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博尔赫斯的眼睛》全文

上海是如何诞生的?

1842年的一个早晨,西藏中路上刷马桶的婆姨们瞪大了双眼,一匹欧洲军马步态优雅地向她们走来,马上的军官有着碧蓝的双眸,在寒冷晨气中脸颊绯红,还是个未经事故的青年。

他坐在马鞍上,僵硬地扬头,忐忑不安地听着婆姨们“他可真漂亮”的一片泥城滨土语,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西洋骑士”,正要跟她们打个招呼,猛的浑身一颤,不知被马拉到哪里去了。

肯定有个小孩将什么东西砸在马臀,对这个不知去向的骑士,婆姨们议论了一会也就散了。正午时分,男人们接到通知:凡是有马蹄印的地方都要钉上桩子,凡是有桩子的地方以后就是洋人的地方。

据说这是清廷与洋人早有的协议,由于马受惊了,它跑出的范围是原计划的十倍,包括了今日的第一百货商店、静安寺、黄陂路、武胜路、文化宫。愤怒的人们四处寻找那个打马屁股的小孩,未果,上海就这样诞生了。

据我父亲讲,那个小孩是他的曾祖父,也就是我的世祖0至于世祖当年躲哪去了,一直是个谜,几代历史学家研究,仍未果。

我每天开车的时候都在思考世祖的逃逸之谜。我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每天在上海街道高速循环,非常适合思考这一问题。我的职业得天独厚,它还适合另一个情况,我的右眼不久便要瞎了,这职业正好能让我将整个上海记下。

由于都市变迁的潜移默化,五十年后,将无人明确记得这一刻的上海规划,它只封存在我的右眼中,五十年后,我是一个历史学家。

在我右眼光明渐渐消逝的过程中,有一个女人令我第一次听闻了博尔赫斯的名号,告诉我,他是拉美异域的一位作家,热衷研究神秘文化,据说达到通灵的程度,几乎参悟了人类全部的奥秘,他和我有一个同样的特征——右眼失明。

我现在以左眼的光明,所写的就是这个女人的故事。

如果没有眼疾,也碰不到她。我的病症是“右眼胬肉赤筋及瞳仁障蔽”,就是说眼内生出异肉,障蔽了瞳孔,此病古已有之,中医古书《救生广济》上的治疗方法是“鸟粪,调和乳汁少许,点滴入眼”。我没有采纳。

西医的方法是,移植角膜。而眼库的存量为负300,就算有人捐献,也轮不到我。我今年二十八岁,脱离家庭独立已久,等成了残废,必将重归父母身边,乖乖地活下去。我右眼视力已日渐模糊,仅凭着左眼勉强开车,同事们都帮我对公司隐瞒,等哪天出个车祸,方能真相大白。

同事们还纷纷拿出生活秘诀,让我在残疾前领略生活。听了他们的秘诀,我才知道一个出租车司机的生活竟是那么的绚丽多彩。

一个同事说:“你还没有过艳遇吧?”每到深夜一点,他就在冷饮店外徘徊,在这个钟点买冰激凌的女子,一肯定独居,二肯定寂寞。他会开车上前友好地询问:“小姐,去哪?”在冷漠的黑夜,出租车有一种飘忽的浪漫,艳遇属于出租车司机。

我决定试试这一秘诀。一晚,我在衡山路口的冷饮店前停止行驶,正见有人伏身在冰柜上挑选,从黑皮裙下的双腿看,她是今年流行的“骨感”女子。当她挑好冰激凌,直起上身,便展示出“骨感”之美。

真的很美,仅凭着骨骼比例便能将人诱惑,是多么纯粹的女人。

骨感女子边走边吃地出了冷饮店,对我一挥手,叫了声:“的士。”她坐进车的瞬间,两个字在我脑海中跳跃——“艳遇”。

二十分钟后,我才想到,如何发展到艳遇,忘了向同事请教。车又行驶了二十分钟,我想到,我还忘了问她去哪。

我问:“你去哪?”

她:“向前。”

说完她开始哭泣。她说她生在一个贫困山区,天生是美人胚子,三岁时被一个鞋油厂长看中,将她带出了山区,出资供她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天都有冰激凌吃,当她要考大学时,鞋油厂长对她下了毒手。

她没上成大学,而鞋油厂长得到了她以后,暴露出吝啬本性,连冰激凌也没了。估计对她下手,不仅是贪图美色,主要是心痛为她交的学费,否则,谁不喜欢女大学生呢?

她让我“那就这样开吧”后,我将车开向我住所的方向,到达后,便开始原地绕圈。听完她的一番讲述,我变得冷静,此时一颗流星在天际滑过,我感到我的艳遇,也将流星般被大气层摩擦干净。

我听过许多少女与大款的故事,每当有人想白坐车,我就会听到一个。同事们讨论这一问题,一位老司机说,他们那一代女孩只会说与父母不合、叛逆出走的故事,由家庭问题变为社会问题,说明现今女孩的水平提高。

我:“你今晚是怎么回事?”

