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尘埃·作者:王文海

作者:王文海

没有谁能发现诗的秘密,

因为诗本身没有秘密。

——题记

我是在“无聊酒吧”里的一次诗朗诵会上见到野驴的。“无聊酒吧”座落在城西的不恭山下。对于这座不大的城市,骑车从城东到这里二十分钟即可抵达。那天我去的稍晚了些,便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上。一位留大胡子的中年人刚从中央的朗诵台上走下来,接着上去的是酒吧的老板黄恨天,这位三十出头的人原来三次高考都落榜后,咒骂苍天无眼,一种怀才不遇的冷落感促使他建了这么一座酒吧;专来慰藉像我们这些同样是“天涯沦落人”的草寇文人、狗尾巴草般无助的诗人。此时黄老板开始朗诵了:

……

愚昧张嘴狂笑 露出发黄的大牙

肤浅浓妆艳抹 竟然扮成经典

无知可笑之至 堂皇打起了领带

丑陋戴着花环 向人们恶心地招手

……

仰望太阳 会刺痛我们的眼睛

是的 我们的眼睛应该被刺痛

这世界并不缺少发现 而是缺少美

让我们在太阳下寻找光明

在人们的掌声中,一位叫吴涟漪的娇滴滴的女孩走上去,朗诵了一首同样是娇滴滴的诗《今夜为你留着那扇门》。不知是谁首先发现了我,便一齐起哄叫我的名字。我只好走上台,说:我学的是历史,就念一首有关历史的诗吧:

历史

是一座精神病院;

而最终

我们都相聚在太平间。

雷动的掌声差点把我震昏,我频频点着头走回到座位。这时,所有的灯突然被关掉了,酒吧里漆黑一片,大家都屏住呼吸;突然,从场中间亮起一支蜡烛,有人把它缓缓举在了高处。我知道这又是一首诗,持蜡烛的人此时大声说:我的这首诗就叫《光亮,你永远是黑暗的情妇》。众人又是一片掌声和叫好。仍然没有开灯,我听见黄老板叫:野驴!你也来一首吧!众人都在等待,沉默了一会儿,仍然没有声音,突然从酒吧右边传来“嗥——”的一声长叫,在黑暗中份外的凄厉而惨绝,像狼嗥。余音仍旧缭绕之际,灯光乍开,在场的人们竭斯里底尖叫着大声喊好!这“嗥”的一声驱走了人们心头的压抑和郁闷,喊出了人们的心声。只见那位娇滴滴的吴涟漪小姐猛然跑到右边一位留长发的青年男子身边,探下脸重重在他面颊上吻了一口后又娇滴滴地跑了,全场又是一片叫好声和尖叫。

于是,我看清了野驴。留着一头长发,从侧面的脸型看,属于刚健的那一种,比较结实的身体被一件黑风衣裹着,半陷在沙发里,他对人们热烈的反应似乎很淡漠,仍旧坐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看上去是很孤独的一种人,也许这是他的天性。我对他越来越产生兴趣时,只见他站起身来,用半个风衣领遮住面部,不说一句话径直走出了酒吧。我正扭头朝门口了望时,黄老板凑了过来,递给我杯扎啤,他自己点了一根烟后说:怎么,对野驴有兴趣?他这个人,无论谁见第一面都会对他发生兴趣。我说:他现在干什么职业?中学教师,黄老板吐了一口烟后回答。教师?我竟有些叫出声来,心想不知哪位开明的校长敢用这样的教师。音乐教师,他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但是他对诗歌更为热衷,黄老板望着我似笑非笑地说着。我终于明白怪不得刚才他那一声带有音乐水准的长“嗥”为什么会具有震撼力了。黄老板又往我面前凑了凑:这个野驴,本名叫叶绿。刚开始时笔名叫“蛮牛”,后来改成“疯狗”,仍觉不妥当,最后就叫成“野驴”了。我说看来你对他了解很多,他说那当然,我大哥就是他那座学校的校长。黄老板说完后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说:有空我介绍你们认识。

第二天到报社时晚了。同事们正伏案忙着,我坐在自己桌前,看了一眼昨晚熬夜挥说的那篇大稿子,不由的困意又起。我不打算把稿子马上交到总编手里,尽管我是全社有名的“快枪手”,一夜能龙飞凤舞一万字,但我们这位曹总编却是专斩“快枪手”的好手,同事们都被斩的畏手畏脚了,我得出一条经验——不到排稿前一刻,不要把稿子交给“老曹头”,否则你就会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进行修改。他常挂在嘴边自以为是的一句话就是:我看这样改了更精彩!精彩你妈个头,从曹头办公室出来的同事们头一名话都这么说。

