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韵《心爱的树》全文

1890年,或者,1891年,一个人带着行装上路了。他离开海边的大道,沿灌木林里一条草木繁茂的小路,准备作一次环岛的旅行。后来他有了一匹马,是别人借给他的,他就骑着这马继续走向岛屿的纵深。一路上,不断有人向他打着招呼,说,“哈埃雷——马依——塔马阿!”意思是说,来我家吃饭吧。他笑笑,却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后来,有一个人叫住了他,是一个像阳光般炽热明亮的妇女。

“你去哪里?”她问他。

“我去希提亚阿。”他回答。

“去做什么?”

“去找个女人。”

“希提亚阿有不少美女,你想讨一个吗?”

“是的0”

“你要愿意,我可以给你一个,是我女儿。”

“她年轻吗?”

“年轻。”

“长得健壮吗?”

“健壮。”

“那好。请把她找来。”

就这样,欧洲人高更,在希提亚阿,找到了他的珍宝,他年轻健壮俊美、皮肤像蜜一样金黄的塔希提新娘。他用马把他的新娘、他幸福和灵感的源泉驮回了岛上的家。

两年后,这个男人离开了,他乘船离开塔希提回法国去。他的女人,坐在码头的石沿上,两只结实的大脚浸在温暖的海水里,插在耳边的鲜花枯萎了,落在双膝上面。一群女人,塔希提女人,望着远去的轮船,望着远去的男人,唱起一首古老的毛利歌曲:

南方来的微风啊,东方来的轻风,你们在我头顶上会合,互相抚摸互相嬉闹。请你们不要再耽搁,快些动身,一起跑到另一个岛。请你们到那里去寻找啊,寻找把我丢下的那个男人。他坐在一棵树下乘凉,那是他心爱的树,请你们告诉他,你们看见过我,看见过泪水满面的我。

——取材自《诺阿·诺阿》

一、梅巧和大先生

梅巧16岁那年,嫁给了大先生。大先生比她大很多,差不多要大二十岁,所以,梅巧不可能是大先生的结发妻子。大先生的发妻,死于肺痨,给他留下了一双儿女。迎娶梅巧时,大先生的长子,已经考到了北京城里读书,而女儿,也快满13岁了,一直跟随祖母在乡下大宅里生活。

嫁给大先生,梅巧是有条件的。梅巧本来正在读师范,女师,由于家境的缘故辍了学。梅巧的条件就是,让她继续上学读书。

“让我念书,我就嫁,”她说,“70岁也嫁。”

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其实,和谁赌气呢?梅巧就是这样,是那种能豁出去的女人。当然,从她脸上你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她一脸的稚气,两只幼鹿一样的大黑眼睛,很温驯,嘴唇则像婴儿般红润娇艳,看上去格外无辜。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50年。

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梅巧向往更大的天地,更大的城市。如果具体一点,这个“更大的”城市大概叫做巴黎。

因为梅巧想做一个画家。

七八十年前,梅巧的城市一定是灰暗的。北方城市通常都是这样一种暗淡的灰色。如果站在高处,比如说,城东那座近千岁的古塔上,你会觉得这小城安静得就像沉在水底的鱼,灰色的瓦像鱼鳞一样密不透风覆盖着小城的身体。这让梅巧郁闷,梅巧就在画上修改着这城市的面貌,她把屋瓦全部涂抹成热烈的红色。一片红色的屋顶,铺天盖地,蒸腾着,吼叫着,像着了大火。大先生评价说:

“恐怖。”

此时梅巧已是身怀六甲,身子很笨了,不能再去学校上课。大先生就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为她补习功课。白天她守着一座空旷的两进的四合院,闲得发慌,日影几乎是一寸一寸移动着,她伸手一抓,摊开手掌,满掌的阳光。又一抓,握紧了,再摊开,又是满满一掌。这么多的时光要怎么过才过得完?梅巧叹息着,听见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叫得让人空虚。

大先生是个严谨的人,严谨,严肃,古板,不苟言笑,很符合他的身份。大先生是这城中师范学校的校长,兼数学教员。大先生教数学,可谓远近闻名,是这行中的翘楚。论在家里的排行,他并不是老大,可人人都这么叫他,大先生,原来是一种尊称。

这阅人无数的大先生,惊讶地发现,他的小新娘,拙荆,贱内,竟然冰雪聪明!他为她补习数学,真是一点就透。他掩藏着兴奋,试验着,带领她朝前走,甚至是,跳跃,甚至,设置陷阱,却没有一样难得倒她。她就像一匹马,一匹青春的、骄傲的小母马,而数学,则是一片任她撒欢飞奔的草原。大先生渐渐不服气了,想绊住那马蹄,四处寻来了偏题、怪题,可是,哪里绊得住?她总是能像刘备胯下的“的卢”一样在最后关头越过檀溪。煤油灯的玻璃罩,擦得雪亮,灯焰在她脸上一跳一跳,这使她垂头的侧影有一种神秘和遥远的气息,不真实。大先生不禁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那句判词,“心较比干多一窍”,突然就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

现在,梅巧不再是梅巧,而是“大师母”了。所有人的“大师母”。习惯这称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起初,人家一叫她“大师母”,她的脸就红到了耳根,觉得那称呼很讽刺。只有在学堂里,她的同窗们才叫她一声名字。大先生是守信用的人,婚后,他果然送梅巧重返了女师学堂。也只有在那里,梅巧还是“范梅巧”,甚至是“范君”。她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是彼此以“君”相称:张君、李君、范君的。女师学堂设在一座西式建筑里,是那种殖民风格的楼房,石头基座,高大的罗马柱、哥特式的尖顶,走廊里永远是幽暗的,有着很大的回声。从前,梅巧不知道自己是爱这里的,现在,她知道了。

生下第一个孩子,还没有满月,梅巧就跑去参加期末考试了。在七月的暑热季节,她的两只大乳房,胀得生疼,乳汁在里面翻江倒海,不一会儿她的前襟就湿透了。巡堂监考的先生关切地停在了她面前,犹豫着要不要递给她一块手帕。那一刻,她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她吞咽下羞耻的眼泪,在心里发誓说,再也不要生小孩了!

可是这事哪由得了她?那些不知情的小生命,那些孩子,还是接踵而来。有了老二、老三,说话间肚子里又有了老四。她的身板真是太好了,年轻,肥沃,漫不经心撒下种子,就有好收成。她折腾自己,在学堂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在沙坑里练跳远,两条腿磕得青一块紫一块,可是那一团温暖诡异血肉,就像吸附在她体内一般,坚不可摧。她吃巴豆吞蓖麻油,甚至,还在身上藏了咒人流产的符咒,一切,都没能阻挡那血肉们一天天壮大、成熟。大先生的娘,她婆婆,在她生下老二时从乡下来看她就发了话,说,“凌香她妈,快别去学堂现眼了,拖儿带女的,就做了女状元,又能咋?”她自己的亲娘也劝她,说:“闺女呀,别犟了,认命吧,人谁能犟过命去?”大先生呢?大先生嘴里不劝,可是那些劝阻的言语都写在了眼睛里。梅巧就回避着大先生的眼睛,坚持着,那坚持可真是需要耐力啊。本来三年的学业,她休了念,念了又休,到第六个年头,这场艰苦卓绝的坚持才见分晓:梅巧终于拿到了盖着鲜红大印的女师的毕业证书。

她捧着那证书,跑回娘家,一进门,哈哈大笑,热泪狂流。

大先生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该消停了,安静了。

老四在她肚子里,一天一天长大,她果然安静下来,或许,太安静了些。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多言多语的人,现在,差不多变成了一个哑巴。她使尽了气力似的,眼神变得涣散和呆滞。北方的夏季,已经临近尾声,却又突然来了秋老虎。她搬一把躺椅在树下乘凉,肚子像山丘一样耸立。那是一棵槐树,说不出它的年纪,枝繁叶茂,浓荫洒下来,遮住半座院子。槐树是这城市最常见的树,差不多是这城市的象征。梅巧不喜欢这树老气横秋的样子,她就在画上修改这树,她恶作剧地解气地把树叶涂染成了蓝色。一大片蓝色的槐林,有着汹涌的、澎湃的、逼人的气势,乍一看,就像云飞浪卷的大海,翻滚着激情和——邪恶。

临产前不久,一天深夜,大先生被梅巧的惊叫声惊醒了。原来她做了噩梦。她惊恐地抓住了大先生的手,说,“我要死了!”说完,就哭了起来。这么多年来,她还从来没这样子哭过呢,当着大先生的面,哭得这么软弱、无助、放纵和悲伤——她一直都像敬畏父亲似的害怕着他。大先生被她哭得手足无措,心里发毛,嘴里却在说,“别胡思乱想,哪能呢?胡大夫是最好的妇产科医生……”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不是她想要的许诺。

分娩果然是不顺利的,胎位不正。留学日本的胡医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最后,动了刀剪,下了产钳。梅巧在产床上忍受了两天一夜的煎熬,生死的煎熬。接下来就是产后忧郁症,厌食、低烧、不说话,莫名其妙地流眼泪,哭泣。孩子被奶妈抱去了,她一滴奶水也分泌不出来,倒省了以往回奶的麻烦。孩子是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还不足五斤,剥了皮的狸猫似的,头被产钳夹成了长长的紫茄子。她一看到这孩子就厌恶地战栗,又厌恶,又怜悯。

大先生接来了岳母,让岳母陪伴她坐月子。岳母盘腿坐在炕上,小心翼翼地,跟她说东说西。说一百句她也不理不睬,说一千句她也不理不睬。她不说话,也吃不下东西。喝一碗沁州黄小米汤也反胃,倒像害喜似的,人一天天瘦下去,憔悴下去,枯萎下去。岳母无计可施,哭了。

“梅巧呀,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这是自己作死哪!”