她说她趁鞋油厂长睡着后,撬开门锁,躲过两只狼狗,才逃了出来,吃着久违的冰激凌,重新领略到生活的乐趣。

我:“不交车钱不行。”

她:“钱没有,你说拿什么换吧?”

由于长久以来,一直渴望着有更替的角膜,我张口说出:“用你的眼睛。”说出便后悔,如果我说艳遇,也许就有了艳遇。

不料她说:“好吧。”

我表示怀疑,她说:“不必多虑。”

她说她是个癌症晚期患者,鞋油厂长当初迫不及待地对她下手,这也是个原因,否则他十几年的努力将要白费。她死前,一定写下遗嘱,将角膜捐给我,如若不信,她可以住到我家,直到逝世。

我想,可惜,还是个艳遇。

将这个谎话连篇的女人带进门,我就实现了我的艳遇。之后我进入了昏沉的睡眠,半夜醒来举手一摸,她的肌肤有着鹅卵石的冰凉。

我已经很久没和女人相处,中医古书有言“久坐伤肾”——我能证明此点,自从当上了司机,我的雄气便日渐消磨,开车日行千里,实则困在驾驶座上原地不动,只有女人方能柔化我呆滞的胯骨。

在我的抚摸下,她咿呀地醒来,说道:“我不用付你车钱了吧?”我温情答道:“不用。”她:“那你给我多少钱?”

她收了我五百元后穿衣离去,我稍一愣神,追出门喊道:“你刚才说你得了晚期癌症,是什么癌症?”她扭身一笑,说:“不是爱滋。”

第二天,同车行的人问我:“这么长时间了,你有没有艳遇?”我说:“碰上个野鸡,算不算艳遇?”

我碰上个野鸡的消息在车队广为流传,再没有人对我的眼疾表示同情,我很担心他们会将我的病症向公司反应,幸好没有发生。我还是干着我的工作,用一只左眼在上海循环。

由于右眼视力的逐渐丧失,我右方的一切混沌一团,需要不断转头。在局促的车内空间,人与人最好不要目光交流,而我的头颅高频率地摇摆,令每一个乘客心中不安,他们在精神濒临崩溃时会说:“为什么总看我!”

我耐心地解释:“不是看你,而是摇头。”他们:“为什么摇头?”我:“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否定方式。”

这句话是我想出来的,我觉得它充满诗意。每当听到这句话,乘客们就恢复了正常,跟着我左看右看,在频繁转换的视线下,街面的灯火翻倍地斑斓,一个更为现代的都市出现。

对这个世界的否定方式——我说了无数遍,终于决定找一个陪车,让他坐在我右面,代替我的右眼。当我的决定被车队同事知晓,他们一致表示:“要找陪车,就找个女的!”

我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应聘的人很多,最远来自黑龙江边。我选了黑龙江边的,那是个强健的高个姑娘,姓马,由于从小吃鱼,钙质充足,两眼炯炯有神。她告诉我,她在游泳时,两眼在水下能像深海鱼类般发光,曾将半个游泳馆的人惊得逃走。

马姑娘精力充沛,只要坐在我身边就唠叨不停,她只有十七岁,说起话来却老气横秋,所讲的都是山中土匪和白俄军队,看来她的知识面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初叶。我一问,果然她从小跟爷爷奶奶过,从没看过一本现代小说。

她晚上睡在我家,很奇怪,我从未对她有过一丝邪念,看到她吃得津津有味、睡得香甜,我就已心满意足。后来,我猛然想到,我是不是把她当成了一个宠物?

我与马姑娘曾严肃地谈话,劝她不要再讲白俄的故事,多说说右边有没有行人车辆。她委屈地看着我,两眼泪光。

一天,我们拉上个醉酒的大汉,躺在后座喃喃自语,马姑娘激动地说:“大哥,你是东北人不?”大汉登时清醒,叫道:“是呦!”他俩狂喜地聊了很久,到达目的地后,马姑娘跟下了车,从此再没回来。

我的第二位陪车,来自内蒙古草原,一位宽脸姑娘。每天早晨,她豪情万丈地带着三瓶白酒上车,到晚上收工时已烂醉如泥。

宽肩姑娘晚上住在我家,我俩相安无事。虽然她醉得不省人事,摊躺的身形却有着山峦的静寂,含蓄着无穷力量,每每看得我胆战心惊。

一天,一位醉汉上了我们的车,她兴奋地大叫:“大哥,你喝多了吧?”那人怒吼:“没有!”但他俩还是聊了起来,到达目的地后,宽脸姑娘跟下了车,自此音讯全无。

失去了陪车的我,不敢再开快车,不敢出现在熙攘的白天,当我的车以极为缓慢的速度行驶在深夜的街面,还是出了事故,撞倒了一位行人,她刚刚走出冷饮店,正是我数日前相逢的骨感女子。

