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波斯基

玛拉•波斯基

波韦尼尔,11月19日

致某位陌生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而且,如果要我说实话的话,这些对我都无关紧要。

今天,我几乎都不知道我是谁。

我叫玛拉•波斯基。或者更确切地说,别人叫我玛拉•波斯基。我已经半个多世纪没叫过自己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老人们一起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我自言自语打发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玛丽塔[9]。”我对自己说。我自己给自己唱歌,哄自己睡觉,跟自己拌嘴……这些都是我母亲告诉我的。

这就说明我是玛拉•波斯基吗?或者玛丽塔?或者生活在她们之间的成千上万人中的一个?我不敢确定。我们是某个名字的标签吗,还是无法定义或者命名的其他东西?

出生时,我的祖父母想给我取名萨拉、露丝或者朱迪斯。他们总说,要起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女人的名字。我对我的祖父母没有记忆,因为在我三岁时,父母逃离了处处充满敌视的德国,他们当初去德国是为了逃避大饥荒。我是犹太女人吗?我也不敢确定。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那心惊胆战的母亲努力隐瞒任何透露我名字的线索,好像这样就可以抹去整个家谱似的。她说我的名字就叫玛拉,而我的父亲不敢反对。我不是犹太女人,因为除了名字,我的言行举止也从来不像犹太女人,我也从来没感觉自己是犹太女人。

请允许我借用你们国家一位诗人的诗句来表达我的想法:“褪去你的外套,/标记,画像;/我不喜欢这样的你,/伪装成他人,/永远都是女儿的身份。/我喜欢你纯洁、自由,/不可征服:你。/我知道当我/在众人之中/呼唤你,/只有你才会是你。/等你问我/是谁在呼唤你,/是谁想拥有你时,/我将埋葬那些名字,/标签,历史。/我将慢慢打碎一切/从我出生之前/就加在我头上的一切。/我已经回到裸体、石头、世界/永恒的匿名状态,/我会对你说:/‘我爱你,是我。’”

萨利纳斯[10]说得多么有道理!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的父母非常善良,但是目光短浅。他们决定逃往自由的法国,但是法国只坚持了短短几个月就被纳粹占领,成立了维希政府。当局者迷,因此他们没有发觉那里反犹太人的毒瘤也在不断滋长。炮弹再次封锁了我们,直到一艘船把我们从我们熟悉的大陆救出,带到了新大陆。

我现在能够在波韦尼尔隐居,要追溯到那个时候。你想象一下这有多么久远!

在船上,我父母认识了一位曾经在这片山区任教的共和派教师拉蒙。如果你在本地出生的话,也许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他也在逃亡。他们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友谊,甚至将这种友谊传给了他们的下一代。

许多年后,拉蒙成了一位富有的企业家。他积累的财富越多,就越怀念这里的森林。临终时,他让儿女们承诺在这里买一栋房子,并且不时来这里看看。儿女们严格地履行了第一条承诺,第二条则马马虎虎了。我没有兄弟姐妹,而玛丽莎和小拉蒙就如同我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们为我的状况担忧,主动提出让我来他们还未住过的房子居住。我还记得几周前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天堂存在的话,它就在波韦尼尔。这是我父亲记忆中的波韦尼尔,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夸大其词的人。在那里你会恢复过来的。”

在海上航行的那几个星期里,不仅拉蒙,还有我家人,都在内心酝酿着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在抵达美洲一个缤纷亮丽的海湾港口后完成了。我们上船时还是毛毛虫,下船时却已破茧成蝶。我们之前是逃亡者,现在成了移民。我母亲却被困在了茧里,她的内心从未离开那艘船。她觉得墨西哥很恐怖,而我的父亲又一次无法拒绝她,于是决定继续向一个叫作明尼苏达的小城航行,那里有我们的远房亲戚。这个故事和很多人的故事无异。或许,甚至和你某位亲戚的故事一样。

