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遣兴(录二)》原文+鉴赏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多为绝妙词。

【鉴赏】

这两首诗,是从《遣兴》二十四首中选出来的,它形象地描述了袁枚的认真写作态度和创作观点。袁枚写这两首诗时,已经七十六岁 (乾隆五十六年,公历1791年)。可以说,它是袁枚一生诗歌美学观点的形象概括。由于它是诗歌艺术,因而必须富于形象性,由于它要表述诗学观点,因而必须富于概括性。因此,它体现了形象性与概括性的有机统一。它是融会在遣兴的抒情笔调之中的。所以,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情感的。它寓理于情,以情显理,情理交融,亦情亦理。它是诗化的悟性,又是悟性的诗化。我们似乎也可说它近乎哲理诗。

袁子才乃是风流倜傥的才子,酷爱写诗,居然也感到下笔困难,岂不怪哉?难道他没有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才思?难道他捉襟见肘、文思枯涩?若作此种理解,那就误入歧途了; 稍作揣摩即不难看出,这是表明了袁枚严肃的创作态度。袁枚虽然才思敏捷,但在写诗时,并不像平时喝茶那样容易,而是匠心独运,经过千锤百炼的。他熟知中国文化典籍,先辈艺术大师的创作经验对他产生过很深的影响,因而他下笔时,不是轻率的、草草了事的,而是认真的、深思熟虑的。杜甫云: “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 (《解闷》)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些,都是诗化的创作体验,对于袁枚当然要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故袁枚在写作时权衡损益、斟酌浓淡、反复琢磨,所谓“一诗千改始心安”是也。

袁枚是注重文采的诗人,他在表现哲理、抒发情感时,总是把握着诗的形象特征的,因而他在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时,便运用了比喻,把自己说成是“阿婆”、“初笄女”。前面已经说过,袁枚此时已逾古稀之年,故戏拟“阿婆” 的心态,是贴切的。老太婆梳头,一丝不苟,仍然像刚刚成年 (及笄)的女子,头未梳成,是不让别人看的。袁枚修改诗稿,也是如此,不到改好,也是不愿拿出来的。人到老年,还有一颗童心,莎士比亚称之为“返老还童”。所谓老天真,所谓老少年,就表明了老人的赤子之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袁枚却以少年女子精心梳头的情状自况,既真实地描述了他年迈的心态,又加强了他那诗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年刚及笄的女子,才华出众者,代不乏人。年未及笄者,也有能诗之才女。《随园诗话补遗》卷五中说:“‘钱林,字昙如,吾乡玙沙先生之幼女也,年未及笄。《偶成》云:独坐西窗下,萧萧雨不成。芭蕉三两叶,多半作秋声。’《落花》云:‘觅路乍迷三里雾,含情如怨五更风。’皆佳句也。”(《随园诗话》下,第678页,袁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个故事,有助于理解袁枚写的《遣兴》诗。

袁枚不仅提倡改诗,而且重视性灵。因此,他强调:“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寻诗”,表现了对诗的境界的执著追求;“有诗”,显示出诗的创作的收获。从寻诗到有诗,是个艰辛的磨炼过程。寻诗的目的,是为了有诗;有诗的关键,在于寻诗。在探索中,既要仰仗修改,又要依靠性灵。李商隐《无题》诗云:“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所谓灵犀,乃是指犀牛角中心有一条白色的纹路,直通两头,故曰“灵犀一点”,这是袁枚所师宗的性灵,故曰“是吾师”。其实,袁枚所提倡的“灵犀一点”与李商隐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并不完全相同。袁枚是用创作实践(写诗)去印证他的性灵说的,因而不仅有其情感的丰富性,而且有其理论的深邃性。所以,光是皮相地一般地描写夕阳芳草,并无多大意义,必须懂得运用,以显现人的性灵,则才可成为绝妙好词。总之,袁枚的“灵犀一点是吾师”,就是诗化的性灵说。

性灵说看起来很玄乎,其实是有其实际内容的。它提倡真情实感,机灵活泼,新颖独特。所谓真情实感,就是写作时不矫饰,戒虚伪,要表露自己的心声。他在《续诗品三十二首》中将“葆真”列为一种风格,来阐明真的要义。他说:“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征典求书。”这种状态,便是失真。所谓机灵活泼,就是要写出活泼流动的生机来。他说:“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随园诗话补遗》卷五·十七)这种“立”,便是活的表现。所谓新颖独特,就是有独造性,不陈旧,不落套,不人云亦云。他说:“司空表圣论诗,贵得味外味。余谓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乡党》云: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则不食之矣。’能诗者,其勿为三日后之祭肉乎!”(《随园诗话》卷六·四七)又说:“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续诗品三十二首·著我》)这些都是求新的意思。

袁枚的性灵说,虽以求真、求新、求活为具体内容,但却染上了神秘的色彩。他说:“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续诗品三十二首·神悟》)这里所谓的性情,是属于性灵的,它与神相通,足见其玄妙了,也可看出“灵犀一点”与“神悟”的关系了。

但性灵又不能完全从神悟中得到,它与后天的琢磨也有关系,故袁枚又提出“勇改”的口号。他说:“人贵知足,惟学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传。”(《续诗品三十二首·勇改》)这里所说的“人功”,是指写诗时的“勇改”之功;怪不得诗人在《遣兴》中高呼“一诗千改始心安”了。

通过以上论析,不难看出,袁枚在《遣兴》二首中所提倡的,一是尚勇改,一是崇性灵。这两者又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