她躺在车下,衣裙翻起,性感迷人地死去。

作为肇事者,我听到自己一声冷笑:“让鞋油厂长来收尸吧。”就将她从车下搬离,驾车扬长而去。行驶了两百米,想起她曾许诺将眼睛给我,于是我调转车头开了回去。

远远望见路面上一块黑暗的起伏,那是她冰冷的肉体。当距离她还有一百米时,我的呼吸停顿,她肉体的暗影贴地伸展,慢慢站起,在车灯的光明中,举起右手,叫了声:“的士。”

她记不清谁撞了她,视我为救命恩人。她说:“恩人,到你那去吧。”我说:“我今天没有五百块钱。”她说:“我伤成这样,就算你有,我也不敢要了。”

她伤得很重,全身骨折,痛得难以入眠,向我哀求:“讲个故事吧。”我给她讲了个白俄的故事,并没有将她的疼痛分散,后来,我发现宽脸姑娘遗留下的一瓶酒,给她灌下,她打了个酒嗝终于睡去。

第二天早晨,她精神饱满地醒来,我问:“怎么样?”她:“全好了。”我:“怎么可能?”她:“我就这么贱。”

上海的清晨是一片焦躁的蒸汽,侵入室内,将视线模糊,骨感女子的脸呈现出兽类的勃勃表情,据说游逛在野外的兽类跌伤了筋骨,可以自行治愈。也许她的眼睛给了我,还会再长出一只。

她像猫一样,添着自己的伤口,令我产生将她杀死的冲动。捧着她尚有温度的眼睛赶往医院,重获光明的我便不必归家与父母同住。世祖在西藏中路犯下滔天罪行,一百四十年后,我的家仍在西藏中路。

我现在的所居是半地下室的一居室楼房,月租七百,处于上海的城乡结合部,一个河南口音的熙攘世界。我的窗户露出地面,阳光纯净地躺在室内,表现着它温暖的本性——远离父母,这是我从小的志愿。

卧在床上的骨感女孩出现要说话的征兆,当一丝暧昧的音节刚刚脱离她的口唇,我的脖颈撞击上她的咽喉——

我的生活中罕见文字,阅读仅止于一本历史刊物,是双月刊,很难买到。最近一期的封面是艳舞女郎,上身尚存一只欧奴琳牌胸罩(这是我唯一识得的胸罩品牌),标题是《纪念南京大屠杀专刊》,其中对一个日本鬼子的采访令我过目不忘。

“狗屎”在日本是一个姓,他的名字叫狗屎权一郎,年轻时在南京奸杀妇女二十一人,现今已老得败絮一般,坐在轮椅里动弹不得。狗屎权一郎说他每次都是先对女人捅上一刀,再把她糟踏,与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作爱,快感是正常情况下的五至六倍。记者听完便血压升高,难怪这本杂志会屡屡脱销。

压迫在骨感女子的身上,倾听着她刚刚愈合的骨节重新爆裂的声音,我泯灭了心中家庭的幻像。

她的眼睛一直瞪着我,睁得越来越大,这便是我想要的东西,距离如此之近。她的身体越来越涣散,也许不必残忍地挖掘,她的眼睛便会自行脱落。

我向着我的目的奋力奔驰,猛然右眼深处的神经一阵剧痛,仿佛被狠狠拽了一下。捂着脸,我跳起,床上的她如同一个溺水者,两臂犹自在虚空里胡乱地攀抓。

她宁静后,关切地询问:“你怎么了?”我挪开脸上的手掌,右眼中的她是一团白色的光影。我说:“我的一只眼,就要瞎了。”

我的话语引发了她女性的全部温情,怜悯地望了我许久后,轻声说:“要不要再来一次,这次我不要钱。”我说:“不不,我给。”

她在我家住了两天,我欠了她三千块钱。

她具有职业水准,当我疲惫不堪时仍活力不减,蹦下床走来走去。她利用两天里的间歇时间,将我的历史杂志全部看完,边看边对我发出调皮的坏笑。她对我的右眼非常好奇,总拨开我的眼皮,拿着电筒照射,当见到瞳孔上生出的丝状异物,惊得“哎呀”一声,过了一会,还要再看。

大概是两天里的一个傍晚,她撑着我的眼皮,发出哀叹:“以后我叫你博尔赫斯吧。”见我一脸茫然,就严肃解释:“博尔赫斯是拉美异域的一个作家,热衷研究神秘文化,据说达到通灵的程度,几乎参悟了人类全部的奥秘,他和你有一个同样的特征——右眼失明。”

虽然她看我的历史杂志时显露出阅读能力,我还是为一个野鸡对博尔赫斯的了解感到惊讶。

两日过后,她拿着我写的欠条轻盈离去,十分钟后再次敲门,疑虑地说:“真能还我吗?我还是呆在你家等着你去挣钱吧!”说完便踢掉鞋子,蹦到了床上。出于职业本能,一躺在床上,她就恢复了坦然,舒展出一个惬意的造型,大大方方地说:“我在你家要白吃白住。”