这话,可谓一针见血,让人惊心,也只有亲生亲养的娘说得出口。她娘说完这话,叹着气,回家了。也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意思。可是大先生不行,大先生不能“眼不见”啊,大先生不能落荒而逃啊。终于,有一日,大先生回家来,叫过大女儿凌香,给了她一样东西。六岁的凌香拿着这东西进了母亲的房门。凌香喊了一声“妈”,爬上炕,把这东西递了过去。

梅巧接过来,先是一怔。渐渐地她的手颤抖了,她一把抱过凌香,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她感到凌香的小身子那么温暖、柔软和芳香,她感到这小生命那么温暖和芳香。生活得救了。

那是一张聘书。

国民小学校的聘书。

春节过后,梅巧就成了一名国民小学校的教师。她先教四年级的算学,后来就教了美术。这教职是大先生替她谋来的。别人谋职,大约要费一些力气,可是在大先生,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只是,这一句话,说,还是不说,却一定是个折磨大先生的问题。大先生是清楚这女人心病的症结的:她是害怕四合院里这平常人家主妇的日子,她年轻茂盛的身子和心抵抗这日子!有什么办法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天气还没有转暖,梅巧就换上了春装:阴丹士林布面的大褂,上身罩一件开司米绿毛衣,那绿真是又清新又理直气壮,春草似的嘹亮霸气。生育了四个孩子之后,梅巧的身材,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站在那里,仍然是玉树临风似的一个人,一个新鲜的人,出淤泥而不染。这新鲜的人,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手上沾了粉笔灰,或是水彩,甚至还有墨渍,衣襟上也蹭了粉笔灰,却仍然是新鲜的,明亮的。外面的世界,一个阔大的天地在滋养着她呢。说起来,她倒并不是多么热爱教书这职业,她热爱这外面的世界。

国民小学距离她的家,走路也就十几分钟的样子,课业也不重。还有一桩意外的高兴事,那就是,当年,她在女师读书时的好朋友,她们称作“张君”的一位,竟也在这所学校里任教呢!张君比梅巧早毕业几年(梅巧不是因为一次又一次怀孕、生产耽搁了吗?),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一个离这城市近百里、盛产葡萄和陈醋的小县份,一来二去的,就失去了音讯。不想,竟在这里撞上了,还做了同事!梅巧真是高兴坏了。

“哎呀哎呀,”她叫着,“还以为你在哪儿呢,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了呢,原来你就在我家门口啊!”

“是啊是啊,我埋伏在这儿,守株待兔呢。”张君回答。

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光,流露出了女学生的天性和情状。可她们终究不是女学生了。就在这一刻,她们突然感觉到了时间,就在耳边,呼呼地,如同大风一样呼啸而过,刮得她们心里一阵茫然。

“我结婚了。”张君说。

从前,张君是那么英气的一个少女,身板像杨树一样永远挺得笔直。她们开玩笑叫她“美男子”。这狂妄的“美男子”曾经叫嚣,要一辈子守住她洁净的处子之身。如今,似乎是,一切如旧,肩还是宽的,颈还是长的,身板仍然是挺的,可从前的誓言,灰飞烟灭了。

那天中午,两个重逢的好友,在校门外一间馆子里吃了午饭。是梅巧做东。她们甚至还喝了一点酒,竹叶青。那真是用竹叶泡出的好酒,清澈而碧绿,喝在嘴里,有一股奇特的异香。她们把着盏,彼此诉说着别后的经历。梅巧的经历,三言两语就道尽了,那就是,生孩子,接二连三地,一口气,生出四个。而张君,则要复杂得多,有戏剧性,那就是,抗婚,私奔,和心爱的人一路出逃——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哎呀哎呀!”梅巧连连叫着,因为酒,也因为兴奋,双颊变成了桃腮,灼灼燃烧着,“张君,你真是不平凡哪!”

张君在国民小学,只教了短短一个学期,就辞职了。她丈夫突然接到了武汉某所学校的聘书,暑假里,最热的伏天,她离开了这城市匆匆前往长江边那个火炉里去。临行前,她来向梅巧辞别。她给梅巧留下了通信的地址,说:

“给我写信啊。”

梅巧点点头,心里翻江倒海。

“若有机会,就来南边看我啊。”

梅巧不再点头了,泪水一下子涌上来。这样的机会,怕是永远也不会有的,永远也不会有啊。她背过了身去,再回头时,朋友已经不见了,院子里空荡荡,洒满树荫,知了的噪声,像突然浮起似的,遮蔽了一切。知了——知了——知了,那是先知的声音。

二、来了个席方平

这天,大先生回家来,对梅巧说,“让人收拾出一间客房吧,有个北京来的先生,一时没找着合适的房子,我留他住几天。”

梅巧家,头道巷十六号,两进的四合院,外带一座小小的跨院,大大小小的房屋,二十几间,虽说是孩子多,人口多,红红火火的一大家人,可闲着的空屋子,总还是有的。梅巧吩咐用人们把后院的一间西屋拾掇了出来,那屋子里,没有盘炕,而是架了一张时新的铜架子的弹簧床。

来人就是席方平。

一听这名字,梅巧就忍不住想笑,这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聊斋人物吗?样子也有些像呢,清秀疏朗的眉眼,人生得白白净净。起初,梅巧还以为,这“从北京来的先生”不知是个多威严的老先生呢,不想,竟是这样一个年轻、文雅、像女人般俊美的书生。

说起来,这席方平,原来还是大先生的学生,弟子,得意的弟子,家道贫寒,寡母扶孤长大,后来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如今,刚毕业,就收到了大先生的聘书——不用说,大先生是很钟爱这个弟子的。

那一晚,大先生在家中,设了家宴,算是给这弟子接风,请来作陪的,也是几个亲近的弟子。大先生拿出了他珍藏的好酒,一坛“花儿酒”,是他家乡的特产,用柿子酿出的一种奇异的果酒佳酿,大先生甚至还详尽地给大家讲了这“花儿酒”的妙处。一餐饭,宾主尽欢,席间,梅巧走进来,给大先生添茶,也是提醒他不要过量的意思。这时,只见那个席方平,红着脸,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大师母,”他喊了一声,脸越发红了,看得出,他是不胜酒力的,“给你添麻烦了,我,敬你一杯。”

他一仰脖,一饮而尽,亮了下杯底。他眼睛里,似乎,汪着许多的水。这哪里是男人的眼睛?梅巧抿嘴一笑,说:

“有什么麻烦的?房子空在那里,不也是空着?”

是啊,房子,就是要住人的,人不住,鬼就要住了。梅巧这么想着就又笑了。怎么今天总是想到鬼呢?大概是“席方平”这三个字招惹的吧?梅巧端着灯,不觉又走进了后院,前边,酒宴还没有散,可是后院人却都已睡了。奶妈带着孩子们,沉入了梦乡,北房、东房、南房,一片漆黑,只有西房里,一灯如豆,悠悠地,在等待着夜归的客人。梅巧轻轻推门,走进去,似乎,想看看,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她自己的影子,巨大的黑影,一下子,投在墙壁上,倒把她吓了一跳。

这一夜,梅巧做梦了,梦很乱,飘飘忽忽的,梦中的梅巧,还是从前出嫁前的样子,16岁,梳着齐耳的短发,白衣,青裙,站在葡萄架下,一个人走过来,说,“原来你在这里呀,原来你藏在这里呀,让我好找!”那个人,那说话的人,原来就是,就是现在的梅巧。

第二天,在早餐桌上,席方平看到梅巧,脸又一下子红了。

这事是让人别扭的。照说,一个大师母,是不应该让人脸红心跳的。一个大师母,应该是慈祥、端庄、安静、温暖,像一棵没有杂念的秋天的树。可是眼前这个“大师母”,这个光焰万丈咄咄逼人的女人,这个让人不敢和她眼睛对视的女人,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母相比,相差何止千里万里!

要快点找房子搬家啊,他想。

后来他们熟识之后,她让他看她的画,那是一次敞开和进入:那些燃烧的暧昧的屋瓦、那些波涛汹涌凶险邪恶的树冠、那些扭曲变形阴恻恻的人脸,看得他惊心动魄。他轻轻抚摸它们,爱惜心疼地说道:

“你这不屈服的囚犯啊。”

三、凌香

所有的孩子里,凌香最依恋母亲。

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奶妈,凌香的奶妈是最费了周折的。月子里,她一直吃梅巧的奶,等到梅巧要去上学,把她交给新雇来的奶妈时,坏了,她死活不肯去叼奶妈的奶头。她闭着眼睛,张大嘴,哭得死去活来,哭得一张起皱的小脸,由红转青。她宁肯去啃自己可怜的小拳头,却饿死不食周粟。更要命的是。她这里一哭,隔了半座城,那边课堂上的梅巧,就如听到召唤一般,两肋一麻,刹那间,两股热流,挡也挡不住,汹涌着,奔腾而出,一下子,前襟就湿透了。

梅巧的眼睛也湿了。

有几次,她忍不住溜出了校门,雇一辆洋车就朝家跑,去搭救她的孩子。那凌香,到了她怀中,一头就扎进她胸口,凶狠地、仇恨地、以命相拼地擒住那奶头,两只小手,紧紧紧紧抱住她救命的食粮,像只疯狂的危险的小兽。

没办法,梅巧只好向这小小的女儿缴械。从此,每天清早出门前,她喂饱她,中午匆匆坐洋车回家,再喂她饱餐一顿。晚上,倒是叫她跟奶妈睡觉,半夜里,听到她哭声,梅巧就爬起来,喂她一餐夜宵。梅巧的奶,真是旺盛啊!一年下来,那凌香,养得好精彩哟,又白又胖,两只小胳膊,像粉嫩的鲜藕,可以给任何一家乳品公司做广告。梅巧却一日千里地瘦下去,直到后来,突然地,有一天,奶水奇迹般地失踪了。

