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的滋味

1976年秋,中国人都忙着防震、抗震和关注“文革”局势,我却忙着当新郎,而且是八方找烟票、四处借糖票。没办法呀,我都34岁了!

本打算国庆完婚,不料,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幸在9月9日逝世,举国哀痛。我没有兴致。更没有胆量按“既定方针”入洞房了,只好把婚期往后挪。

眨眼过了10月上旬,我实在是稳不起了。急得像火烧屁股般叫嚷:“再不结不行了!”这绝非本人打熬不住,也非父母亲友催促,更不是妻子身上“有了”。然而情况确实十万火急——糖,在化了;烟,快发霉了;熬夜炒的瓜子有点粘手了……于是当机立断:虽然亿万同胞情绪不好,但本人却必须立刻结婚。

婚礼当天清晨,蓉城里突然锣鼓喧天,大街小巷竟然塞满了欢乐的队伍。一问,才知道是在举国欢庆打倒“四人帮”!哈,我居然歪打正着地选了个绝无仅有的好日子。看来,我可以堂而皇之地热闹一番了。然而,妻子的半句话:“唉,你那点烟糖……”又浇了我一头冷头。来帮忙的朋友们听了后笑我多虑:“怕啥子?‘节约闹革命’!”

午饭后,窄小的新房热闹起来,借来的“红灯”牌收音机和请来的男女宾客,用欢歌笑语为我营造着欢乐的氛围。我那群干练的男子招待在为来客敬烟上茶后,还不时地互相传达临时总管的“口谕”:“态度要热情,烟糖要控制。”真难为了这帮朋友,他们脸都笑烂了,就是难得“务实”。烟,点发;糖,点散;瓜子不停地抓;开水不停地掺;龙门阵不停地摆……要烟糖么?比割他的肉还恼火。有的甚至还对“不识相”的生面孔采取怒目“政策”。此举果然奏效,不但来客闭嘴歇手,而且有两个小孩还哭叫着要回家去。唉,惭愧啊!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惟有出此下策。

入夜,大院空坝灯火通明,200多位来宾围成厚厚人圈,婚礼开始了。我们夫妇一边羞羞答答地表演着各种节目,一边又提心吊胆地扫瞄着客人席上的烟碟、糖盘。因为,我们那点东西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关键时刻,幸好文艺圈的朋友们登场献艺了。转眼间,精彩的曲艺、舞蹈和音乐节目鱼贯而出,弄得全场掌声如潮、欢声如雷。这情景甚至引得邻近的高楼住户也倚窗观赏。一友人也趁机在我耳畔打趣:“这一演,给你节约惨了!”

深夜,送走客人后,我与朋友们清点剩余物资。好悬啊!烟,剩了19包;糖,仅余7斤6两;葵花子剩得最多——10斤2两3钱,无意中,我把我几个数字念了一遍,心里突然一动:哈哈,把它们连起来恰恰是我的婚礼日期——1976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