她离去的时候,我原本不该地有一丝惆怅,而对于她的归来,我反应迅速,说:“那怎么行,把鞋油厂长置于何地?”她抑制不住地大笑了许久,在她停止笑声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嘴边也有一丝笑容。

笑得有些狰狞,她的去而复返,令一件事情变得可能——得到她的眼睛。我问:“你真的患有晚期癌症?”她:“如果有鞋油厂长,我就有晚期癌症。”

一切迹象表明,“鞋油厂长”是她的一个职业术语,不知有多少人上当受骗。那么就只能这样了,将她杀死——

我说:“我的右眼近乎失明,出车挣钱,必有危险,不如你当我的陪车吧,代替我的右眼。”她从床上坐了起来,脸上有一种近似于感动的神情,也许她以为我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地将她爱护,如此这般地一想,我也有些感动。

两天没有开车了,同事们可能以为我已死在某一条街道。当我带着她行驶在上海回旋的高架,相逢上许多同事的车辆,它们接连地向我靠近,见到驾驶舱右侧的她,无不乱晃着仓皇而去。

她是个漂亮姑娘,在半摇的车窗后有一种特殊的媚俏。

我的计划是,如此这般地行驶到深夜,用扳手钳朝她的后脑砸下,再将车撞在高架底柱,伪造出一场车祸,掌握住她必死的最后时刻将她送到医院,当医生抢救无效发出懊恼的叹息,我提出建议:“正好我有只眼睛出了问题,不如——”

所担心的是,医生不见得给我,可能还有关于遗体的种种法律,所以在中午吃饭时,我对她说:“给我写个遗嘱吧。”她眯起一只眼睛,诡笑地问我:“什么?”

女人越现代越好,因为现代女性对生活充满游戏感,不管说什么,只要离奇,都会取得她们的欢心。她用唇膏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遗嘱:“我的眼睛归你。”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出租车司机的餐点,我所有的同事都在,围拢着一车平板三轮的盒饭。我们蹲在地上,一阵风吹来,所有人都调转了后背。在转身的时刻,她将遗嘱递到我手中,浮现出柔弱神情,也许餐巾纸上的字迹是“我归你了”的原意,如此一想,我不由得伸出手臂,将她的肩头搂住。

身后立刻响起一片轰鸣,那是同事们啧啧的赞叹,她回头白了一眼,嘟囔道:“起什么哄呀!”便将头缩进我的手臂。

她的遗嘱叠成方正的一块揣进我上衣的口袋,心脏之上。饭后开工,她不再和我交谈,仪器般机械地报告右方的情况,如此这般地行驶了整整一个下午,天空终于出现黑暗的迹象。

在21点43分,打车的是一个醉汉,摊躺在后座酒嗝不断,她终于说话:“大哥,你是东北人吧?”那人:“是呦!”一会,她又问:“你喝醉了吧?”那人:“没有!”

他俩聊了起来,话题是土匪白俄。当那人下车时,我条件反射般大喝一声:“你不要下车。”看着我,她惊异的表情渐渐平和,说了句:“我不下车。”

扳手钳在座椅下发出铜铁撞击的声响,正逢一个拐弯的时刻。她问:“什么声音?”我说:“歇工的铃声,咱们回家吧。”

我对她的欠款增加到三千五百块。

她瘦削的身体,有着想象不到的韧性,犹如鼓面的皮革紧紧绷在我的身上。我的眼睛干涩,黑暗的墙面上闪烁着父母的幻像——

我的家,一百四十年来仍在西藏中路,狭隘的两层五六个房间,有着陡峭的楼梯,窗户窄小得不像是为了阳光透入而像是仅仅用来透气,一年四季阴气森森,这类房子在1916年被北方人称为石库门建筑。

在那样的空间里,我出生后对父母的第一印象是“鬼影绰绰”。我的双亲有着魔术师的造作风度,鼻骨、面颊尖利,柔软的部分——鼻头和眼皮造型精巧。我难以长得他俩般精巧,所以总是心存隔阂,终于在十七岁时离家出走。

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有了外遇。一个早晨,母亲带领我闯进了相隔三条街道的一所石库门,父亲极其冷静地从床上坐起,穿衣穿鞋,挨了母亲一记耳光后,脸色铁青地离去,遗留下床角一位缩进被中的阿姨。

母亲一掀被子便和她打了起来,暴露出她大片的皮肤,每一下颤动都令人晕眩,将远离床榻的我拍打。

几番折腾,母亲摔到了地上,悲愤地冲我吼叫:“揍她!”我打了个冷战,跳上了床。她戴着乳罩,乳罩的上沿是胸骨的隐约形状,我便冲着此处一拳打去。

她的胸骨渐渐清晰,浮现出淤青的色泽,也不知打了多少拳。

父亲的情人被我打断了胸骨,铁青着脸的父亲赶到医院谈判:“你说私了还是公了?”那女人说:“私了。”

