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望徐郎中》原文·石湾

在我家乡,从前都把中医称做郎中。我伯父原就是学中医的,学成之后,没当几年郎中,就英年早逝了。而伯父去世之后,在苏州中药铺当学徒的父亲,就回乡务农,撑起了家业。因此,我父亲与四乡八邻的郎中大都熟识。村上有人病了,求医前常来向我父亲咨询,找哪个郎中、到哪家药铺买药好?于是,我孩提时就常听父亲说,方圆20里地之内,外科数钱郎中最好,而内科,首屈一指的是徐郎中。

去年秋天我回家乡小住,有天与大弟一起去寻我俩的母校修善寺初中的旧址,车过安家舍时,他说徐郎中就在这小镇上住,哪天你去看看他吧?我说徐郎中还活着呀?该是百岁老人了吧!大弟说,与父亲同辈的那个老徐郎中早过世了,健在的徐郎中是他的儿子,是你修善寺初中的同班同学,可能比你大一两岁吧,70出头啦!

我1956年从修善寺初中毕业后,再没有回过母校,55年来,除3个与我一起考进苏高中的同学外,徐郎中是我第一个知道下落的同班同学,我当然要趁此次返乡小住之际,去会会他了。小弟媳告诉我,徐郎中虽然早退休了,但每周还有几个上午在镇医院出专家门诊,前两年曾请他看过病,开过方子。这样,第二天我就按小弟媳提供的地址,到小镇医院去找徐郎中了。

我走进徐郎中的诊室,已是10点多钟,满头银发的他正聚精会神给一位病人号脉,我就在一排候诊椅的最末端悄悄坐了下来。他对桌坐着一位中年女医生,看来是他的助手或是徒弟,把他口述的病人症状和逐一报出的草药名和用量记录到方子上。看他一连瞧完了3个就诊者,临近11点钟,他才得空问我:“你看什么病呀?”我说,我没病,是专门来看望你的,我俩是初中的同班同学,55年没见了,你还能认出我吗?他端详我片刻,摇摇头说:“认不出了。”随即他又问:“你是哪个村上的人?”我回答:“石庄。”我话音未落,他就说:“我知道啦,你现在是作家,用的笔名叫石湾,对吧?”我反问:“你怎么知道的?”他笑道:“十多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署名石湾的文章,写到1953年他父亲从石庄送他去修善寺中学上学的情景。我就想这作者一定是我的同学。但是我苦思冥想多年,怎么也想不起同学中有一个叫石湾的人。巧啦,你的弟媳有次来看病,得知她来自石庄,我就问她,你们村上有个叫石湾的人吗?她说,有呀,他就是我丈夫的大哥呀!”

对于我的到来,他喜出望外,显得分外激动:“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都还是不懂世事的少年郎,没想到再见面时都成白头翁了。历次政治运动中,数我们这代人吃的苦头最多啦!”接着,他向我倾诉了别后的遭遇。

初中毕业之后,他考取了隶属化工部的连云港技校,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令人羡慕的事。因为技校一毕业,国家就分配工作,转成城市户口。不像读高中的同学,若考不上大学,就只有回乡当农民。他从技校毕业之后,果然就立即分配到徐州的一家化工机械厂工作。但是,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所以,进厂之后,一起分配来的十多个同学,不是安排在各个科室当科员,就是到车间当技术员,惟有他,竟然只能在铸造车间当翻砂工。一个十八九的壮小伙,干苦力活锻炼锻炼,倒也承受得起。没想到遇上1960年“自然灾害”,按理说,他的粮食定量应该与同等工种的工人一样多,但偏偏他的定量却依然是按技术人员核算的,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时候,每天只有7两地瓜干。苦熬了一年,终于有了探亲假。谁知他心切切跨进家门那一刻,就被他母亲拦住了,喝问:“你找谁呀?”他当时面黄肌瘦,母亲根本认不出是亲生儿子回来了。当天晚上,在外行医的父亲见到他后,抱着他痛哭了一场。父亲心疼儿子,哭过之后对他说:“你这样在厂里干下去,不累死,也得饿死。趁早别干了,回家来吧!”就这样,他听了父亲的话,从工厂辞职回了家。他爸说:“你这么瘦弱,也种不了地,就跟我学医吧!无论什么年代,救死扶伤,医生总是会有饭吃的。”