我是移民吗?我表示怀疑。我的母亲一直都是一个逃亡者。我的父亲、我父母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直到去世之前,他们都觉得自己是移民,渴望回到一个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之中、不可能回去的国家。我记得他们总是尽力不张扬。他们在自己的街区默默无闻地生活,仿佛是请求别人允许他们住在那里。我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我把祖国装在我的心里。在我脚下的只是一块土地。为了工作和生活,我经常旅行,只有在过海关时我才记起我是美国人,或者说我的护照表明我是美国人。给我盖章时有的人好奇,有的人羡慕,也有的人带着仇恨。不是我自己,而是他们和证件把我定义成这样。

亚历克斯,你有一个女性的名字。我在本区电话簿里随机找到了你。

这就表示你是女人吗?我自己是女人吗?根据我们如何定义女人,我可能是女人,也可能不是。我像女孩那样成长,然后长成了女人。那时我二十五岁,期望着完美的生活。我曾在一座小城的一所普通大学学习语言文学专业,很快我就脱颖而出。

今天,当我重读有关我生平的章节时,我认为我能脱颖而出,与其说是由于我的成就,不如说是由于其他人的逊色。但是那时我觉得自己很特别:我获得了美国文学助理教授的职位。这超出了我父母或者祖父母对我的期望。如果我不在办公室或者教室,我就在做苹果派,给小区的老人读故事,或者在冬夜依偎着母亲绣花。我开始写论文、讲课,甚至还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我不记得诗集的名字了,但是即使记得也找不到它了。我希望它已经在某个仓库里无聊而死,仓库里充斥着诗中歌唱的鸟儿、落日和手牵手的情侣。俗不可耐的出版物。

这就是当我沉浸在玫瑰色幸福中,我所感觉到的。甚至,我还差点和你能想象到的最帅的小伙子结婚。他确实很帅。我有一张照片可以证明。我差点和他组成了电影中的那种家庭。

你或许在问“但是”在哪里,对吗?一个有这么多幸福可能的人,怎么会最终隐居在一个小山村的一栋没人住过的房子里,暴躁而且酗酒?因为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暴躁、酗酒,并且空虚。最近十天和现在都是这样,或许更严重。从我所处的位置看过去,连日历都是模糊的。

那个“但是”是一份病情报告及随后进行的手术。你们是怎么说的来着?把我掏空了?我觉得跟这差不多……我在二十七岁时被摘除了子宫,被剥夺了做母亲的可能。我不能生育了。我重新把自己封闭在茧里,再次从里面出来时我又变了。这一次我“上岸”的地方是纽约,我远离了我的家人,远离了一个迟早会跑掉的未婚夫,远离了我从未奢望成为的模范女教师。

那么在余下的将近四十年的生命里我又是怎样的呢?我成了诗人。

是的。直到几个月前,那一直是我唯一愿意接受的定义。那个女人是谁?一位诗人。她叫什么名字?那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与诗歌生死相依的人。这就是我的感觉,也是其他人的感觉,这些人包括批评家、大奖评委、出版社负责人、文化记者,还有男性或女性读者。在提到他或者她时,我喜欢用单数。我的读者从来都不是羊群里的小羊羔。甚至在我当前这种绝望的状态下,他们仍然值得我绝对尊重。我们都无条件地热爱诗歌。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如果你坚持看完了一个老太婆醉醺醺时写下的这篇独白,那么你就有资格知道真相。

很可能你一点儿也不在乎,也没有意识到我正在你眼前脱去自己的衣服。也许一位只看服装杂志的家庭主妇将要掌握现代文学的一个大秘密,有的文化杂志可是宁愿为此购买独家版权呢。

玛拉•波斯基对诗歌已经没有感觉了。诺贝尔奖提名候选人、《纽约时报》封面人物、在五大洲拥有十个名誉博士头衔的人……已经不写作了。她写不了了。不会写了。她忘记怎么写了。她才华尽失。

我又被掏空了。

因此我来到了这里。我独自一人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来到了这里。按照基督徒朋友们的说法,我在赎我不记得的罪。我一直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没有节制。但是我怀疑,我连一个敌人或者被我伤害过的人都没有。除了我自己,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那么现在是我在惩罚我自己吗?