所谓私了就是她与父亲的奸情得以延续,作为免去对我刑事投诉的交换条件。我为了母亲而仗义出手,不料得罪了父亲也得罪了母亲。我里外不是人地呆在家中,终于压抑得离家出走。

出走那天,我先去了淮海路上一家新盖的内衣商店,辨认出父亲情人的乳罩是欧奴琳牌。

在骨感女子四肢的包裹中,我有着禅师般的瞬间领悟,当年我为何一下一下击打那女人的胸骨,因为我始终不敢将乳罩剥下——

骨感女子的乳房亲密地贴在我的胸膛,诱发我离家后所有的记忆,我在街头擦过皮鞋,在麦当劳打工,在外滩游轮上作过导游,卖过血,最终成了个出租车司机,浪漫属于出租车司机。

其实我没经历过那么多颠沛,上面的职业陈列只不过用来说明心灵的痛苦,出走后我每月都以缺钱为由而回家一次,估计着父母会把我留下,但他俩每每都有钱给我。

我的家很有钱,我现在租房的每月七百,还是父母提供。

骨感女子的右腿弯曲在我的小腹,凸出膝盖的精致造型,她乳房上方的胸骨有着比父亲情人更为清晰的形状,我不禁一拳打上,听到了一声陶瓷的回响。好的女人好到骨头里——原来标准是这样的,我找出根棍子对她一顿抽打,恰巧发出《泉水叮咚》的曲调。

她以骨骼的微妙硬度再一次将我征服。

我的杀人计划一拖再拖。

一个早晨,我先一步醒来,她酣睡的神情仿佛一个五岁的女孩,那种纯洁令我干涸的右眼产生泪滴的预兆。那一滴眼泪如同从眼球中挤出一滴血,疼得我坐卧不宁。

我投入到搂外阴冷的空气中,奋力奔走,听到一声“煎饼油条”的叫卖。我说:“来根油条!”

油条混合着面粉和豆油的香气,令我突发奇想——不如索性同她生活在一起,又叫了声:“再来两根油条,一袋豆浆。”

滚烫的豆浆在手中颠簸,令人对夫妻生活产生向往。

奔回住所时,我发现楼前有辆雪铁龙轿车,许多人围观,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也不能阻止我给她送早点。但跑进楼门前,还是回身看了一眼。

便看见了骨感女子,几条大汉正要将她拉进轿车,她整个人躺在地上,挣扎着,嘴里发出委屈的尖叫。

我冲过去,听到声:“什么也别管啊!”就被一拳击在脖颈,摔倒在地。看着她被大汉们拎起了双手双脚,扔进车中,我大喊:“先别走!我到底欠了你多少钱?”她在车窗后被人拧着胳膊,说:“多了,数不清了。”

车开走后,我缓了半天方能爬起,拾起地上的豆浆袋吸了一口,想:难道真有个鞋油厂长?

在图书馆中我查到全国有671家鞋油厂,看到制作鞋油的主要原料是动物骨骼,我已决定前去拼命,也许我的骨骼便要混进下一批鞋油中了。

一个乡镇鞋油厂大概有一百余人,杀这么多人,多好的刀也难免会扭曲变形,最终我选择了厚重的扳手钳,不久前还曾想用它砸碎她的头颅。

带着扳手钳,我并没有寻遍全国,而是依旧开着出租,没完没了地在上海循环,我是个懦弱的人。渐渐的,我对她的记忆只剩下“一个野鸡怎会知道博尔赫斯”这一思考。

我又找了个陪车,一个只穿T恤,露出两臂腱子肉的女子,她说她受过跆拳道训练,能手劈木板,舌舔炭火,掌握31种撬锁技巧,擅长修理家用电器,原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镖,不料那些雇她保镖的富人们其实只是想调戏妇女。

她坚贞不屈,所以落魄如此,作了我的陪车。每当无聊时,她就会给我表演劈手,随着一声清脆的吼叫,一个路牌便会裂成两半,我管她叫“手倩”。有这么个武功高强的陪车,我一度又产生游历全国的想法。

可能不是鞋油厂长,骨感女子也许属于某个组织。我问手倩:“你对色情行业了解不?”她登时无声无息,过一会严肃地说:“你要干吗?”

我把骨感女子的故事说给她听,她哭得泣不成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太危险,你不要去,一切交给我。”说完打开车门,跳入一条黑暗的弄堂。

的确危险,手倩再没回来。

我反复回忆我对她讲的故事,这个故事能让她落泪,也许说明我对骨干女子还有些依恋。由于没及时替补上新的陪车,我出了事故,在右转弯时撞倒了一位正在潇洒指挥的交警。公司知道了我的眼疾,于是我就失掉了工作。

车队同事为我举行了告别晚宴,许多人都喝醉了,纷纷钩住我的脖子,说:“不是我出卖的你!”

