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爱达荷州

我来自爱达荷州

一周后的星期天,教堂里有一个男生邀请我吃饭,我拒绝了。几天后,又有个男生邀请我吃饭,也被我拒绝了。我不会同意的。我不想让任何一个男人接近我。

主教听说他的教会里有个女教徒反对婚姻。主日礼拜结束后,他的助手找到我,说主教在办公室找我有事。

与主教握手时,我的手腕还在疼。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圆脸,黑发,留着整齐的分头。他的声音像缎子一般柔和。他似乎还没跟我交谈就了解了我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罗宾告诉过他很多关于我的事)。他说,我应该去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以便将来有一天我能与一个正直的男子踏入永恒的婚姻殿堂。

他说话时,我像砖头一样坐着,一言不发。

他问起我的家人。我没有回答。我已经背叛了他们,没有像我本该做的那样去爱他们,至少我还可以保持沉默。

“婚姻是上帝的旨意。”主教说着站起身来。会面结束了。他让我下个星期天再来。我答应了,但我知道我不会再来。

我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回公寓。我一生都在被教导婚姻是上帝的旨意,拒绝婚姻是一种罪过。我在违抗上帝,但我并不想这样。我想要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但即便我渴望拥有这一切,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拥有。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只要跟异性接近,我就鄙视自己。

我总是嘲笑“妓女”这个词。这个听上去像喉音的词,对我来说过时了。尽管肖恩使用这个词时我会暗自嘲笑,但我还是慢慢将自己与它画上了等号。这个词的古老更加强了其联想意味,我通常只在与自己有关的场合才听到它。

十五岁时,我开始涂睫毛膏和唇彩后,肖恩告诉爸爸,说他在城里听到了关于我的传言,说我名声不好。爸爸立刻以为我怀孕了。他对着母亲咆哮,说他不该放任我去城里演戏看戏。母亲说应该相信我,我是个正派女孩。肖恩说,青春期的女孩没有一个值得信赖,根据他的经验,有时那些看似虔诚的女孩最为糟糕。

我坐在床上,双膝贴在胸前,听着他们的喊叫。我怀孕了吗?我不确定。我仔细回忆和男孩的每一次互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触碰。我走到镜子前,撩起衬衫,然后用手指抚摸腹部,一寸一寸地检查,心想,也许吧。

我从没吻过一个男孩。

我亲眼见过婴儿出生,却对如何受孕一无所知。爸爸和哥哥在一边大喊大叫时,无知让我保持了沉默:我无法为自己辩解,因为我压根儿不理解那种指责。

几天后,当证实自己并没有怀孕,我便对“妓女”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这个词更关乎实质,而非行为。与其说我做错了什么,不如说我以错误的方式存在。我的存在中有一些不洁的东西。

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很奇怪,你怎么会将如此超乎自己的强大力量施加于所爱的人。但肖恩对我施加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定义了我,没有什么力量比这更强大的了。

二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站在主教的办公室外。我不知道是什么将我带到了那里。

主教平静地坐在桌子后面。他问能为我做些什么,我说不知道。我想要的没人能给,因为我想要重塑自我。

“我可以帮你,”他说,“但你得把心事告诉我。”他的声音很温柔,那种温柔很残酷。我宁愿他大喊大叫。如果他大喊大叫,我就会生气,一生气,我就感觉自己很强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感觉不到强大的情况下做到这件事。

我清了清嗓子,然后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和主教每个星期天都见面,一直持续到春天。对我来说,他是一位权威家长,但我一进门,他似乎就放下了家长的威严。我说着,他听着,将我身上的耻辱感一点点消除,就像医生把感染的伤口一点点治好。

学期结束时,我告诉他我要回家过暑假。我的钱花完了,交不起房租。我将这件事告诉他时,他看上去很疲倦。他说:“别回家,塔拉。教会将替你付房租。”

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想花教会的钱。主教让我承诺一件事:再也不要为父亲工作了。

在爱达荷州的第一天,我就到斯托克斯商店做起了以前的工作。爸爸嘲笑我,说我挣的钱永远不够交学费。他说得没错,但是主教说过上帝自有办法,而我对此深信不疑。整个夏天,我都在整理货架,将年迈的女顾客送回她们的车上。

我躲着肖恩。这并不难,因为他交了一个新女友埃米莉,据说两人要结婚了。肖恩二十八岁了;埃米莉是一名高三学生,性情温顺。肖恩和她玩了之前同赛迪玩过的那套把戏,来测试自己的控制能力。她从未抗拒他的命令,他一提高嗓门,她就浑身发抖;他一朝她大喊,她就马上道歉。他们的婚姻会充满操纵和暴力,对此我毫无疑问——尽管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主教说的,而我还在努力思索其中的含义。

