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奇想的一年(1)

第2节:充满奇想的一年(1) 

我知道这件事是自己说出来的,还因为我听过的版本中,没有一个包含了我无法面对的细节,比如客厅地板上的血迹。血迹一直在,直到第二天早晨荷塞过来将其清洗掉之后才消失。 

荷塞。他是我们家的一员。那天,12月31日,他本来要飞往拉斯维加斯,但没有去。那天早晨,荷塞清洗血迹时一直在哭。当我第一次把事故告诉他时,他并不明白。显然,这个故事并不适合由我来讲述;我的版本中有些地方既太过散漫,也太过简略;我的叙述无法传达整个事故的关键部分(后来我告诉金塔娜时也碰到这种情况);但荷塞看见血迹的时候,他明白了。 

那天早上,他进门之前,我从地板上捡起注射器和心电图仪的电极板,但我仍然无法面对那块血迹。 

大抵如此。 

现在,我开始写下这些,是2004年10月4日下午。 

九个月又五天之前,2003年12月30日晚上大约9点,我们在纽约的公寓中。我的丈夫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和我刚在客厅中坐下来吃晚饭,他似乎(或者真的)突然经历了一阵严重的心脏病,并因此死亡。而此前五个晚上,我们惟一的孩子,金塔娜一直人事不省地躺在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辛格分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它当时是东点大道的一座医院(已于2004年8月关闭),更常用的名称是"贝斯·以色列北院"或"老大夫医院"。圣诞节早晨,她似乎感染了12月的流感,病情非常严重,被送进了那儿的急诊室,流感后来发展成肺炎和败血症。随后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间,我原有的观念,那些关于死亡、关于疾病、关于机遇和运气、关于幸运与霉运、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悲哀、关于人们如何应付和逃避死亡的方式、关于精神正常的肤浅定义、关于生活本身的观念,统统都动摇了;而我现在正打算试着去理解那一段日子。我毕生都在写作。身为作家,甚至早在作品还没有发表之前,早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意义本身存在于字句和段落的韵律之间;我还养成了一种技巧,能够将我的想法或信念隐藏在越来越隐晦的文笔之后。我写作的方式就是我,或者已经变成我;然而这一次,我宁愿我拥有的不是词语和它们的韵律,而是一间电影剪辑室,配备了一种叫做"爱维德"的数码编辑系统。通过它,我能够按一下键盘,打乱时间的先后,将如今在我脑海涌现的所有记忆同时显示给你们看,由你们来选取镜头,选取大同小异的表情,选取对相同台词的不同解读。这一次,为了找到意义,我需要的不只是词语。这一次,我需要将我的想法和信念坦诚相告,但愿只是为了我自己。2 

2003年12月30日,星期二。 

我们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看望了金塔娜。 

我们回到家中。 

我们讨论晚饭在外面吃还是回家吃。 

我说我来生一堆火,我们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开始做晚饭,我问约翰想不想喝一杯。 

我给他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拿到客厅给他;他坐在火堆旁边的那张他经常坐的椅子上看书。 

他在看的书是戴维·弗洛姆金的作品,一本《欧洲最后的夏季:谁发动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的长条校样。 

我准备好晚饭,在客厅中摆好餐桌。家里如果没有其他人,我们便在客厅的火堆旁边吃饭。我发现自己一再强调火堆,因为对我们而言火堆很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约翰和我在那儿共同度过了二十四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们通过生火来给房子加热。我们甚至在夏天的夜晚也生火,因为雾会弥漫进房子。火堆表明我们在家,表明我们划出了一道防线,表明我们这个夜晚是安全的。我点亮了蜡烛。约翰在餐桌坐下之前说他想再喝一杯。我又给了他一杯。我们坐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搅拌色拉上。 

约翰在说话,然后他不说了。 

他停止说话之前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的时候,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单一麦芽威士忌。我说不是,我给他倒的是第一杯那种威士忌。"很好,"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你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在那几秒钟或者那一分钟的另外一个时刻,他在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什么贯穿了其后的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