桌上电话响了,曹头叫我去他办公室。我长吁一口气,做出一副英勇赴义的样子慨然走向总编室。曹头笑咪咪地说:师帅,快坐,快坐!我把稿子呈上去,曹头看也没看便放在一边,说:你的稿子我最放心,包括你这个人也是我最放心的。我狐疑间看着曹头笑咪咪的深处是否是口蜜腹剑?或别有用心?他平时是很少笑的,偶尔笑一、两次,要么是提拔你,要么就是给你加薪。社里人说:曹头笑,好运到。我一脸平静坐在他对面,其实内心非常警觉地严密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曹头又用他惯用的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我说,师帅啊,你年青,又很有能力,工作积极性也高,屡次为我社做出突出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嘛!我也里自然更清楚。目前新闻部胡先主任要办退休,这个职位非常重要啊,一日也不能空缺下人。尽管现在已有些人开始活动这件事了,但我对你是相当看好的,你要自己努力把握好机会呀!我说:多谢曹总栽培,我会努力的。从曹头办公室出来,我坐在办公桌前发愣。李余凑了过来:怎么?又让哪一段被改得更精彩啦?我说,其实曹头这个人也挺好的。李余愕然地盯着我:师帅,昨天你没睡好,肯定有点脑子发烧。然后又凑在我耳朵前说,中午别去食堂了,我请你吃饭。中午在一家饭馆我们边吃边聊,李余今天酒喝的相当痛快,还没碰杯,他自个儿就一仰头畅快地灌进去了。喝得都有些醉意了,李余又凑到我面前:师帅,你猜我今天为什么高兴?我告诉你,今儿一大早老曹头把我叫去,他说……说准备提拔……拔……我,咱哥们也终于快熬……熬出头了,我酒意已无,暗骂了一声:卑鄙!李余没听清,问: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恭喜!

接连几天,我以在外采访为由,不愿去报社。那天晚上,我正躺在公寓胡乱想什么时,李余没敲门就气冲冲地进来了,破口骂:老曹头这个王八蛋真不是个东西!耍两面三刀的诡计。答应好我的事,今天却突然宣布由姬培来主持新闻部工作。再说姬培也不是个好鸟,前天晚上已过了下班时间,我还看见她低胸露乳地在曹头办公桌旁骚首弄姿呢。我翻起身来:兄弟,顺其自然吧。李余也无奈地低下头。

第二天我去了报社,刚坐下,姬培便走到我面前说:上班要遵守时间,都像你这么散漫,报社迟早不散摊了?我抬起头,看着这个曾经追求我而遭我拒绝,如今一朝得道,便耍起威风的女子,说:姬主任,真对不起,您刚上任,我们连鞭炮也没来得及买为您庆贺;这样吧,我以我独特而尊敬的方式向您表示道贺,说完我低头狠狠朝地上“呸”了一口,便站起身来走向门口。身后听见姬培发疯般地吼道:师——帅!我要把你撕——碎!

我申请调到文艺部。老曹头用那双豆豆眼瞄了我一会儿,企图要看出一些我内心的动机;我始终面无表情。最后他放弃了猜测,用一种似乎还略带伤感的语气说:本来我是给你留着那个位子的,可是你自己不争取啊!到文艺部工作也好嘛,我始终是看好你的。我强忍着呕吐走了出来——他妈的,整日要与这样厚颜无耻,道貌岸然的人为伍,怪不得会活得这么不开心。

文艺部老刘给我沏了一杯热茶,说,你暂时先和李豪每星期轮流编辑“原上草”副刊吧;过段时间,“读书”专版空出人后,再具体分工。老刘本是一位有名的作家,前几年为本市一位领导写过一篇篇幅不短的报告文学,使这位领导的知名高和影响力在本地区以到全省范围内大增;可是也就过了半年时间,本市建国以来最大一起贪污受贿案被曝光,主角就是那位市领导。老刘因那篇文章的原因也被传调进行了审查。在中国,政治是一个危险的又说不清的词汇的代名词,稍一沾点边,便洗也洗不净。此后人们与老刘相处时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老刘逐渐变得沉默,写了半辈子的笔也就此封了起来。我们这些年青人对老刘是同情的,也是尊敬的。李豪正忙着筹备他的婚事,托付我多帮忙替他顶挡一段时间。我翻阅着李豪已编辑过的稿子,在已枪毙的一堆稿子里,我意外地发现了署名“野驴”的两首诗,读后使我怦然为之心动,其中一首是《逝者》:

……

……

没有什么能属于永恒

时间以腐朽的方式嘲笑着我们

太阳时时都在滴血啊

不可逆转的一切已经来临

我马上编了这两首诗,并且加了一段“编者按”语。在接下来的时间,我收到了为数不少的作者寄来的好诗。看着这么多好诗摊在桌上,我想干脆来一个诗歌专版吧,以激励一下沉闷的诗歌氛围。于是我怀着莫明的兴奋编辑了野驴、黄羊、山蛇、黑鸦等几位作者的诗作。别看这些诗人笔名起得怪怪的,但诗却绝对明朗。拿黄羊的那首《伤口》来说吧,我就很喜欢:

满街的色彩却默淡如灰

随处的鲜花却没有香味

人情事故 不可丈量

每丈量一次都让人无比后悔

我不知道车轮该怎样滚动

我不知道大家要去向何处?

我不知道喧嚣与吵闹的背后

是不是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不知道

我真的 不知道

晚上,我在灯下疾笔,为这个诗歌专版配了一篇诗论,题为《诗人的个性与诗的社会性》——

近几年,喊得很凶的一句口号便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于是有些人(尤其是诗人)推而广之,延伸出“越是个性的越是共性的”,所以诗歌中个性的梦呓、呼噜、磨牙、打喷嚏、狂叫、呐喊……便充斥于诗坛。读这些诗歌,使人如进入神经病院。这些所谓的“诗人”,闭着眼睛,凭空乱想,下笔乱涂,任意嫁接,用泛滥的思绪来塑造“个性”,至使许多读者对这些“作品”目不忍睹,而纷纷逃离。可怕的诗坛让人心悸;更可怕的黑手诗人正在扼杀有文学素养的读者们。当读者越来越多地离开诗坛后,偌大而空旷的诗坛上只留下黑手诗人们凄厉惨绝的独自哀嚎。诗坛在封闭、下滑。

这的确是一个可怕的但又不能回避的事实。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对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类话一定要辩证地看,不要绝对地以为只要有地方特色,那全世界就都会喜欢。越是民族的所包涵的意思是反映越是民族中的精华与精萃的(不是所有的,更不包括民族中的糟粕)。所以,越是个性的越是共性的这句话也要相对理解。人是社会的人,诗也应是社会的诗,诗人如果连起吗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也没有,只知如做梦般随心所欲地做诗,还要将这些痴语拿出来发表。我想他绝不是在表露他的个性,他是在表露他的野性。

这种对社会不负任何责任的撒野般的行为,是当前诗歌堕落的一个明显标志。

说老实话,我是痛恨那些所谓“高深莫测”而实际上胡言乱语的“诗歌”的。严格地说,那根本不叫诗,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垃圾。比如像“我听见木头在哭泣”、“我在袜子里找到爱的信息”、“我出生在天空的手掌,一首赞美诗被风遗忘,大地你为什么奔跑”、“十七坐雪山与你无关、与我无关、与他无关……”妈的,既然与谁都无关,还扯什么淡,黄恨天就曾说,像这些狗屁臭诗他一晚上能屙出一百首还有余。

这是个诗歌表面繁荣的时代,其实诗歌很脆弱,归根到底是写诗的人思维很脆弱。诗歌的软骨病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言之无物,不知其所以然,吟来哦去,一堆废纸。真见鬼,还有那么多让它们发表的园地?不知是编辑们真的领悟到了这些梦呓者的主旋律?还是看不懂又要装腔作势来掩盖自己?而实际上那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装,那些“诗人”根本什么也没穿,你们怕什么?见了这类稿子,不仅要全扔在茅厕,还要写封信来严加痛斥一顿这些浪费编辑和读者精力的操蛋“诗人们”。我是在这段时间只要见了此类稿子,就把他撕碎,并且撕的粉碎!