退掉了租的房子,万般无奈地回到家里。

我的父母和当年一样,眼神敏锐,动作敏捷,只不过增加了染发的习惯。他俩拥有青春的外壳,皮肤上的油脂依旧年轻。

父亲是个能圆满处理一切生活问题的上海男人,无论做什么都精力过人。他说话总是由一个细弱的喉音开始,然后越说越快,直到振荡了整个房间,让人心烦意乱,而他达到了旁若无人的悠然境界。

母亲随着年龄的增长,目光越来越凶狠,这是上海女人的发展规律,不管在年轻时多么秀气。她一天洗二十次手,三十次脸,四十分钟健美操,和父亲连绵不断地说话,平均60分钟含有120个重音270个高音。

我的家摆满和父母一样精巧的物品,都是日本电器,十几年前流行日货,而今的上海流行美货,而我的父母还固守日货,说明他俩毕竟老去,面对时尚开始鲁钝。

我的家还有70年前的老上海古董,唱机、电话、海报一类,焦黄锈污,塞在床下。按照风水之说,床底下最好空空荡荡,而床下淤积的旧物,将我的未来辐射得毫不明朗。

时常怀念当出租车司机的时候。在廖无人迹的深夜,两个出租车相逢了,会彼此喊一声:“抽根烟?”将车停在路边,抽着烟倾听着都市的噪音,甚至会有心旷神怡的感觉。慢慢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停下,由于统一的色彩,远远看去,深灰色的路面泛起一片巨大的艳红。

那种快活已一去不返。

母亲骄傲地告诉我,父亲早已停止了他多年前的艳遇。我的家已平安无事,整日呆在其中,是死一般的沉寂。我家的藏书都是我小时候看的小人书,现今都已是绝版珍品,对此,父亲认为他当年对我的智力投资,已连本带利地回收。一个清晨,我拦住了出门上班的父亲,递给他一个纸条,说:“能给我再买本书吗?”

按照纸条上的书目,他买回一套《博尔赫斯文集》。

博尔赫斯——我终于看到了他。书的封面登着他青年时代的照片,和我一样的懦弱。书的扉页是粉红色,以白色影印出他老年的轮廓,他右眼失明后整张脸开始转变,转变了三十年,成了另一个模样。

我喜爱他老年的面容,也许那便是我三十年后的样子,一个智者,是人类但没有人类的表情。

对于自己的右眼,他没写过任何东西,也没有一篇失明者的小说,而对于妓女或是妓女般的女人,他有许多描述,手法雷同,不是“鲜亮的红发”就是“鲜亮的黑发”,这重复的贫乏词汇,也许对于他是津津乐道,他就喜欢女人的毛发。

我喜欢女人的什么地方?我喜欢她上衣圆领露出的锁骨,喜欢敲点她鼻梁的硬骨,她——我的骨感女子,不知她的身体现在何处——

我的右眼以前是模糊的光璇,而今已然是一片昏暗,也许不久便溃烂凹陷。当我尚且面部正常,不惹人注意的时候,母亲交给我一个任务——监视父亲。

作为一个闹过婚外恋的人,积累了多年经验,我的父亲具备一股难以形容的风度,甚至还有令小女孩动情的力量。他可能的确分离了多年前的那一情人,却很难担保没什么新的举动。

随着他,我到了一所咖啡馆,一所理发店,最终进入了一所澡堂。

一进澡堂,便失去了他的踪影,这时一高个女子走来,问道:“先生,修脚吗?”竟然是马姑娘。自从和她的东北老乡一起下车,她便消息全无,见到我,她激动得眼圈发红,又叫了一声:“修脚吗?”我说:“修。”

在修脚室,她一边把我的脚划得鲜血直流,一边又讲起了白俄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白俄在雪地死了,他是饿死的,这个故事就是一点点讲述饥饿的过程,说完这故事,我流血的脚上滴满了她的泪水。我不知该如何劝她,就说:“再讲个土匪的故事吧。”

她讲的土匪的故事是,一个土匪抢了个村姑,这个故事就是一点点讲述强奸村姑的过程。故事讲完,她停止了哭泣,恢复了正常,在我的脚上又划了一刀。她说这两个故事是她的精神支柱,每当难过得吃不下饭,就给自己讲白俄的故事,每当她腻烦,就给自己讲土匪的故事,凭着一点兴奋,生活下去。

她问我是否对土匪的故事有些许感触,我说:“否。”然后请她帮助寻找我的父亲。询问了父亲的音容相貌,她两眼泛起深海鱼类的光芒,说:“他呀,谁知道跑哪去了。”

猜想马姑娘与我父亲的关系,令人无法忍受,我匆忙告辞,一走出修脚室,耳边响起一声:“踩背吗,先生?”——这个声音分外熟悉,正是我蒙古的宽脸姑娘。她见到了我,泪眼汪汪,激动地又说了一遍:“踩吗?”我说:“踩。”