有了这教训,后来那几个,一生下来,梅巧就交给奶妈去喂养了。后来那几个,谁也没再吃过亲娘的奶水,和亲娘,就总有那么一点点隔阂。

那几个,各人有各人的奶妈,疼着,宠着,护着。凌香的奶妈,却早早地就离开了这个家。虽说凌香没吃过她的奶,却也是被她抱在怀中,朝朝暮暮,抱了那么大,就是块石头,也捂热了。奶妈的离去,是凌香平生经历的第一桩伤心事。她不知道奶妈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后来,她才知道了原委:奶妈的离去是因为家中的孩子得了绝症。那一年,凌香刚满四岁,人家就让她跟弟弟凌寒的奶妈一起睡觉。好大一盘炕,奶妈搂着凌寒,睡一头,凌香自己,睡另一头。半夜里,她小解,醒来了,喊奶妈,却没人理,她悄悄哭了。

第二天早晨,凌寒的奶妈一睁眼,发现炕的那一边,空荡荡的,凌香那个小祖宗,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下地来,跑到院子里,四处寻找,哪里有她的影子?又不敢声张喊叫,正没主意呢,一抬眼,看见对面南屋的门,虚掩着,露着宽宽一道门缝,那是凌香和她奶妈住过的屋子。她急急地冲进去,只见辽阔的一盘大炕上,那小祖宗,一个人,蜷成一团,泪痕满面,睡着,怀里抱着她奶妈枕过的枕头,身上胡乱盖着她奶妈的花棉被……

梅巧当天就听说了这件事,到晚上,她抱来了被褥,把那小冤家搂在自己的怀抱里。凌香的小脑袋,有点害羞地扎在她怀中,一动也不动。忽然,她叫了一声“妈”,说:

“真的是你呀?”

梅巧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她搂紧了这孩子说,“是我,是我,不是我是谁?”凌香抽泣起来,大颗的眼泪,热乎乎地,像蜡油一样烫着梅巧的胸口。梅巧一夜搂着那小小的伤心的孩子,想,这孩子像谁呢?

后来,凌香问过梅巧一句话,凌香说,“妈妈呀,会不会有一天,你也像奶妈一样,不要我了呢?”梅巧回答说,“小傻瓜呀,宝,我怎么会不要你?”

可是,梅巧不知道,这世上所有的小孩子,都是先知。

有时梅巧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每当梅巧出门去,回来得稍晚一点,一进门,这孩子就扑上来,抱住她,死死地,再也不肯撒手,就像失而复得一般。有时,一清早,她还没睁眼,忽然这孩子就慌慌张张跑进来,用手摸摸她的脸,说道:

“妈妈,你在这里呀!”仿佛,作着一个确认。

梅巧望着这孩子,望着她大大的黑暗的眼睛。想,这孩子,她怕什么呢?这样想着,心里就掠过一丝人生莫测的怅然,还有,不安。

现在,终于,梅巧知道了那答案。

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八岁的凌香不知道,可她知道有一件大事发生了,有一个大危险来临了。那危险的气味像刺鼻的槐花的气味一样,弥漫在五月的空气中,无孔不入。如果在白天,似乎看不出这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爹一早出门,穿戴得整整齐齐,乘洋车,去上班。妈也是一早出门,穿戴得也很整齐,不过不乘车,就走着去上班。天气一天天热起来,爹和妈都换上了夏布做的新大褂儿。爹是一件月白色的,而妈的,则是粉地,上面洒满星星点点的小碎花。人走过去,就飘过一股新布的香味。

但是,太阳总会落下去的,夜总归是要来临的。危险就是在夜幕的遮蔽下现出原形。晚饭是那危险的前奏,序曲,妈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回家吃晚饭了。爹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那咀嚼着的牙齿,似乎格外用力。人人都知道,这是风暴来临的前奏。一家人,屏住了呼吸,战战兢兢,就连最小的弟弟,爹爹的心头肉,也变得很乖。一餐饭,吃得鸦雀无声,草草收场,然后,各自回到房中,仍旧是,不敢出大气。奶妈们早早安顿孩子睡下,而女佣和男工则躲在跨院伙房间,压低了嗓子,交头接耳。人人都在等待,等待着那风暴——那是躲不过逃不掉的,就是沉入睡梦也躲不过。人人的耳朵,这时,都灵敏极了,掉一片树叶也能听到那响动,更别提,那“吱吜”的门声。那“吱——吜”的门响简直就是炸药的捻子,女主人的脚步,踢踏踢踏,要惊破天似的,起落间就是生死。此刻,人们反倒是横下了心,知道要来的,终于,来了。

说是吵,其实,只听见大先生一人的怒吼和咆哮,大先生发起脾气,真是可怕呀,地皮也要抖三抖的。可是,渐渐地,有了回应,那回应声音不算高,却有着一种愤怒的激烈,有一种,不顾生死亡命的激烈,说来,那才是更让人害怕的,那亡命的不顾生死的激烈是可摧毁什么的。这才是那个大危险,那个悬而未决的厄运。大先生的怒吼、咆哮,甚至砸东西不过是烘托,烘云托月,为这个大危险,作一个黑暗的铺垫而已。

这一天,吵到最激愤的时刻,大先生动手了。他劈头朝女人挥出一掌,那一掌,是地动山摇的一掌,像拍一只苍蝇,是一个灭顶的打击。不仅仅是对梅巧,也是对他自己。那一掌把梅巧击倒了,口鼻流血。血使他怔住了,他浑身冰冷。梅巧慢慢爬起来,用手在脸上一抹,抹了鲜红的一掌,她就把那只血手,朝洁白的墙壁上,抹了一把,立时,一个血巴掌,惊心动魄地,跳出来,像一个鲜红的小妖孽。梅巧看了看,二话没说,笑笑,就摇晃着走出去了。

到早晨,人人都看见了那暴力的结果,梅巧的脸,肿得很厉害,上面还有着淤青。可是她神情安详,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夏布长衫,齐齐整整,她就这样昂着头带着伤痕出门去了,临走,还吩咐了奶妈几句琐碎的事情,仿佛,这是一个和平常的日子没什么两样的早晨。凌香追上去,拦腰抱住了她,她迟疑片刻解开了那两只缠绕着她的小胳膊,头也不回,说,“宝,去上学。”

这一天,是煎熬的一天。每一分钟,凌香都忍受着折磨和煎熬。她上课走神,走路碰壁,吃饭吃不到嘴里。她一分钟一分钟,盼着太阳下山,盼着天黑,盼着夜深人静,甚至,盼着吵架——她告诉自己这一天其实和昨天没什么两样,和前天、大前天,和以往所有的日子,没什么两样。这并不是多么特别的一天,不是不祥的一天。她坚定地安慰着自己,却忍不住一阵又一阵的寒战,就像生了热病。这一天,真是长于百年啊。终于,太阳下山了,全家人,又聚在饭厅里,只缺妈妈一个。不过,没关系,昨天、前天、很多天,不也都是这样?爹的脸,阴沉着,一家人,仍旧是,大气不敢出。可是爹的咀嚼,好像没那么凶狠了,爹的咀嚼声没了那一股杀气,而且,爹的饭,也吃得很少很少。凌香忽然心乱如麻,不知道这是什么预兆。

后来人们就看见,凌香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做饭的孙大出来打水,看见了,问她,“你在这儿干什么?”声音压得低低的。凌香回答说,“等我妈。”女佣杨妈出来小解,看见了,也问她,“你在这儿干什么?黑灯瞎火的?”声音也压得低低的,她还是回答,“等我妈。”人人都知道,这丫头的脾气秉性,知道劝她不动,也就由她去。渐渐地,院子里静寂了,她一个人,站在槐树下,站了大半夜。

槐花盛开着,那香气,浓得化也化不开。往年,槐花刚刚初放时,孙大就用长杆把那白色的花串打下来,洗净了,和上面粉,给他们这些孩子,蒸槐花“布烂子”吃。孙大喜欢说,“应时应景,尝个鲜。”今年,孙大没有心思让他们“尝鲜”了。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年的槐花,比往年,繁密许多,那香气,也霸道许多,浓郁许多,不容分说,是一种强悍的邪香。

夜露下来了。像树的眼泪,滴下来,是那种无法言说的大伤心。不知名的虫子们,唱起来。凌香的腿,又酸又胀,就要站不住了。墙根下,西番莲榆叶梅就要开了,牵牛也爬上了架。那都是妈撒下的种子,移来的花木。妈还在后院里种玫瑰,种月季芍药牡丹,妈喜欢那些颜色热烈浓艳、丰腴的花朵。妈总是说,这院子,太素了。她就用那些花来打扮这院子。

花啊,快点开吧。凌香在心里叫喊,花开了妈就喜欢这院子了。今年,花好像开得特别晚,特别慢,特别阴险,所以,妈才会讨厌回这个家吧?凌香突然打个冷战,绝望地哭了。

“吱扭——”一声,门响了。这“吱吜——”的声响,是多么慈悲。凌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这大慈大悲的声音,直到踢踏踢踏的脚步,停在她面前,黑黑的亲爱的人影,停在她面前,吃惊地问她,“你怎么在这里?”她如同起死回生一般,一头扑在了来人怀中,说: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呢!”