暑假结束后,我带着仅有的两千美元回到杨百翰大学。回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账单太多了,真的无法想象我该如何支付。但是上帝会为我提供成长的考验或成功的途径。这则日记的口吻似乎是崇高的、高尚的,但我在其中体会到一点点宿命论的味道。也许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也好。犹他州有很多杂货店。我可以给杂物打包,总有一天会成为经理。

秋季学期才过了两周,我就从这种听天由命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一天晚上,我被下巴的剧痛疼醒。我从未体验过如此剧烈的疼痛,如过电一般。只要能摆脱疼痛,我宁愿把下巴从嘴上撕下来。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一面镜子前。疼痛源自一颗多年前碎裂的牙齿,现在它再次断裂,而且断面很深。我去看了牙医,牙医说这颗牙已经腐烂多年,修补好要花一千四百美元。哪怕我只支付一半,剩下的钱也不够我继续学业。

我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同意借给我钱,但爸爸提出附加条款:明年暑假必须为他工作。我想都没想便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和废料场有半点瓜葛,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努力忽略疼痛,专心上课,但那感觉就像有一头狼在咬我的下巴,我还被迫坐在课堂上。

在查尔斯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服用过布洛芬,但现在我开始像吃薄荷糖一样吞下它们。可它们只起了一点作用。疼痛来自神经,而且疼得太厉害了。自从开始疼痛,我就没有睡过觉;因为咀嚼太疼,我也开始不吃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把此事告诉了主教。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从桌子那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的牙齿,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呢?”我试图放松脸上的表情。

“你总不能这样硬挺着过完这个学年吧,”他说,“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事实上,非常简单。你父亲挣多少钱?”

“不多,”我说,“自从去年他全部的设备被哥哥们弄坏,他就欠了一屁股债。”

“太好了,”他说,“我这里有申请助学金的书面材料。我相信你符合条件,最好的一点是,你不需要偿还。”

我听说过政府助学金。爸爸说过,接受政府捐助就等于把自己交给光明会。“他们就是这样拉拢你的,”他说,“免费给你资助,接下来你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回响。我曾听其他学生谈论过助学金,我对他们敬而远之。我宁愿离开学校,也不愿被别人收买。

“我不相信政府助学金。”我说。

“为什么不?”

我把父亲的话告诉了他。他叹了口气,朝天看去。“修这颗牙要花多少钱?”

“一千四百美元,”我说,“我会弄到钱的。”

“这笔钱教会可以付,”他平静地说,“我有可自由支配的资金。”

“那是神圣的钱。”

主教无奈地摊开双手。我们默默地坐着,接着他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本支票簿。我看了看题头,是他的个人账户。他给我开了一张一千五百美元的支票。

“我不会允许你因为这件事离开学校。”他说。

支票就在我手里。我如此动心,下巴疼得如此厉害,于是我将支票攥在手中,过了十秒才把它还了回去。

我在校园冰激凌店找了一份工作,煎汉堡和舀冰激凌。在两次发薪日之间,我靠忽视逾期未付的账单和向罗宾借钱度日,所以每月两次,当我的账户进账几百美元,几个小时内就花光了。九月底我满十九岁时身无分文。我已经放弃了修补那颗牙齿的想法,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有一千四百美元。此外,疼痛也减轻了:要么是牙神经坏死了,要么是我的大脑已经适应了疼痛的冲击。

不过,我还有其他账单要付,于是我决定卖掉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我的马,巴德。我打电话给肖恩,问马能卖多少钱。肖恩说杂种马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像爷爷那样,把它当成狗粮马去拍卖。我想象巴德被放进绞肉机的情景,然后说:“先去找个买主吧。”几个星期后,肖恩寄给我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我打电话给肖恩,问他把巴德卖给了谁,他含糊不清地说卖给了一个从图埃勒过来的家伙。

那个学期我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问题占据,比如银行账户的确切余额,欠了谁多少钱,我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上一二十美元。我提交作业,复习备考,但我做这些不是因为对课程真感兴趣,而是出于恐惧——平均成绩稍有下滑,我便会失去奖学金。

十二月,在最后一次发工资后,我的账户仅剩六十美元。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我迫切需要钱。我听说商场附近有一家诊所,卖血能拿到钱。诊所听上去像是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但我找了个理由,只要他们是把东西抽出来而不是注射进去,就没关系。护士花了二十分钟扎我的静脉,然后说静脉太细了。

我用最后的三十美元买了一箱汽油,开车回家过圣诞节。圣诞节早上,爸爸送给我一支步枪——我没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不知道它是哪种步枪。我问肖恩是否愿意从我手里买下它,但爸爸把它收了起来,说替我保管。