我的后背冰凉闪闪,那是她的眼泪落下。她说在澡堂的诸多工种中,她最喜欢踩背了,站在别人的背上,立时感到自己命运逆转。

她站在我背上喝完了一瓶酒,醉态可鞠地问我,是否将彼此的关系逆转,我说:“否。”然后请她帮助寻找我的父亲。询问了父亲的音容相貌,她焕发出八百年前成吉思汗侵略中国的豪气,凭空一指:“那里。”

按着她指明的方向,我到了一个黑暗的单间,里面有一个姑娘的身影,轮廓的边线已让我认出了她——骨感女子。她的身体耸动了一下,在即将上演相认的悲喜剧前,我张口描述父亲的容貌,她说:“刚走。”我便推门出去。

奔跑在回家的路上,由于缺乏右眼的视线,跑得非常颠簸。跑到离家相隔三条马路的一户石库门前,我敲了敲门。多年以前我的离家出走,实则是被父母所弃,父亲的态度容易理解,而母亲不单是为了交换条件,我拳打一个半裸女人时脸上的表情,也令母亲对我产生了极大厌恶。

没人开门,如果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没有随母亲走进这扇门,也许我就是另一种命运,那时要没人开门该有多好——

我奋力地又捶了一下门,引发出二十步外的一声大叫:“什么事,我在这!”父亲的情人出现在弄堂口,款款地走来。

许多年过去,父亲的情人依然美丽。她的皮肤没有了当年的水灵润泽,但她依然美丽,不知父亲在何时将她抛弃。我说:“我有件事,必须跟你谈谈。”她诧异地看着我,点了点头:“你说吧?”我说:“我可以进去吗?”

她犹豫了一下,问:“你是好人吗?”我说不出话,她以为伤害了我,赎罪般地说:“进来吧。”我感慨着,经此一问,我知道了她是善良女性,还有些幼稚单纯。

一进她家,我迅速地将门关上,以极大力量将她顶到墙上,在她的胸骨上打了一拳,然后剥下了她的乳罩。

对着她赤裸的胸膛,我极度哀伤,她的乳房已垂软萎缩,乳头是暗淡的咖啡色泽。我转身离去时,她说了声:“混蛋!”我骂了声:“婊子!”

然后我又开始了极不协调的奔跑,到达澡堂,抓住骨感女子:“跟我走吧,我能把你藏住。”我俩强作镇定地经过澡堂门口时,门口的大汉问了一声:“干吗去?”骨感女子回答:“客人请吃饭。”

走出澡堂二十步外,我握在她腰上的手,感受到她肋骨的一阵痉挛。

我有一个藏身之所。我曾经在开车时反复思考世祖逃逸之谜,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说法,当速度接近光速,时间变得无穷,那时的我,心灵滞懈在右眼失明的焦虑中,相对而言,出租车的速度便接近光速,所以我有无穷多的时间思考这一问题。

我早已破解了世祖的逃逸之谜。

世祖不是逃逸到远方,而是躲进了家里,这一所有人思维的盲点,让他躲过了被愤怒国人打死的厄运——这是我的逻辑推断,如果能被证实,便可以藏住一个姑娘。

我给家里打去电话,说我眼睛全盲,迷失在黄浦江边,需要让他们将我领回家来。父母出门后,我拉着骨感女孩走进我家。

经过了细致搜寻,我发现了屋顶与房脊间有一段距离,这是一个只能躺着的空间,推想一下,一个人长久地躺在这里,能够自由活动的只有两手,我躺了下来,果然在头部正对的位置发现了用指甲的划痕,隐约是一个骑在马上的外国军官——这里就是世祖一百五十年前的藏身之所。

我和她躺在了这里。

这里很好,与天空只有一层瓦片相隔,雨打在瓦片上就仿佛打在身上,晴天的时候,会有鸽子降落在屋顶,爪子在瓦片上滑动的声音清晰无比,她说:“比雨还要好听。”

在这狭小空间,我和她紧紧相拥,有时父母会听到头顶的响动,母亲说:“是老鼠吧?”父亲说:“可能是燕子安窝。”我和她捂着嘴,才没有笑出声来。

我从没有如此漫长地和女人相拥,血液与骨骼都在分裂,即将演变成一个新奇物种。在深沉的甜蜜感中,我问出了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你会怎么知道博尔赫斯?