梅巧抱住了她,抱紧了她,她抽泣,浑身颤抖。梅巧用自己受伤的脸颊摩挲、抚弄她被夜露打湿的头发。她叫着她的名字,说,“凌香啊,凌香啊,宝——”她搂着这孩子把她送回后院房中。她扯下毛巾,为她揩干头发,又为她铺被子,脱衣裳,好像,她还是一个极小的幼儿,不满四岁,刚刚离了奶妈……她安顿她睡下,睡稳,然后,久久、久久,凝望这孩子的脸,美丽的、难割难舍的、血肉相连的脸,说了一句:“宝,我的宝,你睡吧。”就走了出去。

整整一座宅子,黑着,只有书房里,亮着一盏灯,就像审判者的眼睛,神的眼睛。梅巧朝那灯光走去。她走进去,看见大先生,无声地,站了起来。他们无声地、默默地对视了很久。然后,梅巧就跪下了,梅巧跪下去朝着大先生,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这一晚,出奇地静。没有吵闹。一家人,上上下下,揪着心、竖着耳朵等待着的那一场风暴,没有降临。这似乎是,许久以来最风平浪静的一夜,平安的一夜。人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一夜,合宅的人都睡得很沉,很酣,梦都没做一个。

到早晨,太阳升起来,才知道,天地变色。

到早晨榆叶梅突然爆开了一树光明灿烂的粉红,云蒸霞蔚。他们素净的院子被这一片粉霞照亮了,可是,凌香却再也等不回母亲。永远也等不回了。

四、花儿酒、柿子树和其他

有一处地方,叫峨嵋岭。这峨嵋岭,不是那峨眉山,不在四川,在河东,河东最大的旱塬。河东盛产柿子,《西厢记》不是有这样一句唱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霜林,其实,不是枫林,而是,柿树林。柿树在秋天,叶子一经霜打,红如血染,是河东的奇观。

峨嵋岭上,遍山遍塬,都是柿子树。峨嵋岭上的柿子,有种奇功,那就是,可用来酿酒——不是普通的酒,而是,花儿酒。什么叫花儿酒?你看,提壶把盏,细细地,斟满酒杯,盏中心,慢慢开出一簇酒花,花花相随,走马一般排着队,沿一线齐齐滚向杯缘,碰壁即灭,这叫“走马花”,那就是说,这酒,只有30度。若是那酒花,沿杯盏口,密匝匝,排满一圈,那就叫“满扣花”,就是说,这酒,要烈一些,差不多40度。倘若是,花堆花,层层叠叠,满盏花堆成一个花绣球,也有个名字,叫“楼上楼”,那这酒,就足足有55度!——这就叫做“对花鉴酒”,可说是,河东一绝。

酿造这花儿酒,是一门独门绝技。那手艺和秘笈,相传,是秘不示人的,代代一脉单传,传媳不传女。听来,就像一个武侠的故事了。那酿酒的原料,还必得是,峨嵋岭上,霜降之后的空心柿,这种空心柿酿出的酒,会拉丝,是“花儿酒”中的极品。

说来,这花儿酒也是酒之一祖呢,可见其古老。它幽柔醇香,回味绵长,最妙的是,一口下肚,浑身的血脉,就像被疏浚的河道,流得分外通畅:是能用来做药引的,“引百药以入十二经”。若身上有跌打损伤,它还有外用的奇效,一搽即好。总之是一宗宝啊。

后来,有一个叫杨深秀的读书人,把这花儿酒,带到了京城。这杨深秀,正是峨嵋岭人,他携带着峨嵋古酿,每每自乡返京,必设宴招饮,款待同侪。谭嗣同一定是饮过这酒了,杨锐林旭刘光弟一定是饮过这酒了。或许,康有为梁启超也饮过这佳酿呢!他们灯下把盏,盏中,走马花、满扣花、楼上楼,千万朵花儿滚着绣球,他们开怀畅饮,锦口绣心,商谈着变法的大计,何其快哉!

还有光绪皇帝想来也是饮过这美酒的。皇帝和他的红颜知己,对花鉴酒,分享着这琼浆中的奇观。那红颜知己,在月下焚香奠酒祝祷,不是这样唱吗:“愿圣明天子福寿高,雨露承恩同偕老。”想来那杯中的酒,也是这花儿酒呢!满盏的酒花,就如同盛开的心事,用来祈天,真是再合适不过。这一对天真的男女,在心中有着怎样美好的憧憬啊——只不过,那憧憬比这杯中的走马花,破灭得还要快:随着六君子人头落地,花儿酒从此就在北京城绝迹了。

星移斗转,又过了许多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开进了峨嵋岭,开进了大旱塬。要说这小鬼子,还真是识宝呢。他们一下子,就被这峨嵋古酿吸引住了,那“对花鉴酒”的奇观,简直让他们看傻了眼。他们连连喊着,神奇呀,神奇呀,要——西!他们当然不是喊叫一番赞美一番就算了,他们要这绝技!第二年,柿子挂果了,丰收在望,酿酒的节令,就要到了,他们“请”来了,塬上最好的酿酒师傅,他们的人马,驻进了,有最好酒窖的村庄,就等着,收获的日子,采撷的日子了。他们的人,侵略者,已经按捺不住兴奋,嘴里咿咿呜呜的,唱起他们家乡庆丰收的歌谣来了。

忽然地,有一天,半夜里,刮起了大风。那一场大风啊,惊天动地,自古以来,这塬上,还从没有谁见过,秋天刮这样凶猛的风呢!只听见,满山满塬的树们,千棵万棵柿子树,在风中,呜呜地,吼了一夜,喊了一夜,狂哭了一夜。到早晨,人们爬起来,只见峨嵋岭,再没有一棵树上挂果了!这河东最大的旱塬之上,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万众一心地,坠落了它们的果实,它们十月怀胎孕育的孩子。一夜间,坠落的红柿,让峨嵋岭,变成了一片血海。事情还不算完呢,接下来,突如其来地,起了大雾,蓝色的大雾,铺天盖地,一下子,把峨嵋岭,给吞没了。这一下,白天变成了黑夜,黑夜比地狱还黑,人们伸出巴掌,连自己的五指都看不见了!十村八村的狗,惊得汪汪乱咬,还以为,天狗吞了月亮和日头,鸡也乱了方寸,大半夜打鸣报晓。这一场大雾,三天三夜不散,到第四天,天开了,出了太阳,太阳照见了,一个最惨烈悲壮的旱塬,只见,遍地坠落的红柿,无一例外,全部,烂了柿蒂,它们无一例外地在大雾中开膛剖腹自戕而死,它们万众一心自戕而死。峨嵋岭上,方圆几百里,横尸遍野,密匝匝,睡了一地的英灵。

鬼子酿酒的计划,就这么,成为泡影。

这就是,我们的河东,我们的宝地啊。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差不多,五千年前,有一天,一个人,来到这旱塬深处,举目四望,只见,四野一片浩瀚的黄土,两条大河,黄河与汾水,莽莽苍苍地,在这黄土的怀抱中,交汇。这里的地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诡谲、奇异和神秘,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女人的私处。这旱塬,大地,厚土,在这里,毫不遮掩地,向着天宇,袒露出了自己最隐秘最神圣最蓬勃的私处。这个人被震撼了,他为这袒露感动,为大地这母亲般的袒露感动。他不能自已,他知道这是天地的大恩、大美和大善,他还知道这是一个启示和预言!他扫地为坛,撮土为香,敬畏地,感激地,跪下来,对着这一片后土,长拜不起。从此,人们就把这里,称作是,汾阴,脽——大地的私处,也称作是,轩辕氏轩辕黄帝扫地为坛处。

过了许多年,差不多,两干多年后,又有一个人,来到了这里。这个人乘船而来,溯黄河,入汾河,来祭祀后土。那一天,汾河之上,万船竞发,箫歌齐鸣,秋风浩荡。船夫们齐声高唱着欢快的棹歌,雁阵则从他们头上飞过。这个人,他弃船登岸,来到了汾睢之上,当年,轩辕皇帝扫地祭坛处,如今已是一座壮观的祠堂。他登上后土祠,极目远望,两千年岁月,如风而过,忽然百感交集。禁不住,他放声吟唱起来: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这个叫刘彻的人,汉武大帝,那一刻,不再是一个君临天下的天子,而成了一个感时伤怀,领会着生命悲情的诗人,你听他唱道: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就这么,一首千古绝唱,《秋风辞》,在这广袤的旱塬之上,大地蓬勃的私处,诞生了。应运而生的,还有一座恢弘的建筑,秋风楼。

又过了许多年,差不多,又是两千年后,大先生来了。大先生登上了秋风楼。那一年,1939年,省城沦陷了,大先生在省城沦陷时携家小逃出了那座亡城,回到家乡峨嵋岭避难。谁想,没多久,家乡也沦入铁蹄。大先生的声名,不知怎么,连日本人也知道了,他们竟让大先生出任伪县长!他们搬来了一个又一个说客,说客们踏破了大先生家门槛。这一日,又有说客登门,大先生不等那说客开口,就说,正要趁霜晴去登秋风楼。说客不知大先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嘴里说着“好兴致啊”,一边就随了大先生,和二三友人,朝那秋风楼出发。说来,这秋风楼早已不是那秋风楼,这后土祠也早已不是那后土祠,由于河水泛滥、冲刷、改道,它们几次落架迁建,最终,落脚在了这叫做“庙前村”的村庄。可这又有什么关系?那巍峨的秋风楼,仍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屹立着呢。这一日,大先生焚三炷香,先拜了后土祠,又一级一级,攀了九九八十一级阶梯,登上了,秋风楼。立刻,黄河来在了眼底,汾河来在了眼底,广袤的黄土旱塬,来在了眼底。秋风浩荡,千万棵柿子树,坠落了果实,只剩下,霜打过的柿树叶,红如血海,也来在了眼底。大先生吁出一口长气,对那说客说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知道,华夏大地之睢,轩辕皇帝祭祀后土的地方!这里,就连树,也知廉耻,不敢数典忘祖,你说,我莫非还不如一棵树?”