那就这样吧。没剩什么可卖的东西,没有儿时的朋友,也没有圣诞礼物。该退学找份工作了。我只能接受现实。我的哥哥托尼是长途货车司机,住在拉斯维加斯,于是圣诞节那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可以去他那里住几个月,在街对面的汉堡店打工。

我挂上电话,穿过走廊,正后悔没问托尼借钱去拉斯维加斯,这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来一下。”

肖恩的卧室很脏。脏衣服散落在地板上,我能看见一把手枪的枪托从一堆脏T恤下露出来。书架被一箱箱弹药和一堆堆路易•拉穆尔[13]的平装小说塞得满满的。肖恩蜷腿坐在床上,双肩耸起。他似乎保持那个姿势有一段时间了,凝视着肮脏的环境。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抬起右臂朝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但他只是把手伸进口袋。他拿出钱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张崭新的一百美元钞票。

“圣诞快乐,”他说,“你不会像我一样浪费这些钱的。”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迹。我应该留在学校。我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付了房租。然后,因为我知道二月份还是付不起房租,于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洁工作,每周三天向北开车二十分钟,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洁。

我和主教仍在每个星期日见面。罗宾告诉他这学期我没买课本。“这太荒唐了,”他说,“申请助学金!你很穷!助学金就是为这个存在的!”

我的反对超越了理性,是发自肺腑的。

“我赚的钱很多,”主教说,“交了很多税。把它当成我的钱好了。”他已经把申请表打印好了,交给了我。“考虑考虑。你要学会接受帮助,哪怕是来自政府的帮助。”

我拿了表格。罗宾替我把它们填好。我拒绝上交。

“先把书面材料准备好,”她说,“再看看感觉如何。”

我还需要父母的纳税申报单。我甚至不确定父母是否报税,但即便他们报税,爸爸要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它们,他也不会给我的。我编了十几个假理由解释为什么我需要它们,但没有一个可信。我猜想申报单被收在厨房的灰色大文件柜里。然后我决定将它们偷出来。

午夜前我出发去了爱达荷州,希望能在凌晨三点左右到达,那时家里会一片寂静。到达山顶时,我悄悄把车开上车道,每当轮胎下的碎石发出一丝响动,我就畏缩。我轻轻地推开车门,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地,从后门溜了进去,无声无息地穿过屋子,伸手摸索着走向文件柜。

我刚走了几步,就听到熟悉的咔嗒一声。

“别开枪!”我喊道,“是我!”

“谁?”

我打开电灯开关,看见肖恩坐在房间另一头,拿手枪指着我。他放下手枪。“我以为你是……别人。”

“显然。”我说。

我们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废料场后,我向母亲编了一个理由说杨百翰大学需要她的纳税申报单。她知道我在撒谎——我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爸爸意外回到家问她为什么复印申报单时,她回答说是为了备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着复印件回到杨百翰大学。离开前肖恩没和我说一句话。他没问我为什么在凌晨三点偷偷溜进自己家,我也没问他半夜三更坐在那里拿着子弹上膛的手枪,是在等谁。

表格在我的书桌上放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罗宾陪我一起去了邮局,亲眼看着我把它们交给工作人员。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一星期,也许是两星期。回信寄到时,我正在德雷珀打扫房子,所以罗宾把信放在我的床上,并留了张纸条,说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我撕开信封,一张支票落到了床上。四千美元。我感到了贪婪,接着为我的贪婪而害怕。上面有一个联系电话,我拨打了号码。

“我有一个疑问,”我对接电话的女人说,“这是张四千美元的支票,但我只需要一千四百美元。”

电话那头默不作声。

“喂?喂?”

“我直说了吧,”女人说,“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钱太多了?你想让我做什么?”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另寄一张支票给我吗?我只要一千四百美元就够了。做根管治疗用。”

“听着,亲爱的,”她说,“你拿到这么多,那是因为你有资格。要不要兑现,你自己决定。”

我做了根管治疗,买了课本,付了房租,还剩下不少钱。主教说我该犒劳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说不行,我必须把钱存起来。他告诉我,这些钱我可以花。“记住,”他说,“你明年可以申请同样金额的助学金。”于是我买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它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

现在回想起来,偷报税单的那天是否意味着我首次为了离家回到巴克峰。那天晚上,我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了父亲的家。这是一种心理语言的转变,是我对家乡的放弃。

我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别的学生问我来自哪里时,我答道:“我来自爱达荷州。”尽管多年来我曾多次重复这句话,但说出它从未让我感到坦然自在。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