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遥远的家

九 遥远的家

我十四岁随父母迁到衣阿华州的哈特利。在这里,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图书馆长,是我们年级第二聪明的女生,只排在卡伦·沃兹之后。对薇奇·基普森来说,除了打字成绩是C,每门功课都是A。

毕业后,我跟我约会的第三个男孩订了婚。我们谈了两年恋爱,他很爱慕我。可是我需要离开衣阿华的小镇这个井底世界,我需要独自出去闯荡世界。于是我解除了婚约—这是我做的最艰难的一件事,跟我最好的朋友莎仑一起搬到了曼卡托。

戴维在曼卡托的另一端上大学,我和莎仑在曼卡托板箱厂上班。

我是在一家舞厅认识瓦利·麦仑的,他跟我以前约会的其他男人不一样。他非常聪明,有学问,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而且他还很有个性。我们谈了一年半恋爱,于一九七○年七月结婚。当时我二十二岁,结婚后立刻就怀孕了。怀孕很艰难,早晨、中午和晚上都恶心呕吐。瓦利每天晚上下班后跟朋友们出去,通常是骑摩托车,但总是在七点半的时候回家。他想要一个爱交际的妻子,但如果意味着要有孩子了,他也能接受一个病恹恹的妻子。

有时候,一个决定就会改变你的生活,而且这个决定不一定是你做的—甚至不一定是你知道的。我分娩时,医生决定注射两针大剂量的催产素以加快分娩速度。我后来才弄清楚,是医生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希望这该死的分娩过程赶紧结束。两个小时内,我的产门从三厘米一下子扩大到全开。太突然了,导致胎盘破裂,他们只好又把我推进手术室。残片没有取干净,两星期后,我出现大出血,他们赶紧把我送回医院,紧急手术。

我一直想要一个取名乔迪·玛丽的女儿。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梦想。现在我终于得到了这个女儿,乔迪·玛丽·麦仑,我多么渴望整天陪伴她,搂抱她,跟她说话,注视她的眼睛。可是这次手术把我彻底打倒了。我的荷尔蒙分泌失调,我头疼、失眠、冷汗不断。两年里做了两次手术,但我的健康并没有改善,医生就建议做一个探查手术。我在病床上醒来,发现他切除了我的两个卵巢和子宫。身体的创痛是剧烈的,但更令我痛苦的,是我知道今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我本来以为只是窥探一下内脏,没想到会把我彻底掏空。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就突然进入了严酷的更年期。我从二十四岁突然进入六十岁,腹部伤痕累累,心里悔恨交加,还有一个我无力拥抱的女儿。大幕落下,一切变得漆黑。

几个月后,我慢慢恢复了,瓦利却不见踪影。这可不是他以前的做派。这时候我才突然注意到,所有的一切对瓦利来说都意味着喝酒。他去钓鱼,意味着喝酒。他去打猎,意味着喝酒。就连骑摩托车也意味着喝酒。很快,他不再在答应的时间露面。他在外面逗留到很晚,一个电话也没有。他醉醺醺地回来后,我说:“你在做什么?你有个生病的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孩子!”

“我们去钓鱼了,”他说,“顺便喝了几杯。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丈夫是个积重难返的酒徒,但是承认这个事实,却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我理解,”你提到这件事时他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我会戒掉的。为了你,我保证。”但我们俩谁都不相信。

我去找了律师,开始办理离婚。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的房租六个月没付,汽车贷款六个月没付,另外还欠了六千美元的债。瓦利甚至贷了笔款子用于改善住房,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善。

斯蒂芬森姥姥—妈妈的妈妈,曾经跟她酗酒的丈夫离婚—给我钱拯救那座房子。我们让银行收回了汽车。不值得再保留了。我爸爸在哈特利募捐到八百美元,给我买了辆一九六二年的雪佛兰,那位老太太下雨天都舍不得开出去。我以前从没开过车,就去参加了一个月的驾驶培训,通过了驾照考试。那年我二十八岁。

我开着那辆车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福利救济办公室。我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个中学文凭,一份只能称之为灾难的病历,还有一大堆债务。我别无选择。我对他们说:“我需要帮助,但只有你们送我上大学我才接受。”

感谢上帝,当时的福利救济机构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同意了。我立刻去了曼卡托州立大学,注册下个学期的学习。四年后的一九八一年,我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主修心理学和妇女研究、副修人类学和图书馆学的学位。三十二岁的我成为基普森家第一个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十二年后,我女儿乔迪将成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