从1961年开始,他跟父亲学了5年医,没想到刚有了“小徐郎中”的名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席卷而来,把他父子俩的“饭碗”砸了。取而代之的,是贫下中农出身的所谓“赤脚医生”。

他说到此,我不禁想起了一件至今仍不寒而栗的往事,就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说,1970年夏天,我已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多,妻子也接到了下部队改造、锻炼的紧急通知,只得把尚未断奶的女儿送回老家托我母亲抚养。哪知,我女儿因水土不服,刚送回老家不几天就病了,只得请村上的“赤脚医生”来诊治。岂料“赤脚医生”给我女儿打了一针青霉素后,不仅女儿仍高烧不退,而且臀部打针的部位肿起了一个大包,疼得她哇哇大哭,还突然抽搐起来。我父亲傍晚收工回到家,一看情况危急,含泪抱起孙女,一直小跑了两里多路,去找到邱庄的谢郎中。谢郎中一看我女儿臀部上方的肿块,发现是“赤脚医生”不仅把打针的部位找错了,而且注射的青霉素剂量是成人的标准。他连忙含上一口烧酒,用嘴把我女儿臀部肿块里的青霉素一点一点吸吮出来。谢郎中对我妻子说,幸亏你们来得及时,再晚个把小时,孩子的性命怕就难保了。我妻子感动万分,扑通一声,跪在谢郎中面前说:“叫我怎么感谢您啊,好大夫!”谢郎中连忙扶起我妻子,说:“我和你公公、婆婆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了,千万别说感谢的话。你不知道,我家的成分是地主,造反派早已勒令我停止行医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声张啊!‘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可得罪不起呀!”……

听我讲完这件事,徐郎中感叹道:“我和我父亲,‘文革’中的遭遇比你说的谢郎中惨多啦!就是因为有人偷偷找上门来,请我们出诊,被造反派发现了,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告到公社,公社的造反派头头,带了一帮子人来批斗我们父子俩。那造反派头头就是你们石庄大队的,他手执一根扁担,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再敢出诊,不一扁担把你们劈死,也得把你们的腿打断!”

我告诉他,那个造反派头头,“文革”初期我回乡探亲时曾见过一面。此人当时是石庄大队的党支书,正鼓动几个年轻造反派要把我父亲定为漏划地主,并把我叫到大队部训了一次话,要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还威胁我说:“你若不与你父亲划清界限,我就以大队全体贫下中农的名义,写信到你所在的工作单位,让你乖乖地回乡来‘吃老米饭’(即当农民)!”

他颇感惊讶:“真没想到这家伙还整过你们家。”

我问:“‘文革’结束之后,你和他还打过交道吗?”他答:“这家伙挺能钻营,后来居然还到别处混了个副镇长。有一次他到医院来探视一个住院的亲友,见我穿着白大褂,有些愣神。我可对他不客气,说:‘你看我穿上这白大褂不顺眼是吧?告诉你说,通过卫生系统的专业考试,我早就拿到中医师的证书啦!’他没敢应声,灰溜溜地走了。最近听说,他头年刚退休,就查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

我说:“他可能不会想到,你的腿不仅没被他打断,而且至今还挺硬朗,古稀之年还能照常出门诊……”他笑了笑,指着对桌的女大夫说:“她是我女儿,是医院在职的大夫。我现在每周在这里出4个上午的门诊,不瞒你说,一是因为找上门来请我看病的人还很多,二是我想再带带我女儿。”

“老徐郎中带出了小徐郎中,小徐郎中再带出个女徐郎中,多好哇!”我真为他的仁心不老和祖传的医术有人接班而深感欣慰。