也许,这是一个新的茧,从中会出来另外一个玛拉•波斯基。我曾是犹太人、经历过战乱的女孩、逃亡者、移民、幸福的未婚妻、老师……我还应该说我过去曾是诗人吗?

只有在写作时,我才感觉自己活着。我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注定要像一个幽灵一样游荡吗?

我继续生活在黑暗中,无声无息。

但是我不再是独自一人。

现在有你在那里,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做什么,无论别人怎么称呼你。

还有阿尔玛,一个想到我并且能够在我的茧里找到我的小姑娘。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我认识的一个人。她是一座小城里一所普通大学的女大学生,她舞文弄墨,写着关于小鸟和落日的诗,一边写,一边梦想着某一天有人会出版她的那些诗,却没有认真考虑过它们的好坏,经纪人是否能卖掉它们,出版商是否会买下它们,她能否凭借它们再次获奖……

阿尔玛二十三岁。她的生活即将改变,而她很可能还不知道,就像我在她那个年纪时一样。她向往诗歌。她的信我开读之后怎么能停得下来呢?

还有那个几天前惹恼我的讨厌的红发女邮差。也许她是你的朋友,在这种小地方一切都有可能!她胖乎乎的,脸上长满了雀斑,好像很脏似的。我给你写这封信正是因为她。而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写东西,尽管不是诗。

我应该感谢那位爱管闲事的女邮差吗?

我说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她,有好几个理由。

首先,因为她来到这所无人居住的房子,固执地敲门。邮局收到一封名字如此奇怪、地址无人居住的信后,正常的做法不应该是把它退回去吗?上面确实没写寄信人,但是……没有类似公共墓穴的专用布袋吗?我的意思是,那种收纳无人认领的僵尸信,直到它们变成灰烬或者被剪刀剪碎的布袋。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应该发明一个。

总之,女邮差来敲门了。在大清早!我正在睡觉,因为我喜欢这样。我晚上活动,白天睡觉。那又如何?为此要逮捕我吗?可是,西班牙公务人员没有受过礼仪教育吗?

我被她吵醒了。她像着了魔一样非得让我接受那封信。真是讨厌!我不远万里而来,就是为了不跟那些认识我的人讲话,现在却要我跟陌生人说话?只有两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知道我在这里,玛丽莎和小拉蒙。而你们是谁,有资格不请自来?

一想到那个女邮差我就生气。

我没有接那封信。对此我非常确定。但是,当我半夜起来吃东西,给我捡的麻雀喂牛奶泡饼干时……那个讨厌的印花信封竟然躺在那里!

这么看来,最终它被塞进家里了!虽然我觉得应该去告发此事,但是我不记得这是怎么发生的了,所以还是把它扔在那里比较好。此外,毫无疑问,红发女人救了那只小鸟,甚至还在一张纸上给我留下了提示。应该说是两条提示。她还留下了一套为小鸟准备的生活用具。光是看在这一点上,我也不会告发她的。

我并不喜欢小动物,不过……几天前我看见它了,怎么能任由它在外面发抖呢?

问题是和女邮差争执了那么久,我的头剧痛无比。我记得我又去躺着了,不再理会邮差的神圣职责。

盛怒之下,我决定不打开那封信。那个红发女人和那个未经我允许就敢在信封上写我名字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谁!但是我也决定不把信扔掉。我就让它待在邮差放它的地方,就在我为麻雀做的窝旁边。它就像一个凯旋门:一封写完、被投递却无人阅读的书信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最终是我赢了。

但是我有一个或者说很多缺点。不过此刻我只承认一个:我很好奇。与其说我容易记恨、顽固不化,不如说我非常好奇。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是这样。

两个晚上过去了。今天,我起床后,那个信封已不再是一个凯旋门,而是勾起了我的好奇。我没能抵制住这种好奇。我对自己说,玛拉•波斯基,如果她们不知道你看了信,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仍然是赢家。

