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八

安娜·奥索雷斯在贝加亚纳家包厢的雅座(侯爵夫人从来不在那里就座)上坐下来后,楼上楼下的包厢里立即有人在嘀咕些什么,或在移动位置。人们好奇的部分原因,一是她长得俊美,二是她不常上剧院。另外,几周以前,大伙儿就在议论她,说她更换了忏悔神父,还认为她这次上剧院跟金塔纳尔先生想带她上外面走走的愿望有关。人们还在议论,讲经师会不会将她拉到自己这一派里,会不会通过她来控制堂维克多,就像他在卡拉斯皮克家干的那样。有几个胆大狡诈、自以为了解内情的人还对他们的好友低声耳语,说有人试图抵消教区法官对她的影响。

比西塔辛和巴科·贝加亚纳是能有根有据说话的人,但他们持慎重保留的态度。只有奥布杜利娅装做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一无所知。

“庭长夫人!哼,庭长大人还不是和一般女人一样……我们也不比她差。她只是生性冷漠,不好交际,加上她那种无可指摘的女人傲气,才使她变得含而不露。这么一来,大伙儿就不敢议论她……可像她那样的女人多着呢……”

凡迪纽夫人的这种不阴不阳的话几乎在哪儿都没人相信。但人们在责骂她胡言乱语的同时,却将她这番话传开了。奥布杜利娅说话从不思考,张口就说,有时说的和想的还不一样。她常常恶语伤人,而自己却没有发觉。她认为,庭长夫人最大的罪行(其实她也认为没有那么严重)是随大流。“在马德里和国外这算不了什么,但在斐都斯塔,人们一边假装对已很时兴的某些自由主义的行为惊慌失措,大声咒骂,同时,本人却又偷偷地那么干,真是俗不可耐。可是,对那些从不洗澡,只在给孩子洗澡时才用海绵的女人们能期待些什么呢!”奥布杜利娅和外地人说话时,总爱说斐都斯塔女人虚伪、不讲卫生,以发泄内心的不满。

“请相信我,”她一再说,“她们的身躯从来没有接触过海绵,平时洗脸就像猫一样,还像古代人那样欺骗丈夫,真是又脏又蠢!”

安娜多年来早已对人们那种好奇的、盯住不放的、冷漠的目光习以为常,所以,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散步时或剧院里遇到这种情况,她都不在意。但万圣节的那天夜里,她却以愉快的心情接受人们对她发自内心的赞赏,并不像以前那样将它看成是好奇、嫉妒、恶意的表示。打从堂阿尔瓦罗在广场上出现后,安娜的脾气变了,她好像从一个枯燥、寒冷、令人厌恶的地方来到一个充满阳光、温暖的场所。她将这种情绪上突然发生的变化迷信地归功于上天的意志,认为老天爷决定事物的进程,就像经验丰富的作家,对每个人命运中该发生的事做出安排一样。虽说她并不认为这种看法也适用于其他人,但用到她自己身上,她认为相当灵验。她深信,上帝经常在对她启示,让她有机会获得教益与忠告。这也许是安娜宗教信仰方面最深沉的东西。她相信上帝对她一生的行为、命运、痛苦和欢乐都给了直接的、明显的、特殊的关怀。没有这种信念,她就忍受不了在她悲伤、乏味、常常走错道路的一生中遭遇到的种种挫折。她认为,自己陪着一个庸庸碌碌、脾气虽好生活方式却令人讨厌、怪癖成性的男人生活了八年(那是没有爱情、没有火一般激情的八年),如果不想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是上帝在考验她灵魂的坚定性,那她早就没法忍受了。她相信自己的信仰正受到上帝那无形的眼睛的赞许。无所不见的上帝也在注视着她,对她表示满意。庭长夫人的虚荣心需要这样的信念,免得被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本性所动摇,走上歧途。

在讲经师的忏悔室里,她发现了“美好的灵魂”,发现了“超越斐都斯塔的精神”,她将这种发现归功于上帝,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的启示。