诗歌专版终于登出来了。先是在报社大楼内人们隐隐议论着——自本报创刊到今,这是第一次,尤其是在没人再爱诗的今天;其次是上级主管部门、如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同志都打来电话说看后很振奋创作者的精神,要继续搞一些有影响的文化活动。黑鸦、山蛇也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我说不要谢我,我应该谢你山蛇,你那首《四海放歌》里不是有这样的句子吗:

快扔掉所有的怯懦与忧虑

奋起我们年青的勇气全力出击

无论成败 生命总要经历搏击

不必到老时再对落日叹息

我想每位读者读了这样的诗句,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诗句会给他们勇气和信心,会让他们挺起胸膛来面对人生路。山蛇在电话那头“嘿、嘿”地得意地笑了,说:这世界还真有千里马。黄恨天也打来电话,我说你也看到报纸了,恨天说我现在什么也顾不上看,我要结婚了!哦?让我先吃了一惊,和谁呀?我问。和……和那位吴……反正你见过的,不说了,过几天再通知你喝喜酒,拜拜,就放了电话。这个恨天,现在准乐昏了头了。

许多事情没有我预料中的那么简单,或者说根本在我预料之外。李余说,从无锡开会回来的老曹头今天早上刚坐到办公室,姬培那妓便溜进去嘀嘀咕咕了好长一阵子,还拿着一张报纸指指画画好半天,又不知哪位编辑要遭秧了。

下午我一坐到座位上,老曹头便打电话来让我过去。曹头用那双豆豆眼强眯成一条缝逼视着我,气氛上有些严肃。我等着老狐狸开口,他看了我一会儿,耐不住性子了:师帅啊师帅,你真行啊!我出去短短十几天,你就要自立为王,要标新立异、要抢占风头、要反攻倒算——蒋介石还没打回来呢,你就先抢了先机,要在报社搞独立王国,我以前怎么看错了你。说完,“啪”地将一张报纸摔在桌上。你看你这是什么企图,出专版谁批准的?乌七八糟的诗弄了这么多,什么影响?为自己赚名头啊?再看看这些作者:山蛇、野驴、黄羊……你不如把副刊改叫成“动物乐园”更合适。另外,我叫姬培给你拿过去的曹胆的几首诗怎么不见发表啊?那是多好的诗!这位小曹在全国还多次获过大奖呢。我顿时想起在曹头外出开会期间,姬培是拿过来几首诗,并说,这个作者是曹总的侄子,你编排的时候要突出一下。我看完曹胆一个梦游者的胡言乱语后,当即就把这个操蛋的诗撕的粉碎,见鬼去吧!

曹头这时坐回到办公桌后,将声音调的很阴沉地说:师帅,既然你公开反对我,枉费我这些年裁培你的一片苦心,我看你是不适合在报社干了,你有本事可以到外面去闯,去飞呀!我刚才已经想到这个卑鄙的家伙会来这么一招了。我说:不用你说,我自己早就不愿干了,整日里与狐、狼为伍,我自己也快变成野兽了。你坐在这里好好做你的“狐”司令吧。我拉开门正要往外走时,老刘急冲了进来,就在我关门一刹那,我听到老刘说:师帅出专版是我同意的,你要处理他,就先处理我!一股热流顿时涌便全身,我暗含着热泪走了回去。

站在宿舍的窗前,我定定望着外面出神。有敲门声,我没有回头,过一会儿,有轻微脚步声,有人轻挪到我身后。师帅,我不是有意要为难你,我只是气你不理我,气你看不起我,我才憋着气要报复你一下,我没想到会弄成这样,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爱你的。你不要急,我和曹总编说一说,他会听我的,会收回他的决定的。我没有吭声地仍望着窗外,姬培又等了一会儿,见我仍没有和她说话的意思,便又轻挪着出去了。中午也没吃饭,便迷糊着睡着了。有人打来电话,一听说是黄恨天自杀了,我差点蹦了起来,连忙打出租赶往“无聊酒吧”,那里人很多,我看到野驴早在那儿了。我直奔到他跟前,问,恨天怎么样?野驴半耷拉着头:幸好发现的及时,已送医院抢救了。我问:到底为了什么?这时野驴抬起了头看着我,其实我们以前没说过话,这时双方眼睛里流露出的除了友爱,就是信任,他说:为了那个吴涟漪,说是要结婚了,但关节眼上吴涟漪又立刻变了,喜欢上了另一个男子,恨天找她,央求她,她不但不愿重新合好,还讽刺挖苦了恨天一顿,恨天心灰意冷之际,竟然吞下了半瓶安眠药。我说,看来他是陷得很深了,他是个不轻易投入的人,一旦投入,便不能自拔。我们俩顺着不恭山下的小路走着,彼此竟像老友,没有一点陌生感。

