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之人,无能之士——我读陶渊明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在这篇优美的《桃花源记》带给人们一种别致的美学感受的同时,文章的作者,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形象也浮现于我们眼前。

对于陶渊明,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的隐士思想。对于他的“隐“,历史给出的介绍时,他从孝武帝十八年初就职江州祭酒,到安帝义熙元年辞去彭泽县令归田。在经历了十三个年头的官宦生活后,陶渊明隐居不出,躬耕田园,自此过上了隐士之生活。这也是陶渊明留在历史中的几乎全部印记。

关于陶渊明的归隐,一千七百多年来人们对其给予了太多的赞扬。人们公认他是田园诗的开创者,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鼻祖。同时,他的辞官归隐也被贴上了与黑暗现实决裂,高风亮节的标签。应该说,陶渊明在身后享受了极大的盛名。

不过,从我的角度看,陶潜此人可以用两个看似对立的词语形容——高尚,而又无能。

说他高尚,自然是要肯定他的一些思想。可以说,陶渊明是那个混乱的历史时期中的清醒者,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官场之黑暗,前文中提到的《桃花源记》便是他对是非之洞察的明证。同时,作为一位封建知识分子,他认识到了田园生活所具有的美感,为我们留下“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等宁静淡雅、淳朴自然的名句。在这两点上,淡泊明志的陶渊明是高尚的。

然而,虽然陶渊明用自己的文字为中国文学史增色,但对当时危机重重的国家,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而言,他所能得到的评价只能是“元亮无能”!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都投身官场,以求建功立业。我愿下个断语,自幼聆听圣贤之道的他们,心中一开始应是都有着匡扶社稷的理想的。但在面对黑暗现实之时。这些士人会分化成三种。第一种,也是最多的一种,会被黑暗现实所同化,成为碌碌无为,只顾蝇营狗苟、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亦或是敢怒不敢言,只求几十年为官后平安告老还乡。第二种人会事实史诗之黑暗,愤而与官场决裂,挂印而去,寄情于山水田园、书斋字画,悠游自在,乐天知命。陶渊明即是其中之一。

对于第一种人,我无话可说,他们只能成为历史舞台的背景,被人们淡忘;亦或是罪大恶极、臭名昭著,被唾骂千年。而对于第二种人,他们的选择或许没有错,但在时代的背景下却显得苍白无力。就像陶渊明,虽与官场决裂,还将官场比作“尘网”,抨击弥漫其中的“俗韵”但事实却是,黑暗依然横行,现实依旧残酷,更多的人走向第一条道路,人们仍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之哀号、卖官鬻爵之奸笑混杂在一起,盘旋在所谓“世外桃源”之外,“乐天明志”也带上了讽刺的意味。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第三种人,他们与第二种人一样,认清了现实之黑暗,知悉了世界之残酷。但他们却不会就此离去,正相反,他们会将黑暗铸成武器:他人玩弄权术,就让自己成为更老练的谋划者;他人栽赃陷害,就让自己成为更隐忍的政治家;他人结党营私,就让自己成为时局最诡秘的操纵者。抛弃仁义道德的空谈,用黑暗对抗黑暗。但是,这并非堕落,当力量足够做出改变时,他们就会向黑暗宣战,用自己的能力去“攘除奸凶”,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学所言“致良知”者,莫过于此。历代名臣如姚崇、王安石、张居正等皆是典范。

与这种人相比,第一种人缺失的是信念,而陶渊明等第二种人,缺失的就是能力。在看清黑暗现实之后,没有人会选择即刻逃避,但不同的是,有的人会找到制胜之道,寻得在黑暗中生存的方法,去投身黑暗,然后照亮黑暗。而另一种人却走投无路,处处受排挤,难以适应,也就只好“挂印而去”了。

总而言之,正是陶潜的“无能”,使他离开了现实,从而成就了他的文学和“高风亮节”,但同时,他对现实的逃避,也印证了他的无能。

陶渊明,高贵无能一隐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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