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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大张家寨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去,说我们这里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里比。

那地方男人都长得像男苕,女人长得像女苕,所以至今出不了一个大学生,连高中生都没几个。

又说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元,塞牙缝都不够。

万站长在一旁说,三十五元是教育站发的补助,村里还要发三十五元。

还说,’自己在界岭当民办教师时,一个月总才四元钱工资哩!

那些人说的话更难听:“别说界岭了,就是我们村里,任何人找村长要钱,比要喝他老婆身上的还难。”

张英才不理,他说:“人各有志,人各有命嘛!”

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认为儿子长进多了,这一年复读总算没有白读。

临到分手时,母亲哭了,父亲不以为然,在一旁数落说:“又不是去当兵,哭个什么!”

在路上,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大家不都是抢着去吗?

万站长诚心要请张英才吃点好东西,路上只要见到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

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家小店仍是这样,万站长将自行车存在店主家,买了十根油条塞进张英才提着的网兜里,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他的挎包里。

山路有二十多里远。

路不好走,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万站长说话。

歇脚时,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万站长要他别急,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

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

万站长说,听到家长哭穷说是交不起学费装作没听见。

看见别的老师踢学生一脚时装作没看见就行。

张英才见万站长对这类话不感兴趣,就不再问这些,转而问蓝飞的母亲蓝小梅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

万站长笑了笑说,这种事,男人都会遇到。

他问张英才手上玩的是不是硬币,张英才摊开掌心后,万站长将那枚磨得锂亮的硬币拿过来,看也不看,就扔进山沟里。

张英才不理解,说这是自己压荷包的钱,怎么可以说扔就扔。

万站长说,他晓得张英才一直在玩硬币,到了界岭小学,就不能再玩这种将自己的脑子当成猪脑子的游戏了。

之后他们没有再休息,一口气爬上界岭。

一排旧房子前面,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很厉害,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外面的黑板报上写着一行大字: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

张英才看着标语,心里觉得怪怪的。

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钻出来。

很响亮地叫道:“万站长来得真早呀!”

“还不是想赶来吃午饭!”

万站长笑着向张英才介绍,“这是余校长。”

又向余校长介绍:“这是张英才。”

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办公室后,亲自沏了两杯茶端上来。

这时,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进来了。

经介绍,知道一个是副校长,叫邓有米。

另一个是教导主任,叫孙四海。

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看了半天,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万站长这时吃完茶,抹抹嘴说:“也好,全校教师都到齐了,我就先说几句!”

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

万站长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新突破之类的套话。

万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得很起劲,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

他装作上厕所,走到外面遛了一圈,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他猜不出哪儿是几年级,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

黑板上也辨不出,都是语文课,都是作文、生字和造句等容。

他回去时万站长终于说完了,接下来是余校长说。

余校长说了几句,嗓子就沙哑了。

“你嗓子痛就歇着,我来向站长汇报。”

邓有米毫不客气地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一五一十地念起来。

刚念完入学率和退学率两个数字,万站长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些报表上都有,说点报表上没有的情况。”

邓有米眼睛一转,就说了几件他如何动员适龄儿童上学的事,还说他垫了几十块钱,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买课本。

邓有米说了半天,见站长既不往心里记,也不往本子上记,就知趣地打住了。

接下来自然轮到孙四海发言。

等了一阵,孙四海才低低地说了一句:“村里已经有九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

万站长也不追问,甚至脸上都没有一点异样的变化,平平淡淡地要余校长领他到教室去看看。

到了第一间教室,余校长说这是五六年级,张英才看到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课本,手里拿的是一本油印小册子。

万站长说:“这些油印课本又是你老余的杰作吧?”

余校长说:“我这手再也刻不动钢板了,是他们自己刻的。”

张英才看见万站长抓着余校长那双大骨节的手轻轻叹了口气。

第二间教室是三四年级,是孙四海带的,学生们用的却是清一新课本。

一问,学生们都说是孙老师帮他们买的。

再一问,孙四海却说这是学生们自己的劳动所得。

万站长想追问,余校长连忙将话岔开了,要他们去看看一二年级。

无疑,这个班是邓有米带的,所以,一进教室,他就接上刚才汇报时的话题,指着一个个学生说自己动员他们入学的艰难。

正说着,万站长忽然打断他的话问:“今年招了多少新生?”

邓有米说:“四十二个。”

万站长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

邓有米说:“别人都请假了。”

万站长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了关哟!”

邓有米红着脸不说话。

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

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自己的屋子时,趁机问万站长,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

万站长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万站长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

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

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看见里面是一张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嗓门。

张英才问:“这是什么琴?”

万站长看也不看,一边挂蚊帐一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

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中华人民和国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

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

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万站长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

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

张英才后来才熟悉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太分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

一些学生往山坳里跑,一些学生往山顶上跑。

张英才不明白,邓有米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蘑菇,扯野草。

转了一圈就到了吃午饭时间。

余校长冲着野地喊了几声,学生们回来后,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

张英才看得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

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

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

万站长开口叫:“老余,你等一等。”

他转身叫张英才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再分给学生。

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分到手的一点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

万站长问余校长,哪个孩子是他自己的。

余校长指了其中一个男孩。

张英才马上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

“这就是余志呀。比我上次来时又瘦了许多,你要是不说,我哪里敢认。”

万站长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冷地说,“老余,你妻子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全家都得垮。”

余校长叹气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寄宿在余校长家。

家长隔三差五来一趟,送些鲜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空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

再就是柴和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万站长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妻子。

余校长拦住他,坚决不让进门。

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里面的人。

“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

万站长只好在门外大声说了些问候的话,却没有一句可以具体落实的。

之后,余校长就劝万站长下山,不然赶不上太,天黑之后,山路就更难走了。

“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

万站长停了停又说,“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帮助他成长的事,我就托给三位了。”

邓有米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

万站长第一次笑了。

邓有米立即见缝插针地问事:“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

张英才听得心里一愣。

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耳朵也竖起来等回音。

万站长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

大家听了很失望。

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万站长走远了。

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

旁边的邓有米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

一看万站长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万站长才小声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

张英才不以为然地说:“还以为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哩!”

万站长没理,这一次他真的走了。

剩下四个人时,邓有米果然问张英才的近视眼镜有多少度。

他不好意思说,但还是按万站长吩咐的说了。

孙四海拿过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

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万站长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