在一家餐厅里靠外景的桌子前坐定,我点了菜,野驴点了65℃的草原白烈酒,说,要喝就喝来劲儿。这种酒还就是这附近几家饭店有。我本不胜酒量,但与豪情满怀的野驴对坐、对杯、喝烈酒,只感觉一股豪气灌入胸肠,回荡于胸襟,此外竟无别的反应。喝酒正酣时,野驴从怀里摸出一种书递给我,说是他自己刚出版的诗集,我看诗集名是《向我开枪》,出版社是澳门新大陆出版社。我问为什么不找国内出版社?野驴说,妈的,国内出版社摆架式、姿态高,没有熟人再好的作品也休想出版;再说一个书号动不动就是上万元,书出了后,还得你自己卖。我说现在不是有些刊物搞文丛征集吗?大概那样可以不花钱吧?野驴一听好似更来气了:那些文丛征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先说不收编辑费、审稿费、管理费一大堆诱惑人的话,等你动了心,他们又说只适当收取少量印刷费,一本书10元,就算最低印1000册,嗨,算下来又是一万多元,绕来绕去无非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我“噗”一声笑的差点把酒喷出来,说,老兄,消消气,真金不怕无人识,说不定哪一天出版社的人在你门口排队等你的稿子,互相之间能打起架来。我们把杯碰在一起,都干了。

去医院看恨天,见吴涟漪坐在他床边在不住抽泣着。见我们来了,恨天忙松开拉着那个女孩的手,用被子把脸蒙住了。我们两个也不理会他,都坐在对面,用眼盯着那位涟漪小姐。吴小姐羞愧之意陡增,把头低的更厉害了。过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看我俩,见我们仍在盯着她,便捂着脸猛地干嚎了一嗓子,扭身跑出去了。黄恨天悄悄掀开被子一角窥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只顾望着门口,他后来便把被子全掀开了,像一个做错了事而又害羞的小孩子,低着头,两只手不停地搬弄着指头。野驴过去给他嘴里塞了一根烟,说:兄弟,想实现希望,就要好好活着,死了可就什么希望也没有了。黄恨天吸着烟,用力点了点头。

我正式成了无业游民。

其实老刘打来电话说曹头已经改变了主意仍要留我,但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再回到那令人作呕的地方;野驴也曾推荐我到他们学校教书,我散漫惯了,不想受约束。但不管怎样,我想我是不至于饿死的。陕西有位青年诗人曾写过一首有影响的诗叫《饿死诗人》,诗人是可怜的(但这不包括一些在酒足饭饱之后,为显露才气或附庸风雅而胡乱涂抹的人),如果是有正直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诗人近乎于一种悲哀的伟大,他们都是接近于被饿死的边缘而又拼力与生活搏斗的人,我想我应该是这个行列的人。

此时趁着清闲,顺便整理一下我的诗集稿子,暂定书名《不为什么》。有机会出版固然好,没机会出版自己油印几十册,散给朋友也不错,我绝不会为出书低声下气去寻什么赞助商的,那样做的话,我和我的诗都会成为奴隶。

恨天打来电话说,下午无聊酒吧有朗诵会,邀我亲临,我爽快地答应了。下午我赶过去时,将破旧的自行车往墙边一靠,就跳上台阶,野驴正在门口等我。我们进去时,里面已有二十余人。黄恨天操着破锣嗓子叫着:就等你们了!于是朗诵会正式开始,恨天第一个窜上台,向大家鞠了一躬说:不经历些事情,便弄不懂人生的真谛,今天,我给大家献上一首拙诗《无怨之旅》:

爱啊,

魔鬼般的天使;

我诅咒又赞美你。

爱啊,

我发疯的清醒,

我清醒的发疯。

爱你,

爱的我想死。

死了,

我还要爱你。

台下的吴涟漪激动的两个脸蛋涨得像红苹果,噙着大滴的泪在不住地鼓掌。山蛇上去朗诵了一首很感人的诗《忆起》,我记住了最后几句:

忘掉吧

去年的那一场雪

那一段曾相拥走过的路

那一朵冷风中的莲

此后,赵大宏朗诵了《我是霸王》,黄羊、李威等都上去朗诵了自己的近作,野驴也走上台,朗诵了一首《爱鸟的人》:

爱鸟的人

从来不

一边编着笼子

一边说爱鸟

只会对着天空说

看 鸟有多美

只会对着白云说

我是一只鸟该多好

我夹在众人的叫好与掌声中开怀地笑着——在这种氛围里,我会寻找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纯粹的,不含任何世俗和功利的东西。此时,这里的人只为诗歌而生存。

之后的生活,依然单调。一天,我半倚在床上,正在翻着诗集《向我开枪》,有人上门找我,交谈开才知是野驴托一位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份工作,到市里啤酒厂负责宣传策划工作,此人便是为此事而来的,为以后生计着想,我答应下来。这小子,也不先告我一声,但这就是他的风格,如果帮你,就一声不吭实实在在地帮你。

在啤酒厂干了两个多月,比较如意顺心。那个厂长还说:我们这个厂是国营单位,如果你不是临时雇用的,我真想提拔你。我说:能给我一块栖息地在这里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星期日上午,黄羊风风火火地推开我宿舍门,说:师帅,快走,野驴被人打了。由不得我问清原委,黄羊拉着我一个劲儿地小跑到医院。野驴独自一个躺在病房里,右腿上缠满了纱布,脸上有明显的痛苦状。野驴见我们进来,就说:没什么大不了得,本不想让你们知道了,准是恨天这小子又说出去了。他示意我们坐下,身子稍一动,脸上疼痛的表情骤然加深。我和黄羊把他扶正。黄羊说:有我们兄弟在,这笔帐一定要清算!野驴苦涩地笑了笑。黄羊扭身向着我说:你还不知道吧,是这样的,野驴代课的班里有个女孩子诗写的很好,野驴就给她改诗,教她如何写诗,那女孩由于喜爱诗,便常课余去宿舍找野驴,就这么件事,谁知在学校里传开了,传的神神乎乎,谁曾想,那女孩的父亲也听说了,她父亲是个私营企业老板、暴发户,手里有钱,却是个愣头青,先是打电话恐吓野驴,叫他不要与他的女儿来往,小心后果;可是他的女儿因对诗歌的痴爱而毫不理会这些,依然常到野驴宿舍处去;野驴也觉得没做人们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就没在意这件事,可是就是昨天那女孩的父亲竟然从社会上找了三、四个痞子冲进学校,把正在上课的野驴揪出教室,疯狂地毒打了一顿,野驴的右腿被其中一个家伙用木板打得骨折了。这群王八蛋,简直是无法无天!我听后除了震惊就是无比的愤怒,这些歹徒光天化日下竟然大胆行凶,真是没有一点王法了。社会在不断发展,而法盲又充斥整个社会。黄羊又说:打人时,校方已报了案,可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却磨磨蹭蹭不知干什么,事发后半个多小时才姗姗而来,那群王八蛋们早跑的没踪影了。我和黄羊要陪床,野驴说你们都挺忙的,用不着了,学校里已出人来陪床料理了。我和黄羊便把兜里的七、八百元钱掏出来,硬塞到野驴被子下离开了医院。回去后,我止不住心中的气愤,便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稿子《法律岂是儿戏?!》,并亲自送到了日报社,第二天稿子就见报了。但我也深知舆论除了呼吁之外,便没有其它作用了,实际上是脆弱的。真正能起作用的执法部门是不会为一篇小文章而动容的。我给黄羊打去电话问询野驴的情况,黄羊说:那个愣头青找了公安局的人了,所以派出所光调解、不立案;而且那个女孩的法盲父亲态度很强硬说:只管医药费,其余一概不管,并且要求野驴要设法恢复她女儿的声誉。我说:派出所不起作用,那就向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看他们还管不管。黄羊说:公安局那边与派出所态度差不多,认为一点小事调解调解就行了,立了案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废话,我在电话里高声喊了一句,那就提出行政诉讼,往法院告,我看到底有没有人管。黄羊说:那好,我现在就写诉状。

放下电话,我仍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怪不得江总书记曾痛心地说:公、检、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某些执法部门内部已是肮脏透顶,如何让它再去主持社会的公道?群众们最讨厌也是最惧怕的并不是歹徒、恶霸,而是穿制服的禽兽,因为后者有时是连最威严的法律也奈何不了他们的。

