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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

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个年级分成三个班,这课怎么上。

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趁机跟上去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

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

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起叫起来:“这是余校长养的猪,它就喜欢吃粉笔灰。”

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

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凉。

山太大,天也黑得早,看似黄昏,实际上才四点左右。

放学后,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那个叫叶萌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坳走去。

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

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它拨动琴弦,右手去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了。

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

再听,才明白是笛子声。

张英才趴到窗口,见孙四海和邓有米一左一右靠在旗杆上,各自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奏。

山下升起了云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背的山坡上铺满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黑山羊在云中出没,有红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

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掩盖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被玩得有些旧的绣球。

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

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笛子吹出的曲调有些耳熟,听下去才晓得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光》,之所以没有一下子听明白,是因为节奏慢了一半。

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低回,缓慢地将那首欢快的歌曲吹出许多悲凉。

张英才跟着哼一句,那种节奏,需要好久才能将“幸福的花儿”这一句哼完整。

张英才走到旗杆下:“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

孙四海和邓有米没理他。

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

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他一边想,一边打量眼前这根用两棵松树捆绑着连接而成的旗杆。

忽然间,哨声响起来。

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在余校长家留宿的十几个学生迅速从山坳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

余校长望望太,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领头的叶萌身上的破褂子用手整理一下。

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那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

张英才站在这支小小的队伍后面,他看到一溜干瘦的小都没有穿鞋。

余校长试了几下,见旁边还有几个破褂子的学生在盯着自己看,便作罢了。

这时,太已经挨着山了。

余校长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

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

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

邓有米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

张英才答:“这两天我先在余校长家搭伙。”

邓有米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要是吃得惯,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

张英才推辞再三,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顺着山坡往下走,一会儿就到了。

邓有米的妻子叫成菊,长得很敦实,左边生了个疤瘌眼。

见张英才老是看她,邓有米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送路队回来晚了,她来接我,半路上被狼了一下,就落下残疾。”

张英才暗暗叫声苦,嘴上却说:“这地方有狼?”

邓有米说:“大家都这样说。也许是野狗吧!”

张英才说:“野狗只会咬人,不会咬到人头上去呀?”

邓有米想迁就张英才:“那就当它是狼吧!”

张英才说:“小时候听说。狼会从后面用一只爪子拍人的肩膀。一般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看。狼正好一口咬住人的脖子。”

邓有米说:“山太大了,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

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

邓有米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待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讨厌。”

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

邓有米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

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

张英才说:“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经得很。”

成菊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

邓有米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

又说:“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达到转正要求的好几倍,就等你舅舅开恩了。”

这时,成菊将一碗上面平摊着两块腊肉的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

邓有米说:“不是让你上酒吗?”

成菊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

邓有米说:“也罢,看在张老师的面上,不整你了。”

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父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

中午在余校长家没有吃好,张英才饿极了,一会儿就将碗里东西全吃光了。

山上的夏天,同山下一样,有点活动就会热得满头大汗;不一样的是,只要停下来,用不着擦拭,再多的汗也会马上被凉风吹干。

张英才稍不注意就打了几个喷嚏,他怕惹上感冒,就起身告辞,要回去赶紧洗个热水澡。

路上,拿上手电筒送他的邓有米,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

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

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

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

孙四海不肯结婚,就是因为刚来界岭小学,就和王小兰成了情人。

那王小兰的丈夫结婚不久就瘫在床上,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

邓有米最后说。

若是哪天夜里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

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的年轻人,漫得像个诗人。

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最不喜欢别人打小报告,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

邓有米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

这时他们已走到了学校的场边。

张英才就叫邓有米回去。

张英才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

只好放下书,拿起凤凰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

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

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

上山来半天了,随着心情的放松,他发现琴盒上写着一行字:赠别明芬同事并存念。

这时,余校长在外面敲门。

张英才打开门问:“有事吗?”

余校长欲言又止地支吾一句:“山上凉,多穿件衣服。”

张英才说:“我正想过去问你,琴盒上写着的明芬是谁?”

余校长等一会儿才回答:“就是我妻子。”

张英才说:“没问过就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

余校长冷冷地说:“你就用着吧,这东西对她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

张英才被这话吓了一跳。

余校长不明不白地离开后,张英才想再给姚燕写封信,然而思来想去,总也拿不定主意如何将自己的地址告诉姚燕。

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

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

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

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

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忽然听到笛声,吹的又是国歌。

张英才睁开眼,见天已亮,赶忙起床,披上衣服走到门外。

场上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从旗杆上垂下来的绳子。

余校长身后是用笛子吹奏国歌的邓有米和孙四海,再往后是昨晚住在余校长家的那些学生。

九月的山里,晨风又大又凉,这支小小队伍中,多数孩子只穿着背心短,黑瘦的小在风里簌簌抖动。

大约是冷的缘故,孩子们唱国歌时格外用力,最用力的是余校长的儿子余志。

国旗和太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后,孩子们才就地解散。

张英才走过去,问余校长:“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

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

张英才又问:“孩子们也愿意起这么早?”

余校长说:“开始不愿意,教了一阵就愿意了。”

余校长忽然伤感起来,他指着正在场上跑来跑去的孩子:“又少了一个读书的学生。昨天他还在这儿,夜里有人捎来口信,他父亲在外面挖煤,出事故死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男人,他不回去顶大梁,日子就没法过了。他才十二岁呀!听到父亲的死讯,只红了红眼圈,硬是犟着没有哭出来,收拾书包时一点方寸也没乱,就连借别人的橡皮擦都晓得还。我怕他难过,谁知分手时反而是他来劝我,说自己会空读书,将来若是出息,一定要回学校给老师们磕头谢恩。还说,他家那儿望得见这面红旗,每天早晨他会在家里一边想着老师和同学,一边唱国歌。只要能唱歌,他就什么也不怕。”

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着眼窝。

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叶萌,是五年级最聪明的一个。”

张英才明白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很感动地说:“余校长,这些事你应该通过万站长向上面反映,让县里或者省城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

“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

余校长说,“听说国家在搞科技扶贫,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先抓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

邓有米插嘴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早点转正。”

张英才的情绪被这句话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