说客目瞪口呆。

大先生又说:

“这秋风楼有多高?你可知道?我告诉你,它楼高33米,11丈,人若从这楼上跳下去,想来神仙也救不活他!——今天,大不了,我从这儿朝下一跳!也学学,咱峨嵋岭上那些有情有义的柿子——”

说罢,大先生纵身一跃,被同来的友人拦腰死死抱住了。

说客吓跑了。

第二天,说客带着日本人,冲进了大先生的村庄,包围了大先生的家,却扑了一个空。大先生一家,人去屋空,只剩下一条看门狗,冲着那侵略者,汪汪乱咬。日本人里里外外,搜了一个遍,捣了水缸,砸了面缸,摔了酒坛,毁了锅灶,最后,掏出枪来,一枪撂倒了狂吠不已的大黑狗。

大先生一家人,逃进了中条山里。那里是大先生妻子的娘家,当然,是现在的妻子。

五、大萍,还有山中岁月

起初,谁也不敢在大先生面前,提“续弦”这档子事。他明显地老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一头墨染似的乌发中有了星星点点的银针。夜里,常听到他咳嗽,吭吭地,声音很空,在寂静中传得很远,有一种,让人不忍的哀痛。当然,在白天,他仍然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大先生”,重创和耻辱,最深刻的羞辱,没有改变他端正肃穆的夫子仪态。

四个儿女,最小的,只有两岁,还不懂事,时不时地,会迸出一句,“妈妈呢?”除了这个幼儿,再没有谁,在大先生面前,提起过这个女人。那孩子出麻疹是半年后的事,不想,竟把他奶妈给染上了,原来那乡下女人没出过疹子。大先生只好从家乡接来了自己年迈的姑母帮忙照料,那时,大先生的母亲也已经过世三年多了。姑母想,若是等自己再一死,这世上,就再没有谁,能主大先生的事,也再没有谁,心疼这个男人。姑母这样想着,心如刀绞,她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从家乡,为大先生,接来了一个女人,大萍。

这大萍,一切都和从前的那女人反着来。从前那女人,是女秀才,女先生,这大萍,没上过学,没念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从前那女人,巴掌大的小脸,杨柳细腰,这大萍,却是脸若银盆,肥臀粗腰,墩墩厚厚,磨盘一样撼她不动。大先生哭笑不得,可这大萍,二话不说,进门来,先抱起了大病中的孩子,把这没娘的幼儿,裹在她肥厚温软的怀中,眼里全是怜惜的神情。这一下,把大先生要说的话,堵了回去。

那句拒绝的话,从此,再没有说出口,一辈子。

起初,这女人,大先生视而不见,只当她是没有。她出来进去,清早,用铜盆端来洗脸水,晚上,则是端来洗脚水。大先生在书房里看书,不管逗留到多晚,回到卧房,那一盆洗脚水,就悉心悉意地等在那里了,并且,总是冒着热气。炕上早已铺好了被褥,汤婆子埋在棉被里,鼓鼓的,像孕妇的肚子。而几上,则是一壶热茶,那茶壶,套着保温的棉套,像穿了棉袄一样。棉套是用那种家织土布做的,红红的小格子,很拙,很亮,看着就让人一暖,是大先生家乡的风格。

渐渐地,这女人的气息,就无处不在了。先是三岁的凌天,有一天,突然穿上了虎头鞋,戴上了虎头帽,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把他写着“王”字、花红柳绿又拙又憨的老虎脚,伸给每一个人看。这只活生生的小老虎,在院子里,一晃,就晃了一个冬天。再后来,全家人,都换上了家做的棉窝或是俗名“踢倒山”的布鞋,干层底,刷了桐油。每一双鞋里,还都垫着花红柳绿的鞋垫,上面绣着,富贵牡丹、喜鹊登梅、月宫折桂,还有,万字不到头。餐桌上,常常会冒出一盘花馍,盘成各种花样,点着红绿的颜色,嵌着甜香的大红枣,这也是大先生家乡的面食。还有一碟红油辣椒,他们叫,油酥辣子的,喷香红亮的一小碟,是三餐都少不了的,用来夹热馍吃,那也是,大先生家乡最正宗的口味。这大萍,浑然不觉,却把这个家,这个宅院,用悉心悉意的日子,填成了实心。

腊月里,雪一场接一场,屋檐下的冰凌,挂了有一尺多长,耳朵都快要冻掉了。可是屋子里,却是暖洋洋的。炉中的炭火,烧得毕剥响,上面坐着铜壶。酒枣开了封,漤好的柿子,也开了封。那酒枣,是她秋天里一颗一颗挑选出来的,每一颗,都端正漂亮。柿子则是她一层一层码在坛子里,码一层,中间放一个苹果。酒枣和柿子,都用白麻纸,严严地,封起来。如今开了封,满屋子,酒香、枣香,还有那一股温软奇特的果香,扑面而来,氤氲着,是专用来填那些还没填满的空隙的。酒枣和柿子,盛在大盘子里,摆上了大先生书房窗下条案上,人一撩门帘,走进来,熏风扑面。大先生一阵怅然,一阵心痛:从前,这个节令,那条案上,供的是腊梅,或是,水仙。他望着这些朴素的、红火的、实打实的果实,眼圈红了。

这一晚,她端来了洗脚水,转身离去时,大先生伸手拽住了她的胳膊。

“你不嫌我?”大先生开口说。

她鼻子一酸,石头终于说话了,铁树终于开花了。泪光慢慢蒙住了她的眼睛,她问道:

“嫌你啥?”

“老。”大先生哑着嗓子回答。

她摇头,眼泪流下来,她回身伸手抹了一把。这回身低头抹泪的动作,让大先生,心头一恸。傻女人哪!他怜惜地想,他知道他一辈子会对这女人好。

那一晚,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时辰。外面,鞭炮声响成了一片,噼噼啪啪,十分嚣张热闹,是个喜庆的日子。

现在,这一家人,都来在了大萍的娘家。那是个小山村,窝在中条山里,山根下面。那山,可是座宝山,埋藏着各种有色金属,铜、铝、矾土,还有别的什么。那里,满山都生长着药材,黄芪、川芎、菖蒲。春天,惊蛰一过,采菖蒲的人就进了山。有经验有运气的采药人,甚至,还能挖到冬虫夏草。核桃也是那里的一宝,还有柿子树。冬天,第一场雪后,山洼里,或是,向阳的山坡上,柿子树的大叶子,竟然还未落尽,白雪一映,真是精神,就像,最红的玛瑙,美不胜收,人看了,就觉得抖擞和感动。

这山中的岁月,在大先生,是避世,在大萍,则是如鱼得水。她扶起磨杠推磨,拿起梭子织布,抄起扁担挑水,进山挖药,下地开荒,没有她不会的。男工女佣,到这时,已星散而去,只剩下,做饭的孙大两口子还忠心耿耿跟随着他们。山根下,几孔土窑,一个大院子,安置了这一家人。院子空荡荡的,来年开春,大萍就一镢一镐地开垦出来,撒下菜籽,捉来鸡娃,养了奶羊,是一户过日子的农家了。到夏天,南瓜开了花,茄子扁豆爬上架,也开了花,黄的黄,紫的紫,大朵小朵,竟也是姹紫嫣红蜂飞蝶舞的气象。大先生挥毫写下了几个字:竹篱茅舍自甘心。没有宣纸,就写在糊窗户的白棉纸上,算是明智,其实是,满心的不甘,不甘心也没办法的事。

这一年,凌香16岁了,高中还没有毕业。大弟凌寒也将满15,两个人,都失学在家。夏天就快过去的时候,一天,有一个人,辗转地,从西安,来到了这山村里,要把凌寒带出去读书。这个人,当然也是大先生的学生,冒了风险才来到这里。本来,说好了,是只带凌寒一个人出去的,可是事到临头,谁也没想到,突然冒出了个挡道的凌香。

“带上我。”凌香说。

凌香说话,从来不会疾言厉色,可是却说一不二,掷地有声。一家人,除了大先生,人人都很有点怕她。其实,就连大先生,对这个长女,也是心存顾忌的,还有着,难以言说的心疼。她孤僻,冷漠,不爱说话,独往独来,和这家里的人,似乎,谁也不亲。大先生其实是知道那原因的,正因为知道,所以,尤其没有办法。一来二去,弄得大先生独自和这孩子面对时,就总有些小心翼翼,总有些局促和不自然。

兵荒马乱,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总归是不放心的,何况,眼下家里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一下子,供两个人出去念书,哪里是件容易的事?大先生犯愁了,踌躇再三,说出两个字,“再说。”凌香听了,久久不语,忽然“扑通”一声,跪下了。这一跪,让大先生,悲从中来,万箭钻心一般。他从这孩子脸上、眼睛里,分明看到的,是另一个人的神情,是另一个人的复活。这一跪,是悬崖绝壁前的摊牌,是生死的摊牌,不容分说,决绝,大义凛然。

第二天,来人从山里带走的,就不只是凌寒一个人了,还有凌香。凌香走出去很远,一直不敢回头,她知道父亲就在村口那棵柿子树下站着,一头灰苍苍的头发,她怕他看见自己眼里的泪水。

六、告诉你一句话

但是,凌香是必然要走的。她一直、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从八岁的某一天起就一直等待着这一天,这是一个不能更改的命运,也是一个召唤。

她来到西安,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插进了高三年级,吃住自然都在学校,就这样,做了一名流亡的学生。读书在她,从来不算一件困难的事,许多隐秘的快乐是别人体会不到的。日子自然是苦的,流离失所怎么会不苦?可流亡学生千千万万,又不是她一个。她是很能吃苦的呢,这一点,连她自己原先也不知道!从家里带来的一点点钱,她花得十分、十分仔细,花每一分钱都让她又心疼又愧疚。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开始给报纸投稿,再后来,竟在一家报纸开辟了一个小专栏,“流亡学生日记”,写那些,沦陷区的所见所闻。这一来,就有了一点小小的收入,虽然不多,可是积攒起来,也是能派大用场的。

父亲的学生,能托付子女的学生,自然,不会是泛泛之交。她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一天,当这学生来学校探望她时,她忽然单刀直入地发难了,她说:

“你有我妈的消息吗?”