现在,安娜见到那个仪表堂堂、骑着高头大马(马的欢腾打破了令人忧伤的寂静)的人后,内心突然发生了巨变,她毫不犹豫地相信她内心发出的那种要独立,要爱情,要欢乐的呼声。她离经叛道的时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长。那天下午,她一直在想着下面的事:行尸走肉般过日子是荒唐的,爱情是年轻人的权利;斐都斯塔是平庸之地;她丈夫只是个令人尊敬的监护人,她只有为他保持躯体洁净而没有保持心灵洁净的义务。心灵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她丈夫甚至怀疑它的存在。堂维克多称为精神(这是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告诉他的)的东西就是她生命的根本,那才是真正的她。这方面的事她没有必要对他负责。“我要爱,我要爱一切,我要爱得泪流满面;我想做梦就做梦,我想梦见谁就梦见谁;我的身躯不作孽,但我要让自己的灵魂沉浸在幸福中。我想到那些事情,就感到愉快,而不懂那些事情的人却禁止我那样做。”这种种想法安娜觉得像旋涡似地在自己的头脑中飞舞,她已无法控制,好像是别人的声音在脑海里轰鸣,使她又害怕、又高兴。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头,但她为自己进行辩护,她在欺骗自己,让这种叛逆的思想自由发展。

她就这样来到剧院。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对堂阿尔瓦罗和堂维克多的请求让了步。虽说她怕这实质上就是某种约会或承诺,但她还是去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穿衣镜前时,觉得镜中的安娜要她做出解释。她自言自语地说道:

“好吧,我去。不过,我这次去显然要对自己的名誉做出保证,我不让那个人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权利。我不知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突然侵入我干枯灵魂的这股自由风会刮到什么程度。不过,我去看戏本身就证明那儿不会有任何有损我尊严的任何约定;我离开那儿时,名声也不会遭到损害。”

经过考虑,做出决定后,她便竭力梳洗打扮得漂亮些,头脑里不再怀疑堂维克多喜欢的卡尔德隆和莫雷托①诗中的那些荣誉、危险和保证之类的事儿了。

①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贝加亚纳家的包厢紧靠着舞台前部的包厢。斐都斯塔人管包厢叫“口袋”,因为它和其他包厢有一道板壁隔开,显得比较隐蔽。对面是梅西亚和俱乐部其他几个高雅人士的包厢:几个银行家、一个有爵位的人和两个从美洲回来的人,其中的一人准是堂弗鲁托斯·雷东多。此人有戏必看,而且喜欢诗歌。正如他自己说的:“诗和拥有健壮的身体,是两件大事。”他还以数百万比索作后盾,宣称自己是戏剧方面的一流专家。“我没有看出什么名堂,”这是堂弗鲁托斯常说的一句话。这句不怎么文雅的话,是他从一份严肃的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学来的。“我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每次他评论一出没有教育意义的戏就这样说。反正他只要“看不出什么名堂”,就责怪作者,甚至说作者辜负了广大观众,让他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堂弗鲁托斯处处都想“得到好处”。下面他说的话就足以证明:

“什么曼里克爱上了莱昂诺尔啦,公爵钟情于某某夫人啦,无非都是为了个女人在你争我夺,直到她和那个不修边幅的诗人跑到另一个地区。这说明了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们就不说堂弗鲁托斯对剧本像吵架一样进行严厉的批评吧。现在说说堂阿尔瓦罗。他的包厢最引人注目,吸引了老妈妈和姑娘们的目光,甚至吸引了斐都斯塔一些公子少爷的目光。这些公子少爷不指望在那高雅的一角受人青睐,因为这是以自由党头儿为首的见过世面的人的天地。那些年轻人大部分在马德里生活过一段时间,至今还保留着在那儿学到的习惯、举止和表情。他们模仿马德里某个俱乐部成员的行为,在包厢里大声交谈,有时还和演员对话,向合唱队员和舞蹈演员说恭维话或下流话;他们嘲笑舞台上出现的那些衣冠不整却浪漫情调十足的角色。在家庭道德方面他们都是怀疑主义者,不相信妇女生来就贞洁的说法。关于这方面,堂弗鲁托斯也不例外。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信念,轻视真正的爱情,却一门心思、全力以赴地勾引女人。他认为,一个见过世面的男人没有情妇是无法生活的。像他那样的人都有情人,而且都是轻而易举搞到的。女演员们出于虚荣,模仿大城市腐朽的习惯,吞下了他们的诱饵,被他们勾引到手。被淘汰的女舞蹈演员、嗓子有病的女歌手、年轻时多愁善感的中年演员,都是他们追逐的对象。他们讨好她们,送东西给她们,玩腻了就抛弃她们。这些人大多是无能之辈,如果不是凭鼓鼓的钱包,如果不是被追逐的女人容易上钩,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