我给你写信的这会儿接近凌晨五点。我在九点左右喝着我的第一杯葡萄酒读了阿尔玛的信。我的威士忌已经喝光了,所以我只好将就喝点酒神巴克斯的葡萄酒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喝了一整瓶之后,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比较稳定的脉搏给你写信。我已经习惯了烈酒,得喝很多葡萄酒才会倒下。

我因为萨拉(那个红发女邮差的名字)才给你写信,还有最后一个理由。这是阿尔玛告诉我的,我一开始不认识她,而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接受她了。以下是她写给我的:

“萨拉的生活马上就被打破了。你或者我原本也可能成为这样的女人。或许你曾经遇到过她:她是在我们的石板街上长大的。尽管她的生活不容易,但是她对所有需要她的人都笑脸相迎。她的上司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她,要把她调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波韦尼尔的邮局存在了一百多年后,即将没有邮差了。首府那边说我们不喜欢寄信也不喜欢收信。他们怎么敢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能帮助萨拉和我们村子,我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你怎么做呢?很简单,像我这样:写一封信。信的长短、写得好坏都不重要。然后你把信寄给村里另外一个人。即使你不认识他/她,也要和他/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点滴。我们大家一起创建一个文字接龙,让它长达首府,坚固得让那里无人能够切断。”

你可能会问,是什么促使一个空虚、酗酒、暴躁、持美国护照的曾经的诗人加入这种荒唐的事情。我不能容忍欠债。我不知道这是另一个缺点还是一种美德,你自己判断吧。

显然,我不是欠萨拉的债,对于她,我只欠感谢,感谢她让我的头剧痛,尽管我承认酒精也发挥了作用。

阿尔玛在信里问我,我是否曾经想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您对我们所有读您的作品、仰慕您、爱您的人都欠下了债。请您为了萨拉写下哪怕一行字,以此偿还您欠我这个无条件读者的那一点债”。

在这封信的开头我已经跟你解释过,我对我的每个读者都有一种近乎崇敬的尊重,他们就像这个女孩给自己定义的那样,或者不止于此,假如他们看过我的作品《灵魂的隐秘》的话。这本书虽然缺点很多,但是我自认为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

欠下的一个债?我不想欠债。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它们。一个声称热爱诗歌的女读者的愿望?那么我接受。

事实上,傍晚时分,当我端着一杯葡萄酒、挨着麻雀坐在沙发上时,我只想给你写三句话:

致一位陌生女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而且,如果要我说实话的话,这些对我都无关紧要。

我想偿还一个债,这封只有三句话的信就是我偿还的东西。

但是我的笔没有写第三句话,而是获得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喜欢写信的话,你大概有过类似的经历,除非你写的是圣诞卡。手指不再听你的使唤,而是听笔的使唤了。它们轻快地奔跑,而你只是一个观众,一点点阅读它们在纸上留下的痕迹。

那种已经很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小小的奇迹,却在今晚发生了。因此,你是幸运的,无论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做什么工作。谢谢你又让我经历了一次奇迹,即使是最后一次。

在我的笔而不是我本人的召唤下,我的童年、青年和中年又在纸上显形了。从那时到现在,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地方,你可以在图书馆或者谷歌上查到。直到几周前,没有任何事情躲得开公众的视线。只有这几周,我得以隐藏在这所借来的房子里,连同我的爱、恨、去、来、胜、败。

现在,我的秘密和你住在一起。我试着想象你会让它睡在哪里:在某个床头柜的抽屉里?夹在某本罗曼蒂克小说里?某个放满了老照片和明信片的盒子里?

无论你把它放在哪里,你都不可以出卖我。不应该让其他人知道我已经无法写作了。这只是你我的秘密,不能有其他人知道。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把此事托付给你,并且天真地笃信你会这么做的。

不过你别忘了,此事既不是由我而起,也不是由你而起,而是因为萨拉和一条无人能够切断的坚固的文字接龙。你把它继续下去吧。

玛拉•波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