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家书

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数封大伯的信件。每封家书,大伯都以“亲爱的锦祥胞弟”开头。父亲是极为细心的人,重要信件常会先打草稿,有些草稿会随回信一起存留,这就使得父亲自己的文字也保留下一些,“敬爱的尔文胞兄”,是父亲对大伯一以贯之的尊称。

父亲生长在上海浦东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奶奶一辈子生育过六男六女,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十二个子女存活下来八个,大伯和父亲是仅存的两个男孩,自然备受呵护。大伯年长父亲五岁,让长子成才是那个年代整个家族的梦想,在乡下务农的爷爷奶奶勉力培养大伯读至大学毕业,相当不易。待大伯能在社会立足,父亲的读书费用便全由大伯负担。可惜由于战乱,父亲未能读完大学就被迫辍学。

大伯并未辜负长辈期待,成为颇有成就的建筑设计师,在2003年致父亲的家书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在基点之上人分三类,一般努力,比较努力,很努力。”大伯显然把自己归于“很努力”的那种。他说:“我自幼树立正确人生观,在每个环节上都是努力争取做得完胜,这是能在一生工作上基本成功的所在。”大伯本名锦堂,大学毕业后考取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建筑师事务所并出国工作,在国外时为交往方便,改名尔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伯“思念家人父母,毅然回国”(大伯家书)。解放后进入华东设计院直到退休。他的“最后两个设计作品是苏州南林宾馆和上海南京路海仓宾馆,都得到了好评”(大伯家书)。

父亲早期跟随大伯工作历练,在日记中用“恩情难忘,终身铭记”八个字形容胞兄的照顾和培养。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开始独自一人到北京工作,不久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人诬陷被打成“老虎”,关押在一处荒弃的校园,日夜审讯,强令交代“贪污罪行”。一夜,刚刚结束审讯,忽又从床上提起,一队“老虎”用绳子捆好被人押到室外,在漆黑夜色中游走,说是要上“刑场”。惊慌的一队人被牵着转了近两小时,魂飞魄散之后再被押回。年轻的父亲此前一直在大伯的羽翼保护下,何曾遭遇如此险恶?消息传到上海家中,母亲正带着年幼的子女,急切中跑到大伯那里讨主意。大伯二话不说,当即让大伯母将她的金银首饰全数拿出,说救弟弟要紧,有天大的事等人出来再说。

母亲将我们托付给爷爷奶奶,独自怀揣着自家房契和大伯母的金银首饰到了北京,用这些东西换回了父亲的自由。清白的父亲自然不服,反复申诉后事情终于查清,确是有人诬告,真正的“老虎”被绳之以法,房契及大伯母的金银首饰被原样退还。这似乎是个喜剧的结尾,却给父亲的精神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父亲生前多次忆起这段经历,感念大伯无私的救助,晚年更常常怀念儿时与大伯相处的快乐时光。

2008年春,那时母亲已去世一年,大伯在信中平静地谈到了生死,他说:“人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过去到现在正在眼前,未知以后如何难测,百岁的人总是少数。”这是大伯给父亲的最后一封家书,而父亲在回信中则对大伯说:“感慨归感慨,还望多保重。”

2009年春,多年一直在京的父亲无法排遣对上海亲人的思念,不顾子女的强烈反对,坚决要去探亲。其实大伯已是九十开外的高龄,身患多种疾病;而父亲几年来也多次住进医院,所谓“风烛残年”。父亲到达上海的时候,大伯正住在医院,耳朵全聋,听不到任何声音,而父亲也要借助助听器才能勉强听得到一两句话。当年那个处处呵护胞弟的大哥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耄耋之年的兄弟俩没有任何言语,只是相对微笑,用点头和目光表达着彼此的情意。对于这次见面,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次去上海探亲,自己尚可缓步走路,但时常鼻子过敏流涕。遗憾的是尔文大哥身体不佳,七种病缠身,5月10日那天,我差不多半天多给大哥按摩,手、足、腹、面孔等,强作笑脸。临分手时,忍不住悲哭而别!”

这就是兄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晚年的父亲每逢年节前都会给大伯一家写信问候,并寄一点钱表达心意。他的这些信件不少都留有底稿。他记下的最后一笔汇款在2012年1月,就在这个月,他所尊敬的大嫂去世,不到一个月后,“敬爱的尔文胞兄”也撒手人寰。因父亲那时已极度虚弱,怕他伤心过度,只将大伯母去世的消息告知,也就是说,父亲生前并不知“敬爱的胞兄”已先他离去,还常以“敬爱的胞兄尚高寿在世”引为自慰。

父亲是与大伯同一年离世的,直到最后都对大伯怀着深深的眷恋。日记中有不少地方记述他对大伯的牵挂,他“常在梦中与之相会,醒来后辗转反侧,再难入眠”。

血浓于水,这就是同胞手足之情,恐怕是当代的独生子女们很难体会的。而在互联网时代,电话、视频、微信等早已取代了家书,即使是亲人间的联络也不用那些贴着邮票的信件了。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于我而言,父辈这些手写的家书弥足珍贵,我会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