她说,她的行业是古老的行业,唐朝供奉观世音,宋代供奉吕洞宾,五六年前,不知行业中的哪一个人何种缘故读到了博尔赫斯,心灵极为震撼,从此广为宣说,博尔赫斯就成了她们供奉的第三个人。

我问,是不是因为博尔赫斯写的“鲜亮头发”?她摇摇头,说她并没有看过博尔赫斯的作品,在行业中流传的只是博尔赫斯的传记。

这个出生在动荡南美的人,他的生活,并没有他的小说般惨烈诡秘,他有着博学文雅的祖辈,从未被金钱困扰,一生在母亲身边,饱受宠爱,毕业于最好的学校,工作于图书馆,完全与生活脱节,获得了无尽的悠闲时光。

行业中最早看到他的人,之所以心灵震撼,因为他的生活是她从小的向往,那是一个淑女的生活。这篇博尔赫斯的传记,在她同行姐妹心中,犹如西方极乐世界对一个佛教徒的意义,将一个女人的理想描绘得具体周详。

但博尔赫斯为什么会写下那么多的诡秘故事?很快我俩就知道了答案,藏了十几天后,我和她的心理出现了幽闭症患者的迹象,对我们所逃离的外界,感到越来越深的恐惧。

骨感女子开始衰竭,在我的怀抱中骨骼松软。对她将死的预感,折磨得我两脚反复摩擦,终于碰到一块凉物。

那是块石头,镶嵌在瓦片间隙,显现出武器的光芒。一百五十年前,世祖躲藏到此,带一块石头的理由只能是,这是他令马受惊的工具。

我用双脚夹出了这块石头,让它落在肚腹,一把握在手中。如同所有的神兵利器,它蕴含着巨大力量,令我的指节不住颤抖。我对她说:“走,咱们什么也不怕,到外面去。”

站在熙攘的街头,享受着落日的宁静,她凹陷的肌肉中血流加速,渐渐摆脱我的搀扶,挺立起脊骨。她的康复,令我产生巨大狂喜,此时远远走来一片黑压压的人影,在马路对面站成一排,正是我见过一次的那几条大汉。

她说:“我得走了。”

我:“我还欠你多少钱?”她:“算了。多得数不清了。”她过了马路,走到那伙人中间,与他们手挽手迎着落日向西而去,我大喊一声:“你们都是鞋油厂长派来的吧?”那伙人一脸困惑,她帮他们回答了一句:“傻瓜!”

他们的身影模糊在马路的灰色中,在光天化日下神秘地消失。我呆呆地看着,许久后方想起手中还有块石头。这块石头,非同小可,一百五十年前世祖扔出它,发生了上海诞生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

我扔出了它,等待着山河巨变,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它飞出二十米,摔在地上,招来一个骑自行车人的叫骂:“你X干嘛呢!”它滚了滚便不动了,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我的情况很好。回到家,活在父母身边,越来越热衷文化,买了许多书,用一只左眼疯狂阅读,如博尔赫斯般博学——这便是我的生活目标。

在深夜时分,父亲时常会悄然离家,每听到关门声,我都有一种想跟随而出的冲动,但每次都制止了自己,也许他去的地方便有她——我的骨感女子。

父亲后来出了事,在过马路时,一辆经过的翻斗车遥控失灵,将整车的石子倒在父亲身上。据目击者讲,无数石子像乒乓球一样在五十米范围的马路蹦跳,这宏大的场面,令父亲壮烈得像一个英雄。

由于被石子砸碎了整个头颅,他没有给我留下角膜。父亲的死,令母亲在一夜衰老,直到葬礼上,父亲多年前的情人出现,母亲方恢复了她凶狠的目光。那女人冷冷地扫视着母亲,当看到我时,神情大变,掉头而走。母亲以为我也在瞪她,欣慰地拍拍我,说:“真给妈撑腰。”刹那间我感到重获母爱。

以后我就是个废人了,买了墨镜,等待着完全瞎眼的一天。我获得一种知天知命的宁静,不料接一纸医院通知。医院有了一个将死的病人,指名点姓将角膜捐我。

我赶到医院正是那人弥留之际,走廊里坐着我熟悉的几条大汉。她正是我的骨感女子,见到我,“哎呦”了一声立刻死去。她得的是急性肾衰竭,送来了十一个小时便抢救无效。几个大汉对我说了声:“节哀。”威武地离去。

我为死去的她付了医疗费,为自己付了手术费,躺在手术台上说了声:“换吧。”

手术结束,医院将我尚好的左眼也包裹在纱布里,母亲找来了一个生活保姆,握到她满手的硬茧,我说:“你是不是手倩?”就听到啼哭响起。

手倩那晚下车后,究竟有了怎样的遭遇,她说那是她一生的秘密。而今她已弃武从文,作为生活保姆,十分细致体贴。

我和手倩日久生情,她也恢复了自己的天性,每当和我一起散步,有东西挡在我面前,她就“啊”地一声劈去,听到电线杆接二连三地倒下,我的心情就变得很好。我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五十天后,纱布拆线,我莫名其妙地看到右眼中有一个我自己。医生解释,人往往在临死前会将最后看到的视像凝固在角膜上,所以我就见到了一个哀伤的自己,那是她死时我的表现。

这个哀伤的我存在了两个月时间,然后就开始淡化,半年后完全不见,现实的影像开始浅浅地浮现。

我复明了,永远失去了博尔赫斯的眼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