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针灸

我是在城市长大的,真正接触穷苦百姓,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当知青的那段生活。

我插队的地方在山西绛县,县城周围是半山区,布满大大小小的村落。那时的农民整天在地里刨食,但温饱仍然成为需要奋斗的目标。

这样的生活条件,病了,只有挺着,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几颗镇痛片,实在难受了,吃一两颗压一压。于是,我和队里的几位知青决定自学针灸,这在当时是几乎用不着投资的技能。只需买一盒针灸针、几包药棉就可以了。我们还专程到北京找医生学习,回村后就开始演练起来。

先在自己身上练,进针的技术“高”了一点,就在同伴身上练。等到“酸胀痛麻”的感觉都找到以后,开始大着胆子给村民治病。几针扎下去,普通的头痛脑热、关节病还真治好了一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的针灸渐渐有了些声名。

我那时正在为村里的养猪场试验“糖化饲料”,独自住在村外的一个小房子里。邻村有个聋哑小伙儿,父母长年生病,底下还有没长大的弟弟妹妹等着吃喝,家里就他一个全劳力。听说针灸能治病,一天夜里找到我的住处,希望我为他治病。

我那时胆子再大,也不敢冒这样的险,所以很坚决地拒绝了。小伙子并不泄气,每天收工吃过夜饭,会走十多里山路到我的小房子里,后来索性背来铺盖,晚上和我睡一个土炕。

我动了心,把那时能找到的中医书和针灸书翻了个遍,还在自己身上扎针寻找经络感觉。也实在不忍心再拒绝他,遂决心试着为他治病。

开始还真有点效果,听力有了提高。在他的耳边击掌、大声喊叫,竟然有了反应。于是我们都兴奋起来。这样扎了一阵,他的进步更为明显,离开七八步、十多步远的距离击掌,他也能听到。但时间长了,效果开始减弱,以至于不再进步。以我那时的“医术”,是不可能将他的病治好的,看他早早晚晚的赶路太辛苦,就劝他不要再来。小伙子很执拗,照旧每天披星戴月地赶来,那时报上常有针灸治病的消息,他不知从哪里找到这些报纸,剪成巴掌大的小块放在身上,拿来给我打气。

我于是专门回村,让其余会针灸的知青拿我做试验。书上说,后颈的哑门穴对治聋哑有效果,但又被称为“死穴”,万一进针不慎或进针过深会出人命。以我现在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对身体的珍爱,大概不会轻易做这种试验的。但那时竟然也做了。眼一闭,同伴的针就扎下去了,然后一点点进深,直到悚然一下如触电般贯彻全身才停止。

我并没有治好小伙子的聋哑,只是稍许改善了他的听力,但我们由此成了朋友。他常会抽空看我并带来“礼物”。以他家的穷困,他能够带给我的只是几颗刚从树上摘下的红枣之类。

他每次都坚持看着我把他的“礼物”吃下去,那一脸的憨笑与满足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善良的表情。

小伙子穷,而且残疾。直到我离开,他仍然很穷。

但他从不抱怨。

他渴望健康,渴望生活得好一些。他也争取,不放弃努力;但对命运,他又抱着乐观通达的态度。

虽然我离开插队的村庄已经三十多年,但是那些岁月常常出现在梦中。

对这些穷苦人的亲近和了解,成就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每当我面对困境时想起这些人的人生与挣扎,就会觉得自己的各种所谓痛苦很有些“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