我们在焦急中等待着法院的回应。一天我在下班路上,碰到了报社的李余,问起他报社近况,李余说:现在报社里是人人自危啊!曹贵那老家伙是一手遮天,谁不听话就让谁靠边站;文艺部老刘因为社务会上提了几条不同意见,没几天,就被曹贵下放到下面的印刷厂去了;姬培现在也失宠了,报社新来一个女大学生,见谁都笑咪咪,现在和曹贵正打得火热。我说:曹龟这王八蛋不会有好下场的。李余你不愿再呆下去时,就出来闯一闯。李余低下头,叹了一口气说:我能到哪儿去?在报社呆的年长了,就那么混吧。我们就在无言中互相分了手。

去医院看野驴。问他今后工作怎么办?他说等腿好了后,还留在学校代课,现在已经喜欢上了老师这份职业了,教书不为稻粮谋,只是想实现一种想达到却一直未发现而如今终于找到的愿望。从他的晶莹闪动的眼睛里,我能看出他说此番话的真情实感。他反问我以后怎么过?我笑了笑:此生命里注定要飘泊,我是个过客,会带着我的诗去一生流浪。野驴说:其实咱们这帮人里,你最像个诗人,也最有秉赋。我笑:谁像诗人,谁就越潦倒。

这些天在单位,碰到厂长我仍旧主动打招呼问好,但他看我的眼神里包含着某种没说出来的意思,一声不吭便走开了。回到办公室一想,他对我态度的转变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的女秘书小孔这段时间有事没事总往我这儿跑的缘故。来啤酒厂后就听人说起过厂长和小吴的不一般关系,现在肯定是厂长在忌恨我。我淡淡一笑,自嘲道:有意思,生活真是有意思。

在办公室里乱翻报纸,山蛇和李威闯进来,山蛇说:看电视新闻了吗?我摇摇头。山蛇说:黄恨天亲手把自己的酒吧烧了,附近的一些商店也着了火,恨天放火后便失踪了。我机灵一下站了起来。山蛇又说:恨天和吴涟漪本来领了结婚证已过在了一起,可是那个妞春心不死,和常去酒吧的一个南方生意人又勾搭在一起,并让恨天当场捉奸抓住了。恨天虽放了他们,但对生活和爱情已绝望至极,听说他喝了一瓶伏特加后,放了一把火,便再也没有踪影了。我们三人赶到现场,黑乎乎一片废墟,没有烧掉的不锈钢桌子一片污渍中还孤独地立在那里。曾经欢声笑语的场所已化为无有了;曾经是诗歌的飞扬处此时只有烟尘在飞扬;曾经的一切都去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没有开灯,独自吸着烟。突然觉得黑暗漫无边际地罩着我,我身体空虚地被黑暗的大手撑在半空,我喉咙哽咽,模糊的城市和脸庞不断在我眼前晃动,我紧紧闭住了双眼,不觉间竟有泪水溢出。

这个城市已没有我可留恋的了,我把诗稿塞进了行囊。

第二天早上我刚洗漱完,啤酒厂的小史来了。我让他坐,他站在那儿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嗫呶地开了口:师帅,是厂长叫我来通知你的,他说厂里近期效益不佳,你就暂时——暂时……等过一段时间效益回升了,再来通知你上班。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并在上衣袋里掏出一张信笺,说:麻烦你交给厂长,我也正好想去外地走一走。

送走小史,黄羊过了一会儿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昨天你打电话说要走了,我过来送送你,野驴现在能走动了,咱们一起吃顿饭为你饯行。我说:不必了,大家在一起会更感伤,唉,野驴的事最后怎么处理的?黄羊说:那个个体户看来是给了法院那几个人好处了,法院一直替那个体户说话。最后野驴不让把事情弄大,那人也多赔了些钱,就这么了事了。我和黄羊并立站在窗前,我们久久地看着外面城市冷冰冰的楼群,谁也不说话。许久,我转向黄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说:替我交给野驴吧,是我昨晚给他写的两首诗,我不去看他了。黄羊点了点头走了。跨着单单的背包,我上了南下的列车。长鸣的汽笛声使我心头一阵颤动,徐徐开始后退的树木、房屋令我再不忍目睹。但我没有归路,更没有退路。迎面的风肆意拨撩着我的长发,我怔怔望着车窗外:

尘土啊,请带我上路

希望和绝望都在远处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