“妈”这个字,这个字眼儿,已经许多年,没有出口了。这个字,梗在喉头,堵在心口,吐不出,也咽不下。她从来没有管大萍叫过“妈”,尽管,她知道,大萍其实是当得起“妈”这个称呼的。有一年,她得伤寒,高烧不退,大萍在她身边,衣不解带地守了她七天七夜!她弄脏的内衣裤都是大萍亲手帮她洗净的。病中,大萍那张铜盆大脸,俯下来,热烘烘,带着身体的善意,贴近她的时候,一股一股的热浪,在她身子里汹涌着,让她眼热鼻酸。可是,她还是叫不出那个字,那个要命的字,那个字,若一出口,她就彻底崩塌了。

父亲的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孩子,她会给他出这样一个大难题。他大惊失色,张口结舌,支吾着乱摇头。可是这16岁的姑娘,脸上有一种让他害怕的表情,豁出去的烈士的表情,还有着,黑洞似的绝望。他心里不禁一动,拿谎言搪塞这孩子是残忍的啊,他想,于是,他回答:

“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有好几年了。”

“那,最后得到她的消息,她在哪里?”

“汉口。”

汉口,她想,咽了一下口水。并不算远,不在天边,也不在海角。她的神情,让父亲的学生,深感不安。父亲的学生说:

“不过她现在肯定不在汉口了。席方平,哦,他最后一封信上说,他们——”他停顿了一下,“他们就要出国了。”

出国!凌香闭了下眼睛,浑身冰冷,就像,周身的血脉,都被冰封住了,凝结成了剔透的树挂。她攥着的拳头,也冻成了冰坨,两条腿,则成了冰柱。父亲的学生,以为她会掉泪,会哭,可是没有。慢慢慢慢她缓过来,活过来,有了血色和人气,她说:

“谢谢你。”

父亲的学生,暗自松出一口长气,以为这事,就算是过去了。不想,几天后,她忽然找上了家门。她单刀直入,劈头就问:

“你有没有,张君的地址?”

他又是一惊,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得知了“张君”这至关重要的名字?不等他措词,她穷追不舍地又是一句:

“张君是在汉口吧?当年,他们去汉口,就是投奔张君,是不是?”

他一步步地,被逼进了死角,没了退路。她虎视眈眈,横在前面,就仿佛,猎人和猎物,狭路相逢。他摇摇头,对她说:

“你让我想想。”

三天后,父亲的学生,给了她需要的东西:张君的地址。他想了三天三夜,才作出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妥协的决定。父亲的学生这样想,假如,不给她指一条明路,谁知道这孩子一个人还要怎样瞎闯瞎撞?这孩子,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是那种,明知是火坑也要跳的人。他很透彻地看清了这点,也看清了,那潜在的更大的危险。还有,还有,那就是,这孩子她太叫人不忍,她盲人骑瞎马似的奋不顾身,她从小小年纪起一天一天积攒起的思念与痛苦,让他不忍。他对这孩子说:

“你要记住,是你,让我做了背叛先生的事。”

一个月后,这孩子她上路了。得到张君回信的第二天,她就刻不容缓地出发。她给父亲的学生,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大恩大德,此生不忘。其时,距离考试和寒假,只有一个月了。可这孩子一天都不能再等,她等了八年,等了三千天,耗尽了她的耐心,谁知道,这一月内,这三十个白昼和黑夜,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这孩子她从小就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她不信任——时间。

现在,她的目的地是确凿的:四川、重庆、青木关,剩下的就一片茫然了。她怀揣着可怜的一点盘缠,一点干粮,踏上了一辆长途汽车。她只知道那车是朝南,开往石泉的。朝南,总归不会错,四川不就在陕西的南边吗?那车,拥挤不堪,走走停停,公路十分糟糕,又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出了许许多多的弹坑,她坐在后座,无数次,被抛起来,头碰到了车皮,浑身的骨头,颠散了架。可是这一晚,他们的车,并没有预期抵达石泉,而是只停在了宁陕。一车旅客,下来打尖,人家都去了羊肉泡馍馆,她没有,只在一家茶摊上,要了一大碗白开水,泡自家带的馍吃。

生平第一次,她一个人,独自坐在夜行的汽车上。四周黑如深渊,只车灯的光束,移动着,像黑夜划开的伤口。车厢里,起着鼾声,可她睡不着。她没有丝毫睡意。她大睁着眼睛,望着漆黑的陌生的窗外。她心里一阵一阵地恐惧,害怕,不知道这么走下去,能不能真的到达她要去的地方?重庆,青木关,在这无边的深渊似的黑暗里,这名字给人无限虚幻和缥缈的感觉,极端不真实,仿佛那是,天国的某个地方,天国的车站。她听到某种清脆的琳琅的响声,一阵又一阵,原来,那是她自己牙齿在打战。

汽车在黎明时分抵达石泉。小镇还昏睡着,空气清新而凛冽,那是田野、牛粪,还有河流的气味,人间的气味。小小一条镇街,由于这笨拙的汽车与一车人的到达,竟有了一点喧腾。勇气就是在这时又回到了凌香身上,她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她想,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况一个青木关?

再往前,朝西。应该就是汉中了。可据说公路被炸毁了,不再通汽车。凌香就是在这里等车子时遇到了几个东北流亡学生,那几个学生,也是要去重庆的。凌香从此就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先是乘马车,后来又乘驴车,再后来,步行,一段段、一里里、一步步地,接近着巴山蜀水。总算,汉中到了,很庆幸地,他们在汉中,搭上了开往广元的大卡车,广元,那里已经是四川的地面了。在广元,他们乘上了船。

船,在嘉陵江上航行,顺流而下。是一条大木船,八个船夫扳桨,一个老大掌舵,还有个烧饭的船娘。船客除了他们这几个流亡学生,就只有两个商人,一个教书先生。船本是载货的,载人,算是夹带。这一路行来,他们餐风露宿,可说是吃尽了苦头,一天吃不上一餐饭的时候也是有的,在破庙里、在人家的牛圈里、在山洞中过夜更是家常便饭。如今,这船,在他们眼中,竟有了诺亚方舟的意味,救世的意味。竹篷子船舱,虽然矮,可是安全,就像窑洞的穹顶;两边长长的木板铺,平平坦坦,是世上最舒坦的炕;船娘烧出的糙米饭、辣子笋干,是人间最美的美味。甲板上,扳桨的船夫,哟——嗬,哟——嗬,齐声喊着的号子,那也是,和平世界的声音。凌香舒展身板躺在舱里,在这和平的、又痛苦又欢乐的号子声里,睡熟了。

醒来时,舱里很静,很暗,有一会儿她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很茫然,船身摇荡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摇篮,一个久违的摇篮。摇它的那双手啊!她觉得一阵迷糊,像做梦。就在这时她听到了舱外的人声,真切的人声,原来流亡学生们都在甲板上呢,大家都在甲板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个男声颤巍巍地唱起来。“江”这个字,让她想起了自己身在何方:平生第一次,她来在了一条大江上,哟——嗬,哟——嗬的号子,那是川江上的号子,那是蜀天蜀地的声音!她静静地听,听,热泪涌出了眼睛,哭了。

傍晚,船泊剑阁,船老大望着天边的晚霞,说,“好天气啊,顺风顺水!”

真的是顺风顺水。三天后,船就抵达了合川。刚好,一队敌人的飞机,从江面上飞过,是要去轰炸重庆的,顺便,朝江心投下几枚炸弹。江面开了花,有一枚,炸中了他们的船尾。船被巨浪掀翻了,一船人,八个船工、船老大和船娘、商人、教书先生,还有历尽艰辛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流亡学生,全部,葬身江底。

只救上来一个人,凌香。

合川过去,是北碚,北碚过去,就是重庆,在重庆与北碚之间,有一个小镇叫青木关。青木关有一片竹林,竹林外有几间草屋,草屋里住着一户最普通的逃难的人家,男人教书,女人也教书。

这一天,黄昏时分,女先生在灶火旁,正料理着晚饭。从旁边屋子里,不停地传来男先生阵阵咳嗽的声音,“空空”的,是害着肺病的人的咳嗽。一群孩子,在竹林外一小片空场地上,抽着木陀螺。冬天的太阳,早早地,沉进江里去了,江水变成了一条奔腾的血河。有人从江那边走来了,跛着腿,衣衫褴褛,沿着石头台阶,一级级地,朝坡上爬,慢慢地,露出了黑黑的头顶、脸、半个身子、腿和脚,来在了空场上,竹林外空场上。那一群玩耍的孩子,瞪大了眼睛,瞧着这个不速之客。客人问了孩子们一句什么,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转身,朝屋里跑,嘴里喊着:

“妈,妈!有个要饭的找你!”

