不吉利的话,只要摸摸木头或敲敲木头,就可避凶趋吉。

[12] 摩洛哥北部港口,与直布罗陀相对。

[13] 圣塞巴斯蒂安,古罗马的卫队长,早期的基督教徒,因在军队中传播基督教,被皇帝下令绑在树上,乱箭射之而未死,后终被乱棍打死。被认为是射手的保护神、士兵的保护神。

[14] 阿尔很可能是存心开玩笑,因为“B.F.”有个意思是大傻瓜,“斯洛布”有个意思是饭桶。

[15] 西班牙语:军需部。

[16] 西班牙语:敬礼,同志。

[17] “焦油脚”是美国人给他们北卡罗来纳州人起的绰号。

[18] 都是纽约的著名餐馆。

[19] “在河里”(亦作“在河里又没桨”,见下文)是一句俗语,有“处境困难”、“毫无办法”或“动弹不得”之意。亨利一时没有领会,错误地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了。

[20] 意大利制造的飞机。

[21] 指专供指挥官及参谋人员乘坐的车。

[22] 舌头不听使唤,把“西班牙话”说成了“牙班西话”。

[23] 在纽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