女先生闻声出来了,从茅屋里,钻出来,蓬着头,青菜叶沾在手上,一身的柴烟味。起初她没有认出来人,说,“谁呀?”突然间她的嘴张大了,人就像钉在了地上,她的脸和手,一下子,变得雪白,浑身的血,仿佛,被什么东西,刹那间吸光了,她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苍白透明的惊叹号!只见来人,一步步地,跛着,朝她走来,走在和她近在咫尺的对面,来人说:

“你说过,永远也不会丢下我,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话——我来,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

说完,她调头而去。

“凌香!宝——”女先生,梅巧,大喊一声,倒在地上。

七、传奇的结局

入冬以来,席方平就一直咳嗽不止。梅巧想为他生一个火盆,却没有钱买木炭——木炭的价钱比黄金还要贵!梅巧就把厚厚的草纸烤热了,一层层,给他敷在脊背上,又把橘子在火上烤熟了,上面滴一滴麻油,让他每天空腹吃下去。她还用梨煮水,用白萝卜熬粥,总之,她把她知道的那些民间偏方验方,一一都试过了,可是那咳嗽的趋势仍旧是愈演愈烈。

夜晚,他咳嗽得最剧烈的时候,她就把他抱在怀里,就像抱一个孩子。

“好一点不?”她总是这样问。

“好多了。”他总是这样回答。

他在她温暖的怀里,那让他更加软弱。他们常常相拥着到天亮。有时,他会说,“要是能睡在一盘暖炕上,该多舒服啊。”她就把他抱得更紧一些,说,“是啊,南方哪儿都好,就这一样不好。”她知道,他心里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话,他也知道,她知道。

他们都躲避着一个字眼儿,一个事实,那就是,结核,或者说,肺痨。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遭遇了它,遭遇了这瘟神。他们彼此在对方面前掩藏着内心巨大的恐惧。失眠的夜晚,他们躺在南方阴冷潮湿的草房里谈论的,永远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关于北方的小事,比如,小米粥,比如,冬天的烘柿子,比如,一碗热腾腾的“头脑”,那是家乡冬季早晨最美的美食。他“空空”的剧烈的咳嗽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导到她身上,让她害怕得发抖。她只有把他抱得更紧,她想,一遍一遍地想,上帝,这是我的,我唯一的,你不能把他夺去……

有一夜他突然讲起了他亡母的一件小事。他说,他们家乡河东有一个习俗,婚后的女人,要送丈夫一件信物,一件绣品,类似荷包的一只小口袋,可却并不是普通的荷包,不装钱,不装烟,而是——牙袋!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人老了,掉牙了,满口的牙,一颗一颗地脱落,那口袋,就是装这落牙的。一颗一颗的落牙,装进这小荷包里,到最后的时刻,是要携带在身上,一颗也不能少,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这样的荷包,牙袋,女人要绣两只,绣一对,一只给丈夫,一只给自己,那意思就是,白头偕老,那是对“白头偕老”的郑重承诺。

“我娘身上,就贴身系着一只牙荷包,牙袋,红绸子地,绣着鸳鸯。另一只,让我爹带走了,只不过,我爹的那只荷包,里面是空的——他没活到掉牙的年纪,就撇下我们去了,他辜负了那只牙袋……”

他搂着梅巧,他的女人,这么说。她浆果一样成熟的、温暖的、经血旺盛的身体,让他无限依恋和难舍。他把脸紧紧贴在她的脸上,突然地,哭了。

一周后,他的枕边,多了一样东西,一件绣品,小小的,红布做地,勾着牙边,上面绣了两只五彩的鸳鸯:最俗、最艳的图案,可却绣得,风生水起,惊心动魄,针针见血。另一只,同样的两只让人惊心的鸳鸯,攥在梅巧的手里,梅巧俯下身来,黑森森的眼睛,对了他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

“席方平,你听好了,你,是不能辜负这只牙荷包的啊!”

梅巧说完这话,眼泪就滚了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以传奇开始,却没有一个传奇的结局。两个心高万丈生死相随的有为青年最终落在了生活艰辛的窘境之中。不是所有的浪漫出逃,最终,都会在巴黎的塞纳河边、伦敦的老街区,或是上野的樱花树下,戏剧性地落脚。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这世上,又多了一对贫贱夫妻而已。

其实,在凌香看到梅巧的最初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看到她从茅屋里,烟熏火燎地钻出来,蓬着头发,穿打补丁的衣服,手上沾着菜叶的那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或者说,更早,在她乘坐的木船被炸沉,整整一船人,葬身水底,那和她一路行来已情同手足的流亡学生们,那和她一样年轻一样茁壮健康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的那一时刻,她就原谅她了。可她还是说了那句话,那句话,哽在喉头,坠在心头,是必须要说的。说完了,她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善良温情柔软的孩子,一个悲天悯人的孩子。

八、饥荒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饥荒年。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也许,除了北京和上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晃,头脸都显得很大。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发明了一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37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12,一个10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力量。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收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着一些吃食,乘30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大先生解放后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是一栋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1960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拯救的意思在了。

大先生四个儿女,如今,天南地北,全不在身边,只有凌香一人离得最近。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一天之前,前好几天,大先生和大萍就开始为这节日作准备了。大萍挎着篮子去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买凭票证供给的宝贵的东西:粮、油、一点点肉、蛋之类,大先生则去排另外的队,去买更加宝贵的高价白糖、糕点,还有,好一些牌子的香烟等珍稀物品。像大先生这样的人士,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不多,大先生都攒着,是要将这好钢用在刀刃上。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晾好了,一个个,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

凌香从来都是吃罢午饭就告辞,大先生和大萍,也从不多留她。那些糕点、白糖,一样样地,全让大萍塞进了她的提包里。永远是,她带来的少,带走的太多、太多。若她推辞,大先生就生气,说,“又不是给你的,带回去,给明明亮亮吃。”

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还有一条烟,这烟,总是由大先生亲手拿出来,沉默不语地,给她塞到提包里。

是啊,大前门或者凤凰,总不能再拿明明和亮亮做幌子了。凌香的丈夫,也是从不抽烟的,这烟,就显得很没头没脑和突兀。凌香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她拎着大包小包出门去,走出好远,回头看,大萍搀着大先生,还在那门前站着,朝她这边望呢。

现在,现在,凌香该到她的第二站了,30公里外的省城。

20世纪50年代初叶,席方平和梅巧,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回到了这里,这个悲情城市。

他们回到北方,当然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席方平再也不能承受南方阴冷潮湿的冬季。所以,当他终于接受了家乡省城一所中学的聘书时,他想,他这是向自己的青春缴械了。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数学,梅巧也一样,仍旧是,教小学,做孩子王。他们的家,就安在离那所中学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租住了人家两间东屋。自己动手,搭建了小厨房。这一住,就是十年,他们的女儿,从这四合院里,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一下子,被分配到了甘肃,支边去了。

饥荒到来了,让人措手不及。前两年,还红红火火闹大食堂呢,吃饭不要钱,仿佛到了共产主义。可饥荒一下子就来了,说来就来了。要说,梅巧其实是很会过日子的,很会精打细算,可任凭她再会过日子,也没办法让一日三餐都吃饱肚子了,再精打细算,也调度不开那有限的、可怜的三五斤细粮,以及每人每月的二两棉籽油了。还在三年前,由于肺病的缘故,席方平就病休在家,吃了劳保,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实在是有限,买高价粮的钱都捉襟见肘,何况营养品?梅巧就把所有的细粮省下来,给席方平吃,自己吃掺干菜、掺糠的窝窝,把油省下来,给席方平炒菜,自己吃腌制的酸菜、咸菜。逢年过节那区区一斤肉,则是买来肥膘,炼成猪油,油渣做馅,配上萝卜白菜,给席方平蒸包子。

“你呢?你怎么不吃?”席方平端起饭碗疑惑地问她。

她抽着一支劣质的香烟,最便宜的白皮烟,这是她从年轻时就染上的嗜好,也是从前的日子留在她身上的唯一遗迹。她深深地吸一口烟,回答说,“你先吃,我还赶着判作业呢。”要不就是说,“刚才包子出笼,我趁热先吃过了。”席方平不相信,审问地,盯着她的脸,她面不改色,说,“你看你这个人,就这点讨厌,婆婆妈妈,我现在饭量大,饿不到时候嘛。”她还说,“这些日子我比从前能吃多了,都吃胖了。”

她的脸,真的是胖了,明光光的,晃人眼。席方平知道,那是——浮肿。

他愤怒了,他说,“梅巧,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当我瞎了眼呀!”

梅巧的脸,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严肃,她盯住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她说,“我身体好,吃什么,都抗得住。你不行,没有营养,你活不了几天!你听好了,我不让你把我扔到半路上,那样我也活不了——你要救你自己,救我!所以,你必须闭上眼,狠下心,吃!”

她恶狠狠地、一字千钧地,说出那个“吃”字,眼圈红了。

有一天,凌香来省城参加一个会议。晚饭后,会议上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她就到梅巧家去了。说来,这些年来,凌香姐妹兄弟四人,只有她一个,和梅巧保持着联络。凌寒、凌霜、凌天,对梅巧,就当世界上没她这个人。只有凌香,月月给梅巧写信,寄一些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宽裕的。有时,去省城出差或开会,就到她那里去看一看。当然,从没有过夜留宿过,因为有席方平在,毕竟,是很不方便的。席方平一直让凌香感到局促和为难,不知道拿这人怎么办。这一生,凌香只听到父亲提到过一次“席方平”这名字。那还是很多年前,除夕夜,全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那一晚,大先生喝了酒,喝醉了,他忽然用筷子指点着大家,没头没脑冒出一句:

“你们要记住,记好了,席——方——平,这个人,是咱们全家人的仇敌!”

那时,凌寒、凌霜、凌天,全都回过头来,同仇敌忾地,瞧着大姐,他们的眼睛在说,你听听,你听听,你居然认贼作父!他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凌香和梅巧来往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凌香舍不下梅巧。这让他们不愉快,觉得这人背叛了全家,背叛了父亲。他们是将“梅巧”和“席方平”合而为一了。不过凌香这个人谁又能拿她怎么样?不是就连日本鬼子的炸弹也没能把她“怎么样”吗?凌香没有生气,只是,很意外,这么多年了呀!她以为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已经“过去”了,可原来并没有——过去。

她很惊讶。

这一天,凌香从会议上出来去看梅巧,进了那日益拥挤混乱的四合院,一看,梅巧家厨房里亮着一盏昏灯,就进去了。一推门,就看到,梅巧正坐在灶台边小板凳上,吃着一个——糠窝窝。听到动静,梅巧一仰脸,凌香吓一跳,那张脸肿得,就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凌香呆了半晌,走上去,从梅巧手里,夺过那黑糊糊团不成团的东西,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

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卸空的,现在则是,卸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生家,她待得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起初,她不知道怎样跟大先生解释,她想了一些笨拙的理由作为提前告辞的借口,比如,明明不舒服,要不就是,亮亮不舒服,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什么事。这样说的时候,她从不去看大先生的眼睛。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找任何借口了:那一天,大先生把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塞进了她提包里。她如雷贯顶,知道了,大先生,父亲,心里是明镜高悬的啊。

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荒的年代,饥饿的年代,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才尤其地不安、难过。

她逼迫梅巧,当着她面,一个一个地,吃下她带去的饺子。她像阎罗王一样不留情面地逼迫着她,吃下一饭盒,一个不许剩。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她能为白发苍苍的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

九、心爱的树

三年的饥荒过去了。更大的灾难,还没有到来。一段和平的丰衣足食的日子来临了。那每月一次的探望,仍旧继续着,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到了那一天,梅巧也能张罗着为凌香包饺子弄吃的东西了。

梅巧的饺子,是另一种风格,很细巧,精致,像她这个人。凌香一边吃一边称赞,梅巧坐她对面,抽着香烟,说:

“你包的饺子,也很香啊,就是样子笨了点。”

“那是大萍包的。”凌香脱口说。

梅巧怔了一怔。香烟在她指间,缭绕着。许久她笑了一声,说,“你父亲,还那样吗?”

“哪样?”

“古板,霸道,不通情理,狭隘,脏,留那么长的黑指甲,吃饭吧唧嘴。”

凌香放下了筷子,狠狠地,严厉地,盯着梅巧——父亲从前的妻子,说道:

“我从来,几十年来,没从我父亲,我爸爸嘴里,听到说你一个‘不’字,几十年来,他没说过你一个不好——”

“他嘴里不说,心里可是在诅咒我!”梅巧打断了凌香的话,“他在心里,一天要咒我八十遍!他亲口跟我说过,他说,梅巧,你这么背叛我,你这么走了,我一天咒你八十遍——”她哽了一下,眼圈红了,长长一截烟灰,噗地落下来,落在饭桌上,她背过了脸,“你爸爸,他还好吧?”她声音变得伤感,温存。

“好。”凌香回答。

他并不好。凌香却一点不知道。儿女们,他谁也没告诉。他怀里揣了一张前列腺癌的诊断书,医生让他住院,开刀,他不。他从不相信西医的刀和剪,不相信现代医学的神话。他确实是个古板的人。他在一个老中医也是他的老朋友那里接受治疗,老朋友给他开出一剂剂汤药,丸药,他勤勉地、恭敬地吃下去,老朋友说,“大先生啊,这世上的药,从来都是,只治能治好的病的。”

他笑了,哪能听不懂?他回答说,“老弟,我知道你不是神仙,开不出一剂起死回生汤。”

他躲进书房里,清理一些东西,书稿、讲义、讲稿,他一生的心血,点点滴滴,全在这里了,他一生的时光,也在这里了。他抚摸它们,爱惜地,一张一张掀动,和它们,作着告别。他清理架上的书,线装的,简装的,一本一本,都是老朋友,知己知彼的,不离不弃,陪伴了他几十年,也是恩深义重的。他心怀感激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再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又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忽然,一张纸飘下来,大蝴蝶一样,翩翩地,落在了地板上,落在他脚边。

是一张信笺,宣纸,上面有水印的字迹:不二斋。那是从前,他书斋的斋号。他拾起来,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这样几个字:

“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

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永不会发出的信,不知什么时候,藏在了那里,他的手,抖起来,他站不住了,几十年岁月,像浩荡长风一样,扑面而来,思念,扑面而来。他的眼睛潮湿了。

下一次,凌香来探望他和大萍时,他告诉凌香,下周,他要去省城,参加一个会议。他问道,“你能不能陪我去?”

那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务虚的会议,平时,大先生是不喜欢开这样的会议的,可这一次,他很踊跃积极。这踊跃的态度让凌香生疑。当他们父女俩终于坐在了开往省城的火车上时,凌香发问了:

“爹,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吧。”

大先生沉吟了一下,把眼睛望向了车窗外:

“我,想见你妈一面,行吗?”

20世纪60年代中叶,1965年,这个地处内陆的北方城市,没有咖啡馆,也没有茶座。他们两个人,大先生和梅巧,见面的地点,约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候车室。

这个城市,交通不算发达,它不在那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上,每天,从这城市过往的车辆,不算很多,下午,两三点钟的辰光,几乎没有列车在这里停靠,是候车室里比较安静的时候。

梅巧来了。

凌香推了推大先生,把远远走来的梅巧,指给他看。他看见了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径直朝他们走来,逆着光,朝大先生走来,16岁的梅巧,嘴唇像鲜花般红润,两只大大的清水眼,吃了惊吓,就像,鹿的眼睛。这幅画,在大先生心里,不褪色地,收藏了,四十多年,一时间他很糊涂,不知道,这两鬓霜染的老太婆和梅巧,有什么相干?

他听到凌香叫“妈”,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现在他们面对面站在了一个车站上。那永不再年轻的脸,衰老的脸,刹那间让他大恸。四十多年的时光,呼呼地,如同大风,刮得他站不住脚,睁不开眼。他们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对视了半晌,身边是来来往往的旅人。凌香说,“坐吧。”他们就都坐下了,左一个,右一个,中间隔着一个凌香。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是凌香先开了口,凌香说,“热吧?”

梅巧摇摇头,说,“不热。”

“我去买汽水。”凌香站起了身,走了。

头顶上,大大的几个电风扇,旋转着,发出嗡嗡的响声。一时间,有一种奇怪的安静,笼罩了,午后的车站。所有的声音都远去了,人声、车声、广播声,一切,一切,如退潮的水一样渐行渐远。只有他们裸露着,像两块被岁月击打的礁石。大先生摸索了一阵,从衣兜里,掏出烟来,是一盒凤凰,他夹出一支,递到了梅巧面前,说:

“抽一支吧?”

梅巧接了过来,说,“好。”

他自己,也夹出一支,然后,摸出打火机,打,打,却打不着。梅巧就从他手里,把打火机,接过来,一打,着了。蓝蓝的小火苗,悠悠的,那么美,那么伤感,楚楚动人,梅巧把它举到大先生脸前,他凑了上去,猛吸两口,竟呛出了泪似的。梅巧自己也点着了,他们就坐着,吸烟。

“你还好吧?”大先生开口了。

“还好。”梅巧回答道,“你也好吧?”

“好。”他说。

梅巧吐出一口烟雾,那烟,有一种辛辣的熟知的浓香,那是梅巧喜爱的味道。

“那些烟,都是你让凌香捎来的吧?”梅巧忽然问出这么一句话。

大先生愣了一下。

“还有那些东西?”

“不全是。”大先生忙纠正。

原来,梅巧心里也是明镜似的呀。知道得清清楚楚,那些救命的食物,那些粒粒赛珠玑的粮食,那些糕点、白糖,是出自哪里。她没有拒绝,心里是领了他这深恩厚义的。

“大恩不言谢,”梅巧眼睛望着别处,轻轻地,却异常清晰地说,“大恩不言谢。”她声音哽了一下。

“梅巧,不要这么说。”

“大先生,我不说。”

他们都不知道,此时此境,再说些什么。两个人,默默望着。他们要说的话,都化作了,袅袅香烟。他们跨过了34年的岁月,来在一个车站,好像就是为了在一起抽一支烟。一支烟抽尽了,大先生摁灭了烟头,说道:

“昨天,我去了趟头道巷,转了转,16号院子——”他顿了一顿,头道巷,16号,那是他们从前的家,“16号院子还在呢,做了小学校,不过那棵树,大槐树,多好的一棵大树呀,不在了,让人家锯掉了。”

从前,很久以前,她总是把大槐树的叶子,涂染成汹涌的澎湃的蓝色。那时她心里是多么不安分啊。梅巧笑了一笑。

“我知道,”她回答说,“锯掉好几年了,说来也巧,那天我刚好有事路过那里,成年八辈子也不路过一回,就那天,偏偏路过了——看见工人们正在那里伐它呢,两个人,扯着大钢锯,嗞啦,嗞啦,扯过来,锯口那儿,就留出一大串眼泪,嗞啦,嗞啦,扯过去,又是一串眼泪,我看得清清楚楚,老槐树哭呢……”

她不说了,别过了脸。

这脸,刻着时间的痕迹,岁月的痕迹,有了真实感。是梅巧,唯一的梅巧,老去的不能挽回的梅巧。午后的阳光,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她整个人,沐在那光中,永逝不返的一切,沐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远处,有一辆列车,轰鸣着,朝这里开来了,是大先生就要登上的列车,是所有人,终将要登上的列车。他眼睛潮湿了。

他想说,梅巧,下辈子,若是碰上了,还能认出你吗?却没有说出口。

作者简介

蒋韵,女,河南开封人,生于太原。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专中文系,曾任该校艺术系讲师。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红殇》、《栎树的囚徒》、《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小说集《我的两个女儿》、《失传的游戏》、《现场逃逸》、《完美的旅行》,散文随笔集《春天看开罗》、《悠长的邂逅》等三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获各种奖项,有些作品被译成英、法等文字在海外出版